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6）
（四）在家自学
从江西回来，我又一次“失学”，也没有工作，因此再一次感到前途茫茫，觉得自己如一片树叶，被风吹在空中，漂在水中，不知将来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不甘虚度光阴， 岳飞《满江红》中的警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时时在我脑海回响。因而回家不久我就将我三姐高中的书找出来，决定先在家自学。至于自学后怎样，我也不知道，只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了。因为没有人教，数理方面的书自学甚感困难，我学了一段时间放弃了，专攻文史方面的。很快，我就将三姐高中的六册语文书全部看完。当时的高中语文，有相当比例课文是文言文，但都是有注释的，读懂它不难。在我读初中时，语文书中也有几篇文言文，不过十分简单，对我们学生而言，只是让我们初步见识一下文言文而已，还谈不上引人“入门”二字。然而，我在读初二时对文言文就稍有了解了。那是初二时的暑假，我闲着无事从家中旧书堆里翻到几本线装本的《聊斋志异》，因为讲的都是人鬼狐仙故事，前面还有插图，很吸引人，而清代的文言文也不太深奥，大体能看懂意思，于是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此后有空我就捧着这书看，碰到有不懂意思的字就去翻字典。字典上翻不到或解释不通的，我就根据上下文意思猜。一个暑期下来，将几册《聊斋》看完，不知不觉间对阅读文言文竟然也有了一些基础。因此学习高中语文我并不感到困难。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历史绝大多数是用文言文写作记载的，要打开这个文化宝库必须要懂得文言文，于是读完六册高中语文后，我就以《古文观止》作课本，开始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
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没有老师指导，学古文同样有一定难度。其中虚词是一个难关，有些生僻字也是一个难关。记得初学《古文观止》开首第一篇是选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其中有一句是：“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对这个“雉”字究竟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我只有一本《四角号码小字典》，里面的解释很简单，说“雉”是一种鸟类，俗称野鸡。显然，这个解释是不符合本文意义的。但其他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猜了一个多星期猜得脑袋瓜子生痛也没有猜出确切的意思来，只隐约觉得这跟长度或面积有关。后来我父亲从香港寄给我一本《学生字典》，里面的注释都引用古文原文，好像是专为学习古文编的，看后才明白“雉”是古代度量墙体面积的单位，一雉长三丈、高一丈。古代等级森严，王公贵族不同爵位，建的都城、家庙，大小都有定制。越制即为违制，被视为有政治野心的表征。这个字义，如果有老师指导，这是一分钟就可说明白的事情，我却花了几个月才弄懂。这是自学的难处。又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古文难度不一样，叙事文和政论文的难度也不一样。相对年代越古的越难懂。但古文有传承性，其中语言结构尤其是许多典故产生的时序有先后，因此由古向今学，顺；由今向古学，逆。为此，我坚持以《古文观止》文章的顺序学。为了减少自学困难，我尽量寻找一切工具书或有助自学的书籍做我的老师。一次，我趁去县城的机会特地到新华书店买了《文言虚词》、《修辞学发凡》等有关书藉回来研读。三姐也从她同学处借到几册《开明文选》给我阅读。《开明文选》是开明书店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语文书，所选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文言文，有详细的注解。这些书藉对我学习文言文都起了很大的帮助。
学古文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古代语言系统的发展还不十分发达，文字记载工具也简陋难得，因此凡被记录下来的文字都是古人认为最重要的、最需要表达或记录的意思。因此每一个记录下来的事件，以及人物对事件的反应、所说的语言，所用文字都是最精准的，要表达的意思十分丰富，在文字背后还有好多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意思。我就仔细揣摩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探索文字背后的意思，力求对文章有较深的理解。就这样，我在家自学了差不多两年时间。
由于没有老师，我对于自己花这么多时间自学的古文，究竟学懂了多少心中一直无数。直到一九六四年我参加工作以后，一次回家休息经过县城，在新华书店发现一本深蓝色硬布面精装的《中国文学》，是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教授的作为大学教材的函授讲义，其中他讲解的好几篇文章如《郑伯克段于鄢》等，都是我学过的文章。杨教授的解释特别详尽，注释也多。我将此书与我当时写的读书笔记对照，发现我对这些文章的理解基本上都符合杨教授的讲解。这使我对自学信心大增，庆幸自己的苦学总算没有白费力气。
那段时间中，父亲几次从香港寄来毛笔和钢笔字贴数种，还有一本《怎样写毛笔字》的书，要我练字。父亲在信中说，一个人的字如一个人的衣着。人之常情总是先敬罗衫后敬人，所以一个人字写得好，容易得人尊敬，对你今后踏足社会有好处。我谨遵父亲的教诲，每天安排一定时间照着字贴临几张毛笔字。从楷书入手，学过柳体、颜体，后来小楷专临赵孟頫的字帖；行书学过王羲之的《圣教序》和文征明的《滕王阁序》；也学过隶书，是邓石如的体。邓的隶书带一点篆书味道，庄重典雅。我学书法开始也是因为无人指导，连基本笔法都不懂，进步不大。后来我大妹替我弄来一本有笔法图解的柳体习字帖，明白了点划运笔的方法，才算初窥书法门径。工作后我在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特种印刷的沈尹默的《二王法书管窥》，里边提到毛笔字的笔划要如锥划沙和“屋漏痕”，使我对毛笔的行笔法有更深的了解。
我在家自学的生涯前后不到两年。在这两年中，我自觉在古文和书法上打下了一些基础。而思想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看到了一本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书。这本书原来是我二姐读高中时的教科书，是我在家中的旧书堆中发现的。这是一本专著，对达尔文主义介绍得很详细。这本书完全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大量的实物作证据，证明世间一切生物都是由单一原始的细胞演变进化而来。而促使演变的动力是生存的环境。达尔文由此总结出一条道理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学说的创立首先是撼动了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从此唯物论占了唯心论上风。相信上帝或相信鬼神，都成了“迷信”、“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既然一切生物都是在自然条件下不断进化的，那么用这个观点来观察人类历史，就会相信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也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马克思提出的观点是唯有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当年我看了这本书以后，不知不觉中我不仅相信了进化论，也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接受了共产党对人类历史解释的观点。而到了这一步，进一步接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接受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就我的思想认识过程来说，我是先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再接受共产主义的。
此外，三姐还替我借来逻辑学、哲学、甚至心理学等大学的书。我不管看得懂看不懂，也将它们活囵吞枣地看完。自问能看懂的大约不过十之一、二。但就这十之一、二，也已让我受用不浅。特别是逻辑学和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逻辑学中的三段论、名词的周延性，哲学上的一分为二、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定律，对启发我运用思辨的正确方法和万事以发展眼光看问题，都起了不少作用。其间我还自学过俄语和英语，可能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同时也没有老师和学习外语的辅助设备，因此收效甚微。后来英语我断断续续又学过几次，也都没有成功。
在那段时间我还读过《资本论》。这本书也是我三姐应我的要求借来的。那是一本差不多有两寸厚的硬纸面精装书。我只读了开头几章。因为实在太艰深，读不下去只好放弃。但就是读了那开始几章，即关于商品、价值、价格和剩余价值那几章，我就发觉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定义好像不太正确。他对商品价值的定义，经过一再抽象已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即使成长背景、教育程度相近的人，作为一个劳动力在培养他们时所花费的成本一样，但由于各人智力、体力等先天条件的不同，他们在生产同样产品时，生产的数量甚至质量也是不同的。而马克思在计算一件商品的价值时，把人与人之间生物上的差异“抽象”掉了，仅仅计算培养和维持一个劳动力的物质成本和生产一件商品所花的时间，这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如果我们将这种差异从工厂工人身上转移到艺术家，如画家身上，那么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就更明显而惊人了。在同样家庭背景下成长，进同一所艺术学校、受同一个老师指导的两个画家，一个画家的作品可能一文不值，而另一个画家的作品，无论价值还是价格都可能是天文数字。所以，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定义，只考虑劳动的“时间”而抽象掉了许多宝贵的、决定价值的因素，我认为是错误的。再说，在现实的商品交易市场上，价值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在商品生产中，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除了生产成本，即相当于商品的价值，还有供需比例。中国人早就明白“物以稀为贵”这个道理。另外，我对他在研究中表露的唯有（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的倾向也有不同看法。他大大低估了脑力劳动所能创造价值的能量。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效能，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以及对生产流程合理安排和科学管理上，其所产生的效能往往会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提高生产力。瓦特发明蒸汽机从而引发工业革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还有，我认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这个问题上，明显地有一种对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偏爱或同情。而一个严肃的、尊重客观的学者、是不应有这种太过强烈的阶级立场的。所以，《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不是科学的学术著作，而是煽动阶级斗争的政治宣传。无怪共产党要将《资本论》视为他们“革命”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那时候的我也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世事的险恶认识甚少。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突然想起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这是我在初中语文书上读过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比喻用得不恰当。愚公要挖走两座挡住他家出路的山，结果感动上帝派了两个神仙把山移走了。于是毛泽东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可是我认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本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他们不是《愚公移山》中上帝或神仙的角色。所以毛泽东把中国人民比喻为上帝，那是将责任对象搞错了。那天晚上我脑子发热，以为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因而想写信给毛泽东指出这个错误。后来幸亏睡了一夜热情消退了，才没有写这信。不然恐怕等不到文革，我就要大祸临头了。不过后来过了若干年，我又觉得毛泽东这个比喻虽然是用错了对象，实际却正是正确地反映了中共和革命，以及革命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所谓中国革命，其实是中共一党的愿望。他们想夺取政权，按他们的愿望改造中国，但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因此他们需要说服、甚至是欺骗人民与他们一起“革命”才行。而这个说服和欺骗的功夫，就是《愚公移山》的所谓“感动”。所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其实是不经意地泄露了中共与人民的真实关系。
在自学那段时间，也许是潜意识中我对前途的恐慌，犹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就以为可以救命一样，我的自学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我将每天学习时间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尽量不浪费一分钟，结果长期下来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有时候我也问自己，你这样拼命读书有什么用吗？我心中茫然，无法回答。当时在我们小镇上因失学无业而也在家苦学的年轻人不止我一个。有二个原是我三姐的同学，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考不上高中。一个在家复习功课并苦学英文，但考了几年高中都没有考上。一个在读初中时就已自学学懂了高中的数学，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差，却也进不了高中大门，只能呆在家里。此外还有几个也是三姐的同学，也没考上高中，但因为出身好，不久就被街道安排了工作，而且是一份不算差的工作。出身的好坏，影响个人前途的优劣是如此分明，套用一句学历史时学到的、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固化的门阀制度的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现在不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我对我的自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但不读书空闲着更让我痛苦，只有当思想沉浸在书本里我才会忘掉现实的苦恼。而这也就养成了我的读书习惯，一天不读书就如少吃了一顿饭，总觉得今天漏掉了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做。读书令我感到精神充实，觉得我没有虚度光阴。而越多读书，就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简直什么也不懂，就越想读。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多少书可供我读。我所在的乡下小镇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新华书店”；私人有藏书的人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即有，因不认识，人家也不会借给你。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仍坚持每天读一会书；有空且方便时，也仍然会练练毛笔字。参加工作后有了收入，我就趁去上海市区或经过县城的机会，开始自己到书店买书。但这样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因 “四清”运动的全面开展，社会上对思想、言论上的管控又日趋严紧。除了读毛泽东的著作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其他书似乎都不健康，看书的人有思想问题。但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如文革那样。
那时候，我的心情经常是处在压抑和痛苦之中的。在我的天空，仿佛总是笼罩着一片透不过光的乌云。不能升上普通中学读书我一直认为是我的耻辱。但我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服气。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进入普通中学，那么以我的成绩自信一路进高中、甚至大学也不是什么难事。有时候，我也会将我的苦难原因归结为家庭成分，怨恨自己为什么会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要是出身在工人阶级家庭那多好！但更多的是在心里抱怨共产党为什么要对我们出身不好的人那样苛刻，那样对我们不信任、不公平。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也都是出身不好的贵族、资本家吗？中共的领袖和干部中，不也有许多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吗？他们当时能革命，怎么就不相信我们也能革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