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6）
（八）“四清”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秋季灭螺大会战结束。十月底，张绍翔和公社党委分管血防工作的“李副乡长”商量后，将我们县血防站的三个人和公社血防组的几个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去几个片开展冬季血防工作。我和老沈分在一个小组。那天下午，我们刚扛着行李走了几里路，到片的中心大队安顿好住宿地方，傍晚上就接到通知，要我们县血防站的人第二天回青浦，说站里要集中开大会。通知还特别关照所有行李都要带回来。那时候我们下乡都是被头铺盖行李随身带，不准住旅馆的。听“老血干”说这个做法是从五十年代初血防站成立起就实行至今的。第二天一早，我背了行李赶回赵屯，与老张、小谭会合后搭从昆山开出的轮船回到青浦。到了站里，才知道这一次全站员工集中，是要开展“四清”运动了。以前，我们这些“小青年”在站里是没有住宿地方的；这次要搞运动，且不是一天、二天就可结束，因此站里合并了一些办公室，清空了几间原来放杂物的房间，从仓库中搬了几十张过去治疗血吸虫病人用的铁床排在里面，总算把我们几十个“小青年”在站里也安排了一个临时的住宿地方。
“四清” 也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三年运动刚开始时的“四清”，主要是清查农村集体的工分、账目、财务和仓库。一九六四年六月以后，运动的内容扩大，除了清经济，还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而且清查范围也不仅限于农村人民公社，城乡都要清。为了区分这两个阶段内容不尽相同的“四清”，一般称前阶段的“四清”为“小四清”，后阶段的“四清”为“大四清”。当时各省市的“四清”运动是分批进行的。我们青浦县的“四清”在上海市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批。而各单位的运动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的开展方式。比如县人民医院等单位因为有日常的业务工作不能停，一般是利用晚上等空闲时间开会；我们血防站则除了必要的业务工作，基本上是关了大门搞运动。
第二天上午，全站员工集中在血防站食堂开会。食堂内原来吃饭用的几张八仙桌被推到墙边堆起来，另放了许多长凳。进驻我们卫生系统的工作队，是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派来的干部组成。带队的队长叫李德，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干部，皮肤白净、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因为人多地方小，整个大厅排满了凳子，挤得连放一张桌子当主席台的地方也没有。李德就站在自己的座位边给我们做动员报告。他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也没有振臂高呼口号的场面，而是语调缓和，很平实地说了一通运动的意义。他说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反修防修”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要求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把运动搞好。通过运动，希望能使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阶级斗争的觉悟，都有一个大的提高，对血防站的工作带来一种新的气象。血防站党支部书记兼站长张宜接着代表站领导表了态，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工作队对运动的领导，胜利完成血防站的“四清”运动。他们作为站领导，除了自身要端正态度，认真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各种错误，也欢迎同志们对他们进行大胆的、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保证不对提意见和批评他们的同志打击报复，或以后在工作中给他们“穿小鞋”。他们有决心、也有信心在工作队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会经受住运动的检验和考验，与同志们一起，共同为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们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努力！
张宜表了态以后，李德又站起身，对张宜的表态说了几句赞许和鼓励的话，又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最后，李德说为了有利和方便运动的开展，今后的会议会采取分分合合、灵活的方式，除了必要时全站集中开大会，平时分成几个小组学习讨论。至于分组具体怎样分法，请张宜同志说一下。于是张宜向大家宣布：说根据与工作队商量的意见，全站人员分成三个大组，即血防大组、卫生防疫大组和后勤大组三个。具体人员的分组，基本上按原来的行政组别划分，其中血防大组还包括宣教室；卫生防疫大组包括化验室。接着，他又宣布了各个大组的正副组长名单。我至今记得的名单，血防大组的正组长是曹洪健，副组长是谁已记不得。卫生防疫大组的正组长是钱玄杰，副组长是连燊德。他们两人都是党员。钱原来是防疫组组长，连是化验室的负责人。后勤大组的正副组长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刘宏声。他不是党员，我也不清楚他以前在站里具体做什么事情。这些人既然被宣布为正副组长，说明这些人在工作队和党支部眼中都是可以信任的左派骨干。
除此之外，县妇幼保健所那时候也设在血防站内。这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一共六个人，只占一间办公室，也属血防站党支部领导，所以运动也在一起搞。不过她们是独立的一个小组。所长老徐是一个态度和善、待人诚恳、非党的老医务人员。其余都是五、六十年代中等医校毕业，清一色都是女的。张宜说今后开大会妇保所的同志与血防站一起开，平时学习单独进行。
这个“四清”运动，是我正式踏入社会后碰上的第一个政治运动。那时我对政治运动半点经验也没有，但因为以前历次运动都有一批倒霉蛋被整，而且出身不好以及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往往是被整的重点，因此刚开始时我精神上也有一点紧张，处处谨言慎行，唯恐招来不测之灾。几天后，我渐渐发觉这次运动好像与我们“小青年”关系不大，基本上不是这次运动的对象，这才慢慢放下了心。
说起来，我在血防站已经工作了一年半有多，但因为以前我们很少到站里来，即使休假回家路过县城也是不去血防站的，所以那时我对血防站的环境竟还不熟悉，对血防站的人更是绝大部分都不认识。这对我而言无疑是对运动又增加了几分神秘感。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对全站情况初步地有了一个了解。这里，我且先来说明一下当时血防站的地理环境和人员编制情况。因为血防站作为一个普通的县级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就要上演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场大戏，这里就是“舞台”，站里的所有员工就是“演员”。
青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六月。成立之初，站址设在本县第二大镇朱家角镇上，稍后才搬到县城。青浦是到了明代嘉靖二十一年才开始置县的。县治最初在现今白鹤地区的青龙镇。明万历元年县治改设唐行镇，即现在的青浦（又叫城厢镇）。据传说，青浦建城时原计划城墙全长三十里，县官报告上级时误写成三里。上官糊涂不察，照批下来。结果县城的范围小得可怜，环城走一圈也只消半个多小时。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三十里城墙的县城那是要多大的城！但青浦这个县城确实很小，比起松江、嘉定这些县城就差了不是一点点。主要街道就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分成几段，依次分别叫码头街、聚星街、轿子湾和北大街。码头街、聚星街和轿子湾属于城内。轿子湾后来改名乔梓湾。在乔梓湾和北大街连接处有一条城河，河上有桥曰吊桥，吊桥以北的北大街属于城外。后来不知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初，政府在拆掉的城基上修了一条“口”字型的路，人称环城马路。其中北面一段东西向的路段，因为马路北面有一个公园，以前叫“曲水园”，后来改名中山公园，于是这段路就取名中山路。实际是环城马路的其中一段。中山路向东经过环城河桥通向汽车站。汽车站旁边有“十”字形的两条公路，一条向东通上海市区，向西通城区；南北向的公路向南一端在越过一座高桥后分成两条路，一条向西通往朱家角，后来又联通江苏的平望，转通苏州、嘉兴、甚至安徽等地；一条向南经佘山通往松江。文革前，汽车站往北又修了一条路通白鹤镇，连接安亭镇再通上海和昆山。整个县城大致形成一个“由”字形的格局。而血防站的地址就在乔梓湾的转湾处。在聚星街上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叫和平街。中山路、聚星街和和平街这一圈，是县城的主要商业区。其中中山路上集中了公园、中共县委机关、电影院、新华书店、百货公司、棉布店、食品店、五金商店等，尤为热闹。从血防站走到中山路、聚星街口，不消五分钟。
中共执政初期设立的政府机构，大多利用从地主、官僚等大户人家没收来的老房子。血防站也不例外。它由乔梓湾这条丈来宽的小街上面对面的两座房子组成。街东面的房子稍大一些，是单位的主体部分。临街是一排三开间平房，中间大门。从大门进去穿过门洞是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小天井。天井左侧有一个很浅狭的落地玻璃长窗的小花厅。过去大约是接待客人用的。现在这个小厅连同门洞左边的那间小房间打通，做了血防站站长兼党支部的办公室。天井右边则有一排两间的小平房，其中一间是会计室。另一间和门洞右手的房间，是放置办公用品和被服等杂物的库房。天井正面有一排三开间的平房，从左至右三间依次是血防组、图书室和妇幼保健所，每间有二十来平方米大。在血防组的左边有一条走道，穿过走道又是一个小院子。右手边，即血防组、图书馆和妇幼保健所后面，也是一排三开间的平房，分别是站里的小仓库和卫生组、防疫组的办公室。左手有一排四间朝南的平房。这是站里的化验室。从化验室边的院子再往里走，是一幢二层的老式楼房，也是向南的，上下各有三大二小五间房间，成“凹”字形。楼上是血防站的家属宿舍和单身女员工宿舍。楼下有两间是血防站的宣教室，其余一间也是家属宿舍。这“凹”字形楼“凹”进去的地方是一个天井。那里有一个大门，门外是中山公园。因此这个门基本上是一直关着不打开的。在这座家属楼的尽头，又是一个小院子，里边建了一座厕所。以上是血防站的主体部分。另外在血防站大门斜对面，有一座石库门楼房，坐西向东，也是血防站的。楼上是男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楼下是食堂，也兼开大会时的会场。除此之外，在化验室的后面还有一片房子，住了好几家血防站的员工包括站长张宜的家，以及一个属于血防站的大仓库。不过去这些地方要从街上另一个门口进去。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可能是国家穷，缺少经费和建筑材料，二十多年中没造多少新房子，因此无论国家单位还是居民住房，都非常紧张。血防站人多地方小，本来办公、住宿就很挤，我们这批“小青年”回站参加“四清”，就更觉拥挤不堪。开始几天，我们这批“小青年”在办公室和图书室临时搭了几张床勉强凑合。好在没过多久，新建的县人民医院落成，原县红十字会医院全部搬去新医院，这空出来的旧院址就借给我们住，这才解决了我们住宿的难题。后来“四清”结束，我们这批“小青年”全部搬出，又分头下乡。然而不多久文革又开始，我们又在那里借住过好几个月。直到六六年十月站领导将大部分临时工遣散回家，又在站里想法腾了一点地方，将剩下的人分别按插进去，我们才算在站里也有了一个固定的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