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8）
这样的学习自然十分枯燥无味。在“老血干”中有好几个是老烟民，他们一个抽烟，摸出香烟盒来总要给在场所有抽烟的人都敬一支，即使对不抽烟的也会问一句“要不要也来一支？”而抽了别人烟的人自然也要回请，于是你方请罢我来请，一支还未抽完又有人将香烟发了过来。有几个本来不抽烟的，也许是因为无聊，也都抽起烟来。小组内起码一半以上人都抽烟，抽得室内烟雾腾腾，咳嗽吐痰的人不断。那时的人卫生习惯大多还很落后，即使我们卫生单位也不例外，虽说室内有痰盂，但有人嫌麻烦就直接将痰吐在地板上，再用鞋子蹭几下，就算没事了。此时天已经冷了，门窗都紧闭。上海地区冬季都没有室内暖气装置，取暖的唯一方法是生一个煤球炉，炉上烧一壶开水。于是烟气加上煤气，室内空气更加乌烟瘴气。生炉子的好处是开水供应可以源源不断。因此人人捧了一个茶杯，既喝水，又用来暖手。开水喝得多，厕所就跑得勤。大家轮流上厕所，顺便出去散散心，吸几口新鲜空气。办公室的门因此“咿呀咿呀”地响个不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下旬，全县县级卫生部门集中开了几天大会。地点借在城厢镇上的一处会场，能容二、三百人。会议开的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但有一件事记得很清，就是有一天我发现会场外院子内的墙上贴了一份中央文件，是对开白道林纸铅印的，一共有二张或三张之多。文件的名称叫《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就是俗称的“二十三条”。后来想，这次大会可能就是为了传达这个文件而召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文件以布告形式在大庭广众中公开张贴的。文件最后右下角印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当时我看了这日期一度怀疑是否印刷时印错了，将十一月印成了一月，否则怎么文件发布了快一年才公布？怎么前阶段时间我们学文件，工作队只宣读“前十条”和“后十条”，而从不向我们提到还有这个“二十三条”？
而更引我注意的是这个文件有三个很特别的地方：一是文件前面的中共中央“通知”明确指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换言之，前面我们学过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都不作数了。因为这两个文件中凡与“二十三条”精神不符的，一律要以“二十三条”为准。二是文件的第二条关于运动的性质，批判了几种错误的提法，如“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这是极其反常的。虽然我不知道中央开会是怎样的情形，但我想任何一级党委开会如同我们基层单位一样，在讨论某些问题时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党内民主允许的。等最后统一意见形成决议以后，这种曾经有的分歧、包括不正确的意见，一般都不会放到正式的文件中加以批评，更不会公开让群众知道。所以这个文件算是开了一个先例。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些被批判的观点是谁提出来的。也不清楚这些被批判的观点，其错误性质有多严重。三是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将斗争矛头对准党外的非党群众。即使斗争也涉及党员干部，甚至明明是党内的斗争，中共也总是将这些斗争对象说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或者是没有改造好世界观、因而蜕化变质了的坏人。所以像“二十三条”那样，将斗争的主要矛头针对党内“走资派”，并将运动的这个目的明确地告诉人民群众，是第一次。我以为这个斗争对象的变化，很明显是从“反修”斗争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后得出的。中共认为苏共变修，主要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因此，这也预示着这次“四清”运动，将是与过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的、一种全新的运动。
我感到这个文件很重要，就想把它抄下来便于深入学习研究。我趁会议休息时拿了笔记本站在墙下抄录。突然，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厉声喝道：“这文件只准看，不准抄！”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一个国字脸四十来岁的男子，站在会场外的走廊屋檐下正恶狠狠地盯着我，一只手的手指里还夹着一支香烟。我不知他是何方“神圣”，但心中很自然地泛起一丝恐惧感。我很怕他来查问我的家庭出身。若他知道我有海外关系，进一步怀疑我抄文件的目的是刺探情报，里通外国，那我就有口难辩了。正在此时，站在那男子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轻声纠正他道：“这个文件是可以转抄的。”那男子顿时不出声了。他似乎失了面子，就沉着脸拼命吸烟，在那里又站了片刻，把剩下的烟蒂狠狠地往地上一甩，悻悻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走开了。我认识那个女子是县卫生科的科长，姓陈，上半年临时工转正时她来过血防站，听说她丈夫是县委副书记，叫王琳。
这次会议以后，读文件就多了一个内容，除了继续读“前十条”和“后十条”，同时也读这个“二十三条”。与以前学习“前十条”和“后十条”一样，工作队对“二十三条”也是只宣读而不做任何解释。因此当时我对中央的斗争还是一无所知。当时我既不知道这个“二十三条”批判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都是谁提出来的；也想不明白这个“二十三条”既然已经制定了快一年，而工作队为什么却一直秘而不宣？其实，当时还有一件怪事，那就是关于刘少奇妻子王光美“桃园经验”的事。在一九六四年那个时候，据说“桃园经验”曾风靡全国。王光美被许多省市党委邀请去作报告。所以“桃园经验”是当时所有“四清工作队”必须遵行的工作方法。但我们单位“四清”时，工作队对这个“桃园经验”只字不提。以致我知道这个“桃园经验”，是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批判刘少奇、王光美时才知道的。我们单位“四清”时发生这么多怪事，当然与中央最高层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有关。以上这些疑团，我是到了文革中才逐一解开的。
当时，我对“二十三条”中说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深为赞许，认为抓住了当前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的主要矛盾。自中共公开开展中苏论战以来，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我都会想方设法弄来细读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已不知不觉接受了“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的观点，觉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严重过党外，党的高层严重过基层，尤其要防止党的最高层领导变修，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只整党外群众，不整党内当权派的做法，那是无法收到防修反修效果的。而这个观点，我认为与我后来会积极投身文革并且参加造反派，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
“二十三条”我们又学习了十来天，运动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叫做“洗手洗澡放包袱”。什么叫“洗手洗澡”呢？这一种比喻说法，意思是一个人有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好比身上有了污垢，需要通过洗手洗澡将污垢清洗掉。身体洗干净了，身体会更健康。“放包袱”也是一种比喻说法：一个人犯了错误，思想上必定有压力，好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就不利前进；现在通过运动，让这些人认识了错误，把“包袱”放下了，一身轻松，这才可以“轻装上阵”干革命。中共常用这种非常通俗化、甚至有点粗俗而又不失人情的话来形容非常严肃的政治运动，一是为了易懂，二是为了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党要你交待问题完全是从善意出发，是关怀你、帮助你，为你好，是治病救人；让你以为只要向党“忠诚老实”、彻底坦白了自己的问题，就没有事了。这是一种高明的诱术，引诱人向党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所有秘密。与此配套的，则是党鼓励人们告密，鼓励人们作党的“打手”。他们将这种行为美名之曰“帮助”，说这是为了帮助犯错误的人改邪归正，是出于“同志的好心”。这也是用心良苦，实际是想用冠冕堂皇的说词来解除揭发者和批判者的心理负担。工作队宣称他们是尊照毛主席的教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最终要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这样的目标。既然党是这样的“好心”，又是这样苦口婆心，试问谁敢不领情？又有谁敢说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不需要交代检查？工作队告诫大家：“人人都要对党忠诚老实”，不要希图可以侥幸过关。这实际是搞“人人过关”。
首先在群众面前作“洗手洗澡放包袱”检讨的当然是站长兼站党支部书记的张宜和副站长钱国玺。他们领导干部的“洗手洗澡放包袱”还有另一个叫法：“下楼”。大概意思是说他们过去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比好住在“楼上”；现在通过运动，让他们放下官架子，从“楼上”走下来，与群众“打成一片”。按中央文件的意思，领导能不能“下楼”，决定权在群众，要群众认可了他们的检查，他们才算是下了“楼”了。但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下楼，决定权实际上操在工作队手中。记得张宜和钱国玺他们两位在全站员工大会上一共就做了二次还是三次检查。在我印象中，他们的检查平平无奇，看不到他们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当然，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犯过什么严重错误。就这样，过了几天工作队就说他们已经“下”了“楼”了。这使有些员工暗中议论，表示不满，说工作队有包庇领导的嫌疑。但包庇什么，议论者不肯细说，我们当时也无从知道。毕竟当时我们“小青年”对很多人彼此还不熟悉。运动中工作队在站内设了一只“检举箱”，说任何人对站领导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需要向工作队检举揭发的，都可以写了投在这箱内。检举人具名也可、匿名也可，工作队绝对保密。后来文革中听说当时有人投信检举了钱国玺在蟠龙时的生活作风问题，要求工作队彻查，但没有下文。没有下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是运动的重点，所以工作队不查也不做处理？当然也可能工作队查了，党内也已做了处理，只是不向我们党外群众公开而已。
就在此时，我们学习小组内有一位“老血干”也发生了一件“风月”案。工作队和单位领导也都没有对这位员工做任何的公开处理。 这名“老血干”是我的同乡。他的弟弟还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事情就发生在运动开始前不久。他下乡在一个公社做血吸虫化验工作时，与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女医务人员发生了婚外情。当那个女的发现自己怀孕时十分着急，因为她的丈夫在西安工作，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过，让人知道她怀孕，事情必然败露。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可以私下联系，那男的又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无论打电话到单位来还是写信来，都易被人发现。而且当时我们站里“四清”运动已经开展，全体员工白天黑夜都集中在一起开会学习，不要说请假，连私人空间都没有。但情况紧急，那个女的就只好冒险亲自跑到青浦来找他。她在血防站大门外探头探脑好几次，却都不敢进来。估计是因为血防站内各个办公室都是人，她有点怕。而这个情形，我们在办公室内透过窗玻璃都看到了。所以那个男的其实看到了，但他也不敢出去见她。由于这个女的是公社卫生院的，而我们单位很多人都是全县到处跑的，自然也有人认识她。那个女的来了青浦也见不到那个男的，只好写信来。一天正是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已团团坐在办公室内等候工作队员来了后开始学习，此时我们小组一位叫姚富康的“老血干”拿了一封信进来，故意大声说：“某某某，你有一封信！”说着“啪”的一声将信丢到“某某某”面前，同时笑嘻嘻向大家做了个鬼脸。大家立刻明白了这封信大有文章，于是齐刷刷地将眼光倾注到“某某某”身上。当时大庭广众之下，而且正在学习时间，他拿了信既不敢当场拆开看，也不便离开会议室去看信，涨红着脸坐在那里，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见着他那副尴尬相，大家只是暗笑。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估计站领导不可能不知道，工作队也不可能全不知情，但无论工作队还是站领导，竟谁也不提，只当没有这回事。大家暗暗称奇，猜不透什么原因，纷纷等着看后续发展，看这件事怎么了结。结果直到运动结束也没看到什么。再后来听说这个女的以家有急事向医院请假，急匆匆赶到西安去探望老公，回来后过了半年左右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件风流案子就这么掩饰过去。再后来有同事去那个公社工作，回来告诉我们，说听那个卫生院的人说，这个小孩皮肤黑黑的，面孔长得与我们单位那位同事很像。
对这件风流韵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这位同事，其貌不扬，人黑而矮胖，应该不太会吸引到女性；兼且他也是个胆小之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最大原因倒可能是男女双方都因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都因为性饥渴，于是“干柴烈火”烧了起来。那个年代因为工作单位性质有国营、集体之别，还有户口所在地有大城市、小城市、乡镇、农村之别，调动工作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夫妻分居两地的很普遍。这种分居两地的夫妻，一般情况下一年有一次探亲假。至于有一方在新疆的，听说要二、三年才有一次。还有一些分居夫妻其实相隔不远，但也难见面，原因是当时的交通不便，和假期很少很短。以我那位同事为例，他的老婆在苏州地区工作，离青浦其实并不远，像现在那样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自己开车一、二个小时即可到达。但那时候要汽车、火车、轮船一茬接一茬的转，一百多里的距离有时一天也到不了。所以没有连续几天假期，探亲这个念头想也不要想。然而那个年代又是所谓“革命的火红年代”，一个星期最多休息一天。即使加上“五一节”、“国庆节”假日，也只有区区两天。听几个“老血干”说，在五十年代他们是星期天也没有的，有时候连续工作半年多也得不到一天假期。至于调动工作解决夫妻分居问题，除了要受上述工作单位的性质、所属地区等原因限制，还常常因为单位领导故意刁难，可放的人不肯放，能收的人不肯收，使当事人调动不了工作。总之，那时候分居夫妻见面难，是造成婚外情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于这种婚外情，我不赞成但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