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9）
（九）人人过关
在两位站长作了第一次大会检查以后，群众的“洗手洗澡”也开始了。运动进行到这个阶段 ，大家的感受就没有前一阶段那样轻松了。小组会上的气氛立刻严肃了许多。工作队要大家不要有顾虑，有啥说啥，有问题只要说清楚了就是了。他又说这也是考验大家对党是真的忠诚老实，还是三心两意、假心假意的时候；说有问题的同志要敢于面对现实，下决心，要“脱裤子割尾巴，不怕痛也不怕丑”，要“竹筒子倒豆，一点无保留”。虽然，这个工作队员说这些话的时侯态度平和，不是凶巴巴的，但大家都体会得到这些话背后的份量。因此工作队讲话以后，没有人接茬。大家都沉默着，有的闷头抽烟，到后来连抽烟的也把烟揿灭了。气氛一时变得十分沉重。但不说话、僵在那儿也是不行的，后来实在憋不过去了，只好仍然是党员组长带头，进行自我检讨。
曹洪健先咳嗽清了一下喉咙，然后征询似地望了大家一周，用他带有浓重苏北腔的普通话开始检讨起自己的错误来。他先说了对运动的认识，说了一通运动的伟大意义；接着说运动对自己的触动。他说长期以来自己身上一直存在严重的“国民党作风”，工作作风粗暴，命令主义，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对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严重损害了党的事业和形象，决心今后严格注意，认真改正等等。曹洪健说完以后，其他“老血干”也一个接着一个检讨自己，然后是已经转正的“小青年”，最后才是我们临时工。
听着前面人的检查，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交待的问题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都煞有介事地上纲上线，将错误性质说得很严重，说自己教训很深刻、心情很沉重，表示决心改正等等。我不知道这是真没有问题，还是避重就轻在应付工作队。在这次“四清”运动开始阶段，我就听见一些“老血干”在闲聊时说起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事情。当年“反右”开始时是说帮助共产党“整风”。党支部动员大家向党提意见，说这是帮助党改正缺点错误，要求人人都至少要提几条意见。提了，是真正的爱党；不提，就是怀疑党的诚意，与党离心离德。又说提意见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党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的精神看待提意见同志的。党对提意见的人保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给穿小鞋”。总之，是逼着大家向党提意见，写大字报。可是帮助党“整风”没几天，“反击”就开始了。许多提意见的人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遭到批斗。其中部分人后来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间还有一件“老血干”们记忆犹新的事：那时候上级还有一个按百分比摊派“右派”名额的事。本来，血防站的“右派”名额已经如数完成，但全县教卫口各单位上报的右派总数按比例还少一个。少一个是因为县新华书店少划了一个。县委领导找书店领导要他严格执行上级指示，按计划完成划右派任务。这个书店党支部书记却向县委说：无论如何再也排不出哪一个人可划右派了。党提倡实事求是，我终不能把不是右派的好同志划为右派。因为新华书店党支部领导坚决不肯再多划一个右派，而且这个领导据说革命资历很老，县委也拿他没办法。这样全县教卫口划右派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县委无法向上级交账，结果他们不知怎么看中了年轻的张宜，要他在血防站内再多划一个右派以补全县“右派”名额的不足。当时县委是怎样向张宜说的大家也不清楚，总之是他接受了上级党组织交给他的这个“艰巨任务”。但血防站内也很难再划一个右派了，怎么办？结果他去动员一个运动中本是反右积极分子的人来当“右派”，说是为了顾全大局。而那个人竟然也傻兮兮同意了。结果运动后期处理右派分子时，那个补充“右派”被 “清洗”出了血防站，安排到县城南门外的种畜场去养猪。国家干部的身份也没有了，工资减去一大截，至今年近四十仍孤身一人，讨不到老婆。从这些“老血干”的话中，我领悟到的教训是千万不能相信工作队的话，共产党答应的事是说变就会变的。因此对共产党的运动，要一千个小心，一万个小心。有了这些前辈传授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又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发言的，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也有样学样，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应付过去。
等到所有人都交代过一轮以后，渐渐地，在主持学习的组长引导下，有几个“老血干”开始成了大家“帮助”的重点对象。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因为人人都在观测领导的意图，谁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而党员干部的动向就是党支部的风向标。因此只要主持会议的组长或被大家公认的“积极分子”主动要求某人对某个问题再说说清楚，或在某人检讨时不断追问问题，大家就明白了此人大概率会是领导划定的运动重点对象，于是也就跟风批判。虽然不都是抱着落井下石的心态，至少也要藉此表明他们与重点“帮助”的对象不是站在同一政治阵线上的。
我们小组第一个被“帮助”的重点对象是杨桃源。就是那个曾经来徐泾听取我们座谈一年工作体会的人。他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身材颀长，前额宽广，有一双大而圆的眼睛，目光中时时会露出一丝天真来，说话、动作有时会有一点神经质的抖嗦。这种气质的人犹如鹤立鸡群，总是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但聪明外露，城府必然不深。他是站里出名的“才子”，常在《健康报》上发表文章，本县白鹤镇人，还没有结婚。他的未婚妻是白鹤农村的回乡知青，一九五八年时在血防站也当过临时工。我估计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相爱的。这让我既有点奇怪，又有点敬佩。按他的条件，找一个城里女子结婚不是难事，且一般人多不愿与农村户口的联姻，可他却不计较这些。从这一点看，他应该是一个爱情至上且忠于爱情的人。
那天听杨桃源自己所做的检讨，他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不服从分配，第二是有成名成家思想，第三是骄傲自满。一九五七年，苏州医专有十几个毕业生分配来青浦（当时青浦还属于江苏省苏南行署），杨桃源是其中之一。这批人到县里后，大多数人被分配在县医院当医生，其中杨桃源，宋万晟、程君溥、雷正华、朱首亮他们几个被分配到县血防站搞血防卫生工作。虽然进医院也好，来血防站也好，都属国家干部，工资也一样，但是搞血防卫生专业性不强，一靠嘴巴，二靠腿——这也是人们不称他们医生而称“血防干部”的缘故；而且这种工作多是要去求人家的，不像当医生有处方权，可以替病人开药开病假条，多是人家求他，社会地位相对也高一些。所以开始时他们几个都不肯去血防站报到，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到医院去。他们几个人私下还“约法三章”，表示要共同进退。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是杨桃源，其次是宋万晟。他们两个在学校就是好朋友。却说这种“不服从分配”的事情，在现在看仅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却有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共要求所有人都要对党绝对的服从，“自觉地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将它按在那里，就在那里起作用”， 不允许所谓的“个人主义”。尤其几个人订立攻守同盟统一行动反抗党的旨意，更为党所忌恨，动不动就会将问题性质上升到“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那样的高度去。而且当时还正在“反右”运动中。因此不多久宋万晟就顶不住压力，一个人偷偷地去报了到。“同盟”被从内部攻破，其他人也只得就范。当时这几个人都挨了组织一顿批评，总算没有进一步处分他们。不想事情已经过去八、九年，现在又重被翻出来批判。听了这些，我内心其实是很体谅他们当初不愿来血防站的心情的。即使现在，我想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医院工作，他们仍然会选择去医院。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同党组织对抗怎能获胜？而且血防卫生工作终归要有人去做，不是你去，就是别人去，组织点到你名，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了。不过因此之故，我开始对宋万晟产生了恶感。因为以我的看法，即使你抵挡不住压力要去报到，也应该告诉大家一起去报到才是，怎么可以一个人偷偷地去报到呢？这种做法若在革命年代岂不就是叛徒？
杨桃源被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说他有严重 “个人奋斗”、“成名成家” 的资产阶级思想。据杨桃源自己说，他很喜欢文学，曾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还在医校读书时他就写过一本小说。不过，他将书稿寄到一家出版社后，出版社并没有将书稿出版，也没有将书稿退还给他，而是把书稿寄回给了学校。出版社在给学校领导的信中还批评了他一顿，说他思想有问题，要求学校严加教育。（出版社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正常的反应。不久就会看到，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与出版社其实是同一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卫士。此处暂不多谈。）杨桃源的书稿究竟反映了他什么思想问题呢？他在检讨中没有说，连这书稿写的什么内容也没有说，因此我不知道出版社的批评是指书稿反映的思想有问题，还是说他写书就是有思想问题。反正自一九五七年中共狠批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了青年作家、右派分子刘绍棠的“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的口号以后，一般不是奉官方之命写书的人，都会被视作在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 的道路。
听着他的检查我暗自思忖，他的这种“错误思想”其实我也有一些。我一直觉得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上做一个成功的人，这才不枉为人一世。谁甘愿碌碌无为一生？谁不想成名成家？读小学时老师要大家说说自己长大后的志愿，几乎所有同学都说要当什么科学家、作家或战斗英雄的，也有说要当一个医生、老师或“工人”的（那时工人的政治地位很高），几乎没有一个学生会说自己长大了要当一个农民或一个商店售货员的。难道有这样的志愿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大家都不想成名成家，任凭由他人来安排他的人生道路，以做工人农民为荣，这样的社会势必缺少发明创造，社会怎能进步？我又想，是不是今后的发明创造都要靠集体力量而不是个人？但为什么靠集体的就是对的，靠个人的就是错的？这中间的道理是什么呢？说能说清楚呢？对此，我感到十分困惑。
联系到我自己，由于我不能升学向科学方面发展，因而有时觉得走“高尔基道路”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现在看来这也是个人成名成家的道路。而且我自问走“高尔基道路”首先要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而我连杨桃源那样的才华也没有，他尚且不能成功，我又怎能成功呢？还有，走“高尔基道路”要有高尔基时代的社会环境，可现在还有这样的环境么？高尔基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流浪，到处可以找到工作生存下来，因而他接触到了社会的许多方面，成为他文学的题材；可现在我们当一个临时工都要经过政府的安排，出门住宿要有介绍信，吃饭不仅要钱还要凭粮票，“走高尔基道路”岂不是白日做梦？因此杨桃源的被批判也引起我的警惕，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非但个人奋斗的道路走不通，而且十分危险。他就是我的前车之鉴，我怎么还能继续走那条路呢！所以杨桃源被批判，无异对我也是一个极严肃的警告。
此外，杨桃源在检讨中也谈到他的狂妄自大恶习，说他常常看不起别人，尤其鄙视那些“蠢笨”的人。如他经常称一个分配在人民医院的女同学是“揩台布”，因为她在学校时成绩极差，讥笑她只配做擦黑板的。他又说他特别崇拜陶渊明。刚巧他的名字中有桃源二字，暗合陶渊明的名著《桃花源记》，因此他刻了一方印章，自称“渊明家子”，以风流名士自许。在检查中他解释说，古代还有人自称“家狗”的，他自称“家子”，已经有点狂妄自大了。大家听他在检查中还这样说，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倒不知怎样去“批判”他了。
虽然，杨桃源那时正在被批判，但我私心还是很钦佩他的，觉得他确实有才华，在血防站的员工中是出类拔萃的。当时，杨桃源一面是站里的“四清”重点“帮助”对象，一面仍在《健康报》上发表文章。报社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女编辑，经常来站里向他约稿。就“四清”那段日子我就见过好几次。开始，我天真地以为发表文章只要报社同意就可以了。但此时听人说杨桃源每一篇文章发表前，都必须经过血防站党支部的审查，要单位领导在稿子上签字同意并盖上公章后，报社才能发表。这才让我醒悟到，原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都不简单，并不是作者和报社两方你情我愿了就能刊登的，还必须过得了作者所属单位党支部的“关”。由此看来，党的权力真是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无论做什么事，想要获得成功，第一要务就是要得到党领导的同意。否则根本此路不通。
批判杨桃源，开始在我们小组批，后来又开全站大会批，前后共大会批了二次。我发觉，每次大会批判他，发言的人很多，有的且气势汹汹，言辞很刻薄。但是，主持批判会的李德发言总是很温和的，一副諄諄教导的样子，从不疾言厉色。我听到有人背后埋怨李德是在包庇杨桃源。我则认为：杨桃源有才华，免不了就有人要忌妒他。我看这些气势汹汹批他的人中，恐怕有人就是这样的心态。但是，杨桃源为人太骄狂确实也是缺点。人一骄，平时言语上、态度上就容易得罪人，这样“冤家”就多了。所以，若有人自以为“不遭人妒是庸才”，因而任性行事，锋芒毕露，持这样的态度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在现在的社会更危险。而杨桃源遇到李德这样的人来主持运动，实在也算是运气。
进驻我们县卫生系统的工作队队长李德，当时我不了解他的来历，倒是“四清”结束后有关他的历史不知从哪里传了出来。据说，他原来是新四军某部的医疗队队长，刚“解放”时官拜江苏省无锡市卫生局长，因为看上了一个女护士，生活上“犯了一点小错误”，组织上将他降职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当了个中层干部。后来他想法把那个护士也弄到上海，先安排在一医进修，结业后留在一医工作，并与她结了婚。文革中我们一派造反派为了了解“四清”中的一些问题，去拜访过他一次。当时他担任一医系统的医院管理处处长，在华山医院办公。因为他正要回家，又把我们带到他在一医的家中。他的夫人也在家，果然是个美人坯子，且文雅有礼。我不知李德以前有没有结过婚？但看现在这一对，李德本人儒雅风流如玉树临风，两人真是十分般配。
另一个重点“帮助”的对象叫黄虔生。这个人原是志愿军复员军人，流浪儿出身。按中共的阶级观点，他是个“根正苗红”的人。但我看他实在是个痞子、流氓。就在“四清”期间，一次他在食堂内对一群人大讲他的“家庭秘史”。说有一晚他性起想与老婆行房，而老婆因太过疲累要睡觉不肯，他就来个“霸王硬上弓”。当时我也正在食堂内，只见他一脚踏在长凳上，咧着大嘴说得兴高采烈，说到此处神气活现地一拍大腿说：“他妈的，她不干我干！”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从此得了个“你不干我干”的外号。他的问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盘尼西林等药品，属于“投机倒把”的行为。犯同样错误的还有其他二个血防站员工，在小组会上也都作了检查。据“老血干”们说，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更严重，是强奸一名女临时工。这名女临时工与站里一名已婚的血防干部两情相悦有了婚外情。此事被黄虔生知道了，就威胁她，要她与他也要发生性关系，不然他就将事情说出去。这个女临时工还没有结婚，为了顾住名誉，一时被逼屈从。后来这个女临时工去了新疆，临行前要出这口恶气，将事情告诉了人事干事曹惠德。按我的观点，倒卖药品，很大程度上是环境所逼。前几年大饥荒时候物价飞涨而工资不涨，为了生活动歪脑筋还算情有可原。可是趁人之隙、要挟逼奸，严格来说这是一起强奸罪案，不能原谅。但是批判他时工作队总是将这一点略去。我不知这是否也是因为生活问题不属“四清”范围而不管？但此人形象从此在我心中十分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