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3）

我的文革（23）

 

那个年月，就我们普通小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仍然还是“吃”的问题。第一是想要吃得饱，第二也开始想怎样吃得好些。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国性的大饥荒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饥饿的阴影还没有全部散去。饿死人的事不再发生，但也很少人说他已经吃饱了。作为主要副食品的肉、蛋、豆制品供应还很少，要凭票定量购买。在我记忆中，好像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饥饿的阴影才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大动荡中不知不觉渐渐淡去。当时我和其他几个分配在金联大队和蟠龙大队的临时工，最初吃饭搭伙在蟠龙镇上商业食堂内，吃得很不好。因为这个食堂吃饭的人不多，煮饭的大婶总是在煮中午的饭菜时将晚上的也一起煮了。晚饭是将中午的剩饭、剩菜倒在一起加一点水加热一下就算是晚饭了。那时城镇居民吃的国家供应的米，是陈了不知多少年的，现煮现吃这饭也是灰不溜秋木渣渣的，这晚饭煮了又煮，饭菜混在一起，像什么就不好形容了。后来我们转到碾米厂的食堂才吃得好一些。但因为粮食定量关系，不敢放开肚子吃，因此感觉上没有一顿饭是吃饱吃得舒畅的。有时实在受不住诱惑，就再买一两、二两饭吃。其实，我比我的同事来说已经很特殊的了，因为我家中还有侨汇优待的粮票，除了政府规定的定量，我每月还可以用侨汇贴补的侨汇粮票多买些饭来吃。而我仍然觉得吃不饱，可想而知其他没有侨汇粮票贴补的人更是不够吃了。当时鱼、肉、蛋等副食品也有定量，所以食堂里肉丝炒什么、肉片炒什么的菜有时会有，但烧红烧肉的机会就不会有。有一次蟠龙镇上的小肉店供应冷气肉（那时肉店供应的肉都是新鲜宰杀，不经过冷冻的），不要肉票，价钱也便宜。我们几个同事闻讯大喜，凑钱买了几斤，借一个灭螺员的家红烧了。因都不会喝酒，就空口吃肉，除留了一碗给主人家，其余的如风卷残云，不一会就吃得精光。

蟠龙这个小镇有近百户人家，部分是居民户口。据说五十年代初蟠龙还是一个很热闹的乡村小集镇，但现在市面十分萧条，十字架形的小街上只有一家小百货店、一家农贸产品门市部、一家小肉店、一家饭店、一家茶馆、一个卫生所，还有东面街尽头的一座碾米厂。若想逛街散心，几分钟内所有景色已可尽收眼底。所以逢到开会以后不下乡了，或下雨天不能下乡，我们几个临时工只能耽在宿舍里，除了说说话、看看书，就是闷头睡大觉，十分无聊。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总想趁这种机会去什么地方走走。那时候，钱副站长走了，两个女的也走了，仍在蟠龙的除了我和孙龙璋，又调来了一个叫任克己。我们三个人也很说得来。一天下雨，从早上下到下午二时左右才停，按规矩可以不下乡了，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提议去诸翟走走，而且立刻行动。诸翟是上海县的一个乡村小镇，离蟠龙约五六里路程，有一条狭长的石板小街，与一般的江南小镇差不多，无甚特色。但因为这里已是上海县，还有一条公路通北新泾，这就让我们觉得新鲜，好像是到了“异国他乡”。镇上有一饭店，内有二两粮票八分钱一个的酒酿饼卖，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个吃。其实味道也一般，但因为肚子常饿食欲好，而且蟠龙的小饭店内没有这东西卖，便觉得好吃。以后我们又去过几次诸翟，买酒酿饼吃也是诱因之一。

有一次去诸翟已是下午三点多近四点了，街上转了一圈，酒酿饼也过吃了，我们觉得还不尽兴。又去汽车站看看，见到站牌上的时刻表，算时间去一次北新泾也赶得及回来，于是又决定去北新泾。等公交车来乘上去到达北新泾，已是下午五点多。下车后我们来到一条大河边，靠在河栏杆上，仰望对岸一座座高大的厂房，房顶的烟囱浓烟滚滚，在夕阳的照射下像有火焰在燃烧。现代大工业雄伟的气势向我们展示了诱人的魅力。我们几个人看了既兴奋又羡慕，仿佛那雄伟的大工厂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缩影，觉得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欣欣向荣，令我们感到自豪；同时也很羡慕那些工厂里的工人，真想也能进那样的工厂去当名工人。那时候，当一个国营大工厂的工人是很多年轻人的理想，觉得“工人阶级”政治地位高，福利待遇好，还根本想不到工厂内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对身体有害的“三废”等等问题。

路的另一边有一座巨大的芦席棚，里面灯火辉煌，堆满了各种蔬菜，很多人在里面紧张地工作着。我猜测这里大概是供应上海市区蔬菜的一个集散点。我记起了“一只篮头一根称，诸翟、七宝、北新泾。自留地是摇钱树，北新泾是聚宝盆”那首打油诗，知道这里就是所谓的“聚宝盆”了。我努力运用想象力，设想着前几年附近农民——我把他们想象成姚纪根——用自行车推着或用船装着自留地上种植的各色蔬菜，满头大汗地到这里来出售，然后数着大把的钞票笑呵呵地离开的情景。又联想到河对岸那高大厂房中无数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蔬菜；联想到上海有几百万人口，加上流动人口不下千万，这一天要吃掉多少蔬菜，需要多少个北新泾那样的蔬菜集散点作中转，又需要多少农民种菜来保证供应啊！我感到这种组织像一架巨大的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停摆，都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我赞叹管理这架机器的人真伟大。我感觉得到这里确实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商机。俗语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上海近郊的农民因为这种地利之便，靠在小小的自留地上的苦心经营，种了菜蔬可以拿到市区去出售；又因为灾荒国家物资供应不足，物以稀为贵，结果他们的菜蔬能卖得高价，发了财，建起了新房。过去读政治书，说中国农民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喜欢走发家致富的道路，现在，这条发家致富的“道路”竟是如此生动、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走得对不对呢？现在回想，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因为当时我们一直在担心时间，惦记着回诸翟末班车是下午六点，怕错过了时间回不去。那时我们都没有手表。于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北新泾只能如蜻蜓点水，惊鸿一瞥。其实，就在前不久中共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我在报上看过这篇文章，里面列举了一些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实例，其中就有在农村长途贩运农村品，牟取暴利的例子。但是，我并没有将它与眼前所见的情景联系起来。这反映那时我们对这种政治批判都还不很关心，或者说是很“麻木”，不像二年后那样，几乎人人都关心起“政治”来。而这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共作为头等大事的“中苏论战”，虽然声势很大，犹如高天滚雷，但对在地面行走的如我们似的普通百姓“震动”不大。

那天晚上我们乘末班车从北新泾回到诸翟，再走回蟠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夜色下，走在高低不平的乡间小道上，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唯有泥土小路泛着微微的白光。有时不小心脚踢在一个土疙瘩上人也几乎跌倒。但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次去北新泾开了眼界，不虚此行。行近蟠龙时，侧身向东北方望去，小半个天空被灯光照得一片光亮。那里就是虹桥飞机场。在蟠龙那个地方，白天看不到机场，晚上的灯光却使我们觉得竟是那么近。我们驻足观望了片刻，口中不禁低声惊叹：“哇，这么一片灯光！”大家的情绪更加亢奋起来，却说不出为何而亢奋。后来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大多年轻人都有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吧！那就是向往过热闹、开放、现代化的城市生活，而不太愿意过闭塞、落后的农村生活。那个时代乘过飞机的中国人十万人中也没有一个，真正好算是“凤毛麟角”，所以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要与“飞机”二字搭上关系的，在很多人心中就代表了“高贵”和“现代化”。

任克己年纪与孙龙璋差不多。他是青浦县城的人，高中毕业，人比较大度，因此与他相处我感到很融洽。我估计他家庭成分也不怎么好，但究竟什么问题不清楚。一次在青浦他带我去过他家。他说他与她哥哥、嫂嫂住在一起；但没有提到他的父母。从他语气推测，好像他与哥嫂的关系也一般般。这样的情况，缺乏家庭温暖，他的处境就比我艰难得多了。后来他被调到其他公社去工作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听说他被血防站辞退了，去了新疆。文革中又听说他在一次去水库游泳时不幸溺水死了。我不知他的水性怎样，但水性不好的人一般也不敢去水库游泳，因此我总怀疑他或许不是真的溺水，而是自寻短见。文革中，一般人都看不到生活希望，出身不好的人活得更艰难。那时自杀的人很多。

那一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是建国十五周年大庆。或许是为了振奋人心，让人民在经历了数年大饥荒后重建对共产党的信心，上海的庆祝活动搞得非常隆重。报上早有预报说那天将有大游行，晚上在人民广场还有盛大的烟花表演。这好像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在“国庆”节施放烟花。我的三姐那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读书，寄宿在一家亲戚的亲戚家里。我就计划着要去上海看游行、看烟花。我先一日问一个灭螺员借了一辆自行车，九月三十日一早我就骑车出发。从蟠龙经金联大队到北翟路再向北新泾方向一路行进。开始是煤渣路，不久是柏油路。一路上只见马路两旁都是平展展的蔬菜地。稍远处，有一排排齐整的厂房，还有疏疏落落竹树掩映的村落。此时正旭日东升，蔬菜地上浮着一片淡淡的晨雾，所有那些厂房、村落都被晨光照得金闪闪发光。我骑在车上仰观天空，只见蓝天白云，天高云淡。晨风迎面扑来，凉爽清鲜。愈接近上海市区，工厂也越多，工业化、现代化的气息越浓，让我这个来自远郊青西小城镇上的人神情振奋，脚下的车不知不觉地越蹬越快，整个人像要飞起来一样。

我三姐寄宿的那户人家在延安中路上，离人民广场很近，也是游行队伍预定行经的路线。十月一日那天中午时分，庞大的游行队伍以十几人的横列由西向东经过延安中路向外滩方向缓缓行进。开路的是一批举着红旗、扛着毛泽东巨幅画像的队伍。队伍中间每隔一段就有一队鼓乐队，或吹着洋铜洋号打着洋鼓，或是中式的锣鼓。时不时有人领头呼喊口号，于是整个游行队伍也高呼口号作和应。口号声此起彼落，加上锣鼓、洋铜洋鼓声，汇成一股杂乱无章的巨大声浪，给这座平时就热闹的城市更增添了一种让人亢奋的喧嚣。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以及沿马路楼上的窗口、老虎窗前的屋顶上，都挤满了看游行队伍的人。我和我三姐寄宿的那户人家的几个大孩子也都爬出老虎窗口，坐在窗前的洋瓦屋顶上居高临下看。长长的队伍走了一、二个小时也没有走完。

晚上有烟花表演。据说放烟花的地点在人民公园内，烟花在空中炸开就刚好在人民广场上空，因此人民广场是看烟花的最佳地点。吃过晚饭，我和三姐一起走到人民广场去看烟花。偌大的广场上到处是来看烟花的人群。有不少是全家老少出动，都是喜气洋洋，一副等着看烟花的猴急相。广场上有几根特别高的路灯灯杆顶部装着据说是新发明的“小太阳”，将整个广场照得十分明亮。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烟花开始燃放了。先是从不远处传来“咚、咚、咚”惊天动地的炮声，紧接着“吱溜溜”地一声响，便见到一个个小火球直钻夜空，在很高的空中炸开，一簇簇、一丝丝五颜六色的火花便四处飞溅开来。有的如五月的垂柳在空中展现它的柔姿；也有一些流星似的火星飞到了远处再次爆炸，成为一团团菊花似的花丛，照得广场如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每当焰火升空响起劈劈啪啪的爆炸声或叽叽咋咋如百鸟争鸣的鸟叫声时，广场上就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和惊叹声。安装在广场灯柱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口齿清楚的女播音员报告大家的、一组组不同花色烟花的名称。这样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景色，岂止是“火树银花不夜天”？简直是银河倒泻，流星雨瀑一般！那一晚，我和三姐在人民广场上逗留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去。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生活中国大陆的三十多年中，这个“国庆”仍是我过得最愉快的一个节日。

一九六四年的“国庆节”，离开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饥荒二年还不到。而且就在那个时候饥荒的阴影也还没有完全从人们心中褪去。在那长达四年多的大饥荒中，全国八亿人民几乎人人挨饿。四年中先后有四千万左右的人被饿死，绝大部分是生产粮食的农民。这是一场人为的灾荒。但那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真相，却对中共所说的“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之说深信不疑，因而现在还在这里真诚地、欢愉地庆祝国庆节，高呼祝愿制造这场人为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