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7）
从小学到初中、从去江西到在家自学，这段时间也是我最初的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候。说实话，那时候我的世界观是十分杂乱的，很多是别人灌输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真正属于自己深思熟虑得出的不多。
由于我从小接受学校的教育，因此“共产革命”这几个字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不容怀疑和亵渎的。这种政府从一个人儿童时起就有计划灌输的教育，使我相信惟有共产主义才是值得我追求、值得我奋斗的人生目标。共产党所描绘的那个理想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也没有压迫；自由富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劳动不再是为了生活而是展示自己的才艺；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地吸引人，多么值得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社会而奋斗啊！这种从未经过验证的学说，一旦被吹嘘、包装为唯一“科学”的学说，对于对世事几乎一无所知的孩子来说，不但会轻易相信，而且一经入脑就会深信不疑。我相信，那时候不论家庭出身如何，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对于共产主义基本上都是认同的。
那时候我相信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壮丽的革命事业，也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是一批一心为公、勇于牺牲、聪明睿智、行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我在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时就已读过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说的一段话十分欣赏，并奉为座右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时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差不多同时，我也读过爱尔兰女作家的《牛虻》，对牛虻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十分钦佩。后来回想，这两本书对于少年时代我的思想都起过很大的影响。
与共产主义教育相关联的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教育。中共对我们这些小孩的阶级斗争教育，主要是通过批判、丑化“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的方式进行的。那时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和报刊杂志上的所有文章，毫无例外地告诉我们，不论是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统统不是好人。这些坏蛋心黑如蛇蝎，狡猾如狐狸，凶残如豺狼，伪善如骗子，对他们一个也不能相信，一个也不能同情。小学语文课《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形象地告诉我们地主剥削农民是如何千方百计的。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迫害喜儿的故事，也激起我们对地主阶级迫害贫苦农民的愤恨。中共通过这种宣传教育，不但向我们灌输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道德观：即剥削可耻，以及人的好坏以阶级区分。
然而在当时，除了学校在向我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学校和社会同时也在对我们进行另一种传统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要我们勤劳善良、不偷盗、不说谎；对父母要孝顺，对长辈要尊敬，对朋友讲义气，对幼小要爱护；做人要言而有信，要“责己严而待人宽” 。而家庭中的长辈还特别教育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无故杀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实在来说，这后一种道德观与前一种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其实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在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好像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后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而我们最初的对于善与恶的认识，也就在这两种教育中悄悄完成。
那时候我们除了接受政治教育，还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自小我就对屈原、岳飞、文天祥这些忠君爱国的先贤、英雄十分敬仰，钦佩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也是我们立身行事的楷模。我对我们辉煌的文化遗产也十分自豪，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轼 、曹雪芹…… 一连串响亮的名字让我引以为荣。还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虽然共产党对他们好像不怎么尊重，我也不怎么懂他们的学说，但在我心中仍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我从上小学地理课第一天起就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地大物博、山河壮丽、文化灿烂、历史悠久的国家 。我的家乡在长江三角洲，地理书上说这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号称江南鱼米之乡。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无法将家乡与其他地方比较，但我确信我的家乡是最好的。那里风光秀丽、物产丰饶，是天下的福地。白居易《忆江南》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写出了江南水乡最典型的美景。其实江南水乡的胜景岂止这些！即我的家乡，每当碧天如洗，丽日初升或皓月当空之时，那些大江小河无不波光粼粼，如流金淌银般地美丽，引人遐想以为到了奇幻世界。四月春风绣大地，青的麦苗、绿的蚕豆、紫的红花草，黄的油菜花，与天上的蓝天白云交相映衬，就如一幅巨大的七彩油画，铺满大地。站在我们镇边的小路上远眺东方，佘山、天马山等几个小山如青螺一般镶嵌在地平线上，在平凡中突起波澜，显得天更加宽、地更加阔。看近处四周，则村落如棋，河流如带，格子似的农田块块精耕细作，庄稼长势喜人。这里的条条小路尽头都有几间茅舍，片片竹林的背后可能就有一座小桥。柳荫的深处响着鱼梆，而菱、藕、莼、茭则长满了河湾、小浜。一切仿佛都在告诉人们：我们这里物饶人裕，是真正的鱼米之乡；我们这里平安喜乐，是真正的人间天堂。而所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熏陶了我青少年时代的爱国情操。
毫无疑问，我的家乡确实是很美好的。然而在此同时现实还在对我进行另一种教育，让我感到这个社会并不如中共宣传的那么美好、那么公平。首先让我感到不公的是我小学毕业就不能升读初中。这个事实也使我对中共的教育制度、进而对中共的阶级路线感到失望。过去“旧社会” 很多穷人子女因没有钱而读不起书或少读书，使很多有天赋的人因失去了读书机会而埋没了他的才华。这的确是一种不公平。但这是社会经济规律运作的自然的结果。学校没有因为你是穷人的子女就不准你受教育；政府也没有刻意不让穷人的孩子读书！不是有很多真实的“故事”吗，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说某某人从小家贫但读书聪明，因得老师赏识让他免费读书，或得某人、某慈善机构赞助供其升学，后来终于学成而为社会做出了大贡献。即如我们镇上的名人陈云，小时候家贫，小学毕业后无力升读中学。他的老师张子恭赏识他，但当时读中学要到松江或青浦县城，除了学费还有一笔生活费，老师也无力供他，就介绍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为他某一条出路。陈云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虽然，张子恭不是供陈云读书而是介绍工作，但其爱惜人才的心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张子恭介绍他去上海工作而是留在家乡，那大概率就不会有后来的陈云。因此当时有些孩子读不起书，如果说政府有责任，那它的责任仅在于因为政府财力有限，未能实行全部免费读书的政策，而非刻意歧视这些穷人的孩子。可现在新社会呢？从小学升读中学就要讲究阶级成分，许多读书成绩不错的孩子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不让他们继续升学。这种做法难道是正确的吗？孔子说“有教无类”，但中共的做法是“教育分类”。我不知这是中共出于对“剥削阶级”的报复心态，还是因为教育资源不足他们要优先享受这些资源。
而中共自一九五七年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后（现在网上资料都说是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这个口号的。但我记得最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人提出来了。那一年秋冬时分，总之天已经有点冷了，我就见到我们学校操场傍边的墙上有人用石灰水刷了这条大标语。如果是五八年刷的，八届二次会议后天已经热了，与我印象中的气候不同；而稍后我也从这个学校毕业了。因为没有考上初中无脸见人，此后从未踏入过这所小学一步。因此也不可能见到这条标语。）就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中共的教育观，以及在这种教育观下他们对剥削阶级子女“忠心”的猜忌。这就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了。教育究竟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还是仅仅为所谓的“无产阶级”培养人才？仰或将受教育视为一种社会福利？如果是为社会培养人才，那么就不应“教育分类”而应“有教无类”，选拔真正优秀的、值得培养的人才去受教育，并且根据不同类型的人才，“因材施教”。我不说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一定比劳动人民的子女优秀，但至少概率一样，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中也有人才，执政者不应将故意埋没。为何民国时期培养的中国人，出了好多蜚声国际的大科学家和诺贝尔奖得奖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内出不了一个国际级的大科学家？这难道与中共的教育制度无关吗？所以，现在中共实行的教育政策比起旧社会的不公平来，是另一种不公平，而且是更加不公的不公平！（到六十年代初，不讲家庭成分而可升学的政策放宽到初中。但对大学的录取标准更严苛。）而我就很不幸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既然中共歧视我们，打压我们，视我们为“另类”，因此很自然地，我对中共也没有多少好感。我很早就模糊地感到，在我们这种人与中共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或一条无形的鸿沟。所以说来也很可笑，中共总是要我们“热爱党”，可隔着这样一堵墙、这样一条鸿沟，让人怎么热爱得起来？
事实上，那时候我的心情一直是处在压抑和痛苦之中的。在我的天空，仿佛总是笼罩着一片透不过光的乌云。不能升上普通中学读书我一直认为是我的耻辱。但我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服气。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进入普通中学，那么以我的成绩自信一路进高中、甚至大学也不是什么难事。有时候，我也会将我的苦难原因归结为家庭成分，怨恨自己为什么会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要是出身在工人阶级家庭那多好！但更多的是在心里抱怨共产党为什么要对我们出身不好的人那样苛刻，那样对我们不信任、不公平。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也都是出身不好的贵族、资本家吗？中共的领袖和干部中，不也有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吗？他们当时能革命，怎么就不相信我们也能革命呢？
因为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使我对周边现实中其他许多丑陋、不公的事情也敏感、关心起来。如在我认识的人中，有的原来富有，但子孙常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将家产渐渐败光，到“解放”评成分时因为已经穷得家徒四壁了就被评了个“城市贫民”。城市贫民虽然没有工人、贫下中农那样政治上吃香，但也算“基本群众”，因此任何政治运动来到他们都平安无事，没人找他们的麻烦。相反，有的克勤克俭，赚来的钱吃也不舍得吃，穿也不舍得穿，过的日子比一般的穷人也不如，劳累了大半生将积的钱都用来买田，结果刚买了几亩地就“解放”了，被评了个地主，不但田地财产被分光，作为“剥削阶级分子”被专政一生，还祸延子孙。那时我们镇上的医生绝大多数是中医，而凡是有本领、有名望的几乎都是地主。什么原因呢？听大人们说，因为他们医术好，找他们看病的人多，收入也就多。钱多了总要想法让它有个既安全又有生息的去处。那时农村地区一般人能想到的也就是买地，结果就成了地主。那时侯，我虽然对怎样评阶级成分那一套还不懂，但对这样的结果总感到哪里有点不对头：一个明明是好逸恶劳的寄生虫，享了大半辈子福，却什么事也没有；一个明明是靠自己劳动和省吃俭用积了点家产，却成了“剥削”分子。而评成分的依据就是解放前三年的生活和财产状况。于是在这三年里或三年前就败光了家产的地主，就不是地主了；而你刚好在这三年里买了地、收了租，你就是地主。这样评定阶级成分是否合理我很怀疑，这样评成分岂不是变相鼓励人们好逸恶劳，把家产败光了才好？难怪当时社会要流行这样的话，叫“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吃吃光，不生疮”。而此事让人感到不公的还在于，如果光是在评成分时土地多的人家拿一部分出来无偿分给无地或少地的人家，那也算了；问题还在于分了地主土地财产后，还要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永远抬不起头，有的甚至被枪毙，连带子孙也受歧视，那就太过分了吧？前几年看到一部电影叫《活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像这样的荒唐事，其实到处都有。
还有，中共总是将地主等剥削阶级分子说得十分可恶。但就我自己有限的所知、所见、所闻，我已隐约觉得这些人不都是坏人。一个人财产的多寡与罪恶并不都能画上等号。而穷人在“解放后”也并不都是翻了身的。有不少穷人依然十分贫穷，政府对他们也并不真的很关心。所谓“穷人翻身”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给了一个口惠而实不至的“精神慰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