我的文革（30）
时间进入十二月下旬。此时血防站正、副站长都已下了“楼”，杨桃源、黄虔生这两个重点批判的人大会小会也批了几次，运动接下来的项目就是要求每个参加运动的人都要写一份“自我小结”。小结中不仅要填写家庭成份、父母和家庭人员状况、重要的社会关系，本人的经历，参加过什么组织，受到过什么奖惩，以及对这次运动的认识。工作队再次告诫大家：“写小结要端正态度，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毫无隐瞒。有些人思想上、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组织上不是不知道，组织上都知道；但小结中你写不写，反映了你的态度，反映了你对党和组织的态度是否忠诚老实，反映了你对自己错误的态度敢不敢正视它，有没有改正决心。那些发霉、发臭、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有把它公开出来，晒晒太阳，消消毒，你们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从新出发干革命。”对这一番话，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所谓“组织上都知道”那是有几分虚冒的，无非是要你将组织还不知道的事情自己交代出来。
运动写小结在我而言是第一次。而且小结白纸黑字交到组织手里，与在小组会上口头说说也有很大差别，古话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转”，因此大家更感到压力沉重。究竟应怎样写，经过了这么多天的运动我并非一无所知；不过，到具体落笔时还是很费斟酌。很多人的思想其实都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害怕运动整到自己头上来，害怕交待了问题反而变成“自投罗网”；另一方面又害怕不向党坦白，被别人揭发出来或工作队查出来，会罪加一等。即使像我们那样的年轻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非常简单，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一旦写了不当说的话交到工作队、党支部手中，被抓住把柄，后悔也来不及。考虑再三，我决定了写“小结”的两条原则：第一，要尽量避重就轻，没人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说。第二，文字上要尽可能地干净利落，不留“后遗症”。能不牵涉的人，决不将他牵进来；说什么事情，尽量不留任何可以让人钻“空子”或节外生枝的地方。就我来说，当时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前几年我曾向公安局申请过要去香港。虽然，这申请是向共产党的公安局申请，正大光明，不是投敌叛国。但若是有人故意要上纲上线与你过不去，也不是不可就这一点来批判你。我当时估计站里无人知道，就矢口不提。我在小结中交待的问题就写了二条：一条是曾经叫一个地主婆邻居为“婆婆”。我自我上纲说这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另一条是拿用公家的白纸写过几封信，“占了公家小便宜”。但是，在交待家庭成分写到父亲时，我也犯了一个错误。当时的社会，中共提倡剥削阶级的子女要与家庭划清界线，要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否则就是“划不清界限”。若再严重一点，那就是“坚持反动立场”，就是“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或因为受骗，或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违心地表示自己愿意跟党走，与反动家庭决裂。其中有的与家里断绝关系，不再有来往；也有的在政治运动中痛骂父母，甚至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我掂量再三，觉得不骂父亲几句，无以显示我的觉悟，恐怕反而不妙。于是我在小结中骂了父亲是一个“万恶的资本家”。尽管我这么做是出于“糊弄”组织的心态，但儿子骂父亲“万恶”，这毕竟是违逆人伦的事情。况且我父亲根本也不是什么“万恶”的人，因此在落笔时我内心很痛苦、也很犹豫。但是，我最终还是这样写了。我深怕不这样写过不了关，领导一眼就会看出我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然而事后我又很后悔，责备自己不加“万恶”这两个字是不是就一定过不了关呢？即使领导看出我在家庭问题上立场不够明朗，又能拿我怎样呢？最多是临时工也不让做。我很痛恨自己一时的糊涂和软弱。这件事，除了单位领导知道，我父母亲都不知道，家里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但纵然是“天不知，地不知”，我自己的良知知道。几十年来，一想起来我就内心不安，万分愧疚。这是我无可宽恕，也无可救赎的罪孽。
小结上交以后，我不知道工作队和站领导对我的小结会有些什么看法。有一天张宜将我叫到党支部办公室内问话。我心里惴惴然，不知他会问些什么。结果，他问了我哥哥、父亲去香港的经过。我如实说了。我想这些情况公安局都掌握，我没有必要隐瞒说谎。他没有问我申请去香港的事情。我无法肯定他是知而不问，还是因为不知而不问。反正他不问我就不说。就这样，他问了几句后就结束了问话。走出办公室，我如释重负。
这里我要申辩几句，写小结尽量不留后遗症，这不是我狡滑，而是中共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言而无信，无数的惨痛教训教会人们的。我一个同事就因为在“四清”写小结时忽视了这一点，写了不该写的东西，后来在文革时造成了惨剧。这件事我是在文革时听那个同事的妻子说的。我这个同事，家庭成份本是中农。“四清”写小结时他自以为对党应该忠诚老实，毫无保留，就将他年幼时的一个模糊印象也写了进去。他说他仿佛记得小时候有农民来他家里交租米。但又说当时他年纪还小，也有可能记错，要求领导帮他查清楚。大约当时组织还来不及调查文革就开始了，但这个疑点却已在他的档案中记录了下来。正如广东话说的那样“有杀错，冇放过”，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个疑点就成为工军宣队和站革委会排查“阶级敌人”的一条线索。组织上派了人到他家乡去外调。如果，去外调的人能实事求是地查，真相不难明白。但可恨的是外调的人或许求功心切，或许满脑子阶级斗争的极左思想，以为这是儿子主动交代的还能有假？硬逼他的母亲承认当年确实收过租米，是漏网地主。他母亲再三申辩，外调的人不信，还拍桌子训斥了她一顿。结果等外调的人一走，他母亲就愤而自杀身亡。这件事后来才弄清，原来我这个同事记得的农民来家交租米，其实不是他家，而是隔壁一家人家。一言不慎，葬送了自己母亲的性命。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么！因此所谓“对党忠诚老实 ”，说穿了不过是党对人民挖的陷阱，安排钓鱼上钩的“诱饵”。党要求我们人民“对党忠诚老实”，那么我们也要反过来问一句：你党对我们人民忠诚老实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