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2）

我的文革（12）

 

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疯狂是要受到惩罚的。这种惩罚很快就来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天，我们家乡开始经受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记得这一年的六月还是七月，我们镇上居民的粮食、食油定量突然间都减少了，而且粮管所规定不再全部供应大米，而是必须搭配供应玉米粉、麦片、黑豆等杂粮。由于我们那儿是水稻的主要产区，千百年来镇上居民吃惯了用大米煮的饭和粥，吃不惯这些杂粮。尤其是黑豆，即使按街道干部说的先要用清水浸泡一夜才能与大米一起煮饭，但煮好的黑豆仍很硬，吃进去黑豆，大便拉出来仍是一粒粒黑豆。小孩子根本不肯吃。后来群众意见实在太大，黑豆不搭配了，改成了红薯。主食不够，副食多一点也能把肚子对付过去。可现在市场上鱼、肉、蛋和各种副食品也一下子成了稀有物资，有时竟然连影踪也见不到。到了那年深秋，小镇上已无一点生气。下午四点商店已经关门。下午五点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街道上就很少再有行人。人们吃了晚饭后就立即关门上床睡觉，因为减少活动可以避免消耗过多能量。听说当时学校把体育课也停了（之所以说“听说”，是因为当时我读的农业中学本来就没有体育课，所以不清楚普通中、小学是不是真的把体育课停了。虽然我一个姐姐和三个妹妹也在读普通中学和小学，但我没有问过她们）。因此五点以后，整个小镇就好像死绝了人一样，笼罩着一种令人恐惧的肃静，听不见大人的笑声，也听不到小孩的哭闹声。

而农村的饥荒其实比城镇来得更早。人民公社初建时，中共规定个个农村生产队都要办食堂，所有社员都要在食堂吃饭，不准私人开伙。为了防止私人开伙，听说有的村把社员家的铁锅也收缴了。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政策，天天有荤有素有汤。以致有的社员吃得太撑，肚大腰圆，割稻腰也弯不下去，成为大家笑话。报上吹嘘这就是人民公社诸多好处之一，又说将来共产主义生活也就是这样，而且吃得比现在还要好。当时我们城镇居民没有办食堂，享受不到这份人民公社的“福利”，有的人因此还羡慕起农村社员来。但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二个月或二、三个月，农村食堂非但无力再实行“吃饭不要钱”政策，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对农村食堂的这种状况，我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夏季的“双枪”（双季稻早稻抢收，晚稻抢种，一般在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前后二十天左右。因为要抢季节，农民早起晚睡，一天劳作时间要长达十六七个小时，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候）时，学校组织我们城镇学生去公社最边远的一个钱盛大队帮助农民“双枪”，我才有了亲身的体验。当时我们全部五、六十个学生统一住在大队的大队部，吃饭则分在两个生产队食堂就餐。在那参加“双枪”的半个多月里，我们一天三顿，早餐是每人一勺子薄粥，中、晚两餐都是一勺子南瓜煮麵疙瘩，里边南瓜多过麺疙瘩。下午六点左右吃了晚饭，到睡觉时已经饿得不行。同学们私下抱怨，说我们义务帮你们干活，连饭也不给我们吃饱。其实我们不知，生产队是再也拿不出像样点的东西来招待我们了。在食堂里，我经常看见一个小男孩也来打饭，面黄肌瘦，打着赤膊，两只手臂细得像麻秆，胸部像洗衣板，根根肋骨从皮下凸出来，真正是“皮包骨”，肚子却象一只篮球圆鼓鼓的。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老是盯着我们学生看，好像对我们学生很好奇。他瘦成这个样子，我不知他是有病（当地有血吸虫病）还是饿的。后来大饥荒进一步严重，我就不由得常常想起这个孩子，不知他是否能挺过这场大饥荒，是否还在人世。

从这时开始，有四、五年之久，我感觉从没有吃饱过一顿饭。饥荒越来越严重。商店柜台里和后面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只放了几瓶玻璃瓶装的桃子罐头充场面，而且傍边的小纸片上还写明了是“非售品”。鱼肉禽蛋和豆制品店，每天照常开门，尽管都要凭票证供应，但常常不是说“今日无货供应”，就是早上只营业一、二个小时，就宣告“东西卖光了，没买到的明日请早”。成立人民公社以前，农民种的菜、养的鸡、鸭和下的蛋，抓的鱼，自己吃不了或舍不得吃，就拿到小镇上来卖。在清晨，站在街边兜售自己产品的农民天天都有。这也是镇上居民副食品的重要来源。可公社化以后，集市贸易不准再存在。若再有农民敢偷偷摸摸出来卖东西，市场管理人员见到就要抓，要罚款。但尽管这样，也未能将“黑市交易” 完全取缔掉。那时侯因为国家供应副食品不足，“黑市”上的胡萝卜要卖五角一斤，相等于镇上普通职工半天的工资，而以前只有一分、二分。以前买一只三、四斤的鸡，二、三元就能买到，现在二、三十元也未必买得到。那时有一批上海市区来的人专到乡下来买鸡鸭鱼蛋，几乎不讲价钱，见到就抢，说是家里有人生病住院开刀，急需营养调理，也不知真假。而这样高的价格，镇上居民一般也是吃不起的。

当时好多人家为了吃饭吃得“公平”，自己的定量要保证都吃到自己肚子里，数度争吵后实行了分餐，各人的粮、油，自己保管自己煮。有的人家则实行分食制，即饭菜一起煮，煮好后平均分了吃。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我家那时因为小孩多，就是实行分食制的。母亲把饭菜煮好后，分在一只只碗里，让我们先挑，最后挑剩下的一碗就是母亲的。那时有不少人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看上去胖胖的，皮肤肥得发亮，可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团，很久恢复不了。我母亲就得过浮肿病。去医院就医，医生开的处方是“麸皮一斤”。那时我四姐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据她说也不是每个病人来医生就会开这张处方的，要真的病得很厉害了才会开，不然医生也要挨领导批评。而且，这张处方要去医院药房盖了医院的印章，药店才供应。这东西以前是喂猪的饲料，现在成了治病的特效药，矜贵的营养品，也算是时势造成的“英雄”。

那个时候，我们这儿有没有人饿死呢？说实话，在当时，我并不清楚。不清楚，第一是因为我们城镇居民的口粮是国家定量供应的。虽吃不饱，但饿死一般还不至于。至于农村，尽管我居住的是乡下小镇，但与农村毕竟还隔着一层，所以也不清楚详情。第二，一个人饿死，如果不是像绝食那样粒米不食、滴水不进，而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则死亡有个时间较长的过程。一般开始是身体浮肿，全身无力如生病一样，然后才慢慢死掉。在当时这种政治环境下，即使真有人饿死，家属不敢明说，怕惹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因而对外只会说是病死的、老死的。邻里亲戚即使有知道真相的，也不敢乱说自找麻烦。还有一些人的死，虽然他们本来就有病，但与营养不良大有关系。如当时我二哥因患肺病一九五九年从新疆退职回家，镇上有一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也患肺病，二人同病相怜，常在一起说话。那时治疗肺病的特效药雷米封国外虽早已发明，但国内还没有，即有也价格昂贵普通人用不起，因此生了肺病的人全靠营养维持生命。只要有足够营养支撑，像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再活几十年也不奇怪。可不巧遇上了这场大饥荒。一九六二年初，我二哥申请去了香港，在充足的营养加专治肺病的特效药双管齐下下，不久就治好了病。可这个青年就没有这样好运了，在我二哥去港后不久就死了。像这样死去的人，究竟说他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好呢？在大陆那种政治环境下，一言不慎即刻有飞来横祸。若你一定要说这个青年的死与饥荒有关，被人说你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则你将会有什么下场，大家想想也可明白。死者已矣，生者还要过日子。所以即使你确知某人是饿死的，但家属不承认，你也无法取证，口说无凭，直言贾祸。因此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只能采“明哲保身”态度，说不清楚、不知道。不过十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当年、即使是我们当地的农村，也确实是有人饿死的，而且数量也不少。关于此事详情，我在后面会讲到。

当时我们老百姓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大饥荒。报纸、电台广播一直在说形势大好，工业、农业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还在鼓吹更大的跃进。直到一九六二年，政府才说国家遭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难”，以及“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趁机向我们逼债”，使我们国家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云云。其实在我们上海地区，这几年基本上一直风调雨顺，大家并没有感到发生过什么大的天灾。只是国家这样大，谁敢说其他地方也没有灾呢？ 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是相信政府的宣传的。但吃不饱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的三个妹妹当时都在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后，放下书包就要提一只篮头去镇外挑野菜，在煮晚饭前回家。等她们回到家，母亲就赶紧将她们挑来的野菜洗干净与晚饭米煮在一起。这样晚饭的量就可以多一些，也免去了晚饭菜。在一九六〇和六一年这段期间，我和四姐就读的农业中学，自己种的蚕豆、毛豆、茨菇等作物收获后，学校也会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城镇学生。这可算是我们农业中学学生特有的福利了。

读农业中学三年，期间至少二年多在大饥荒时期。那段时期也正是我们身体发育最需要营养的时侯。但是却长期吃不饱饭，肚子总是觉得空落落的，食欲旺盛却找不到东西去满足它。所以后来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体质较差，就是因为发育时没有发育好。那时学校半天劳动，有一个学期我和另一个同学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替学校养的兔子割草。割草比较自由，可以到处跑。有时经过街上点心店，看到热气蒸腾刚出笼的馒头，或刚出炉的大饼，闻到飘来的香味就忍不住要咽口水，站在店门前久久不肯离去。有时我们从家长处得到几分钱和一两、二两粮票，就相约了一起去买馒头或大饼，然后躲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吃。这馒头或大饼那时是我们心中的珍贵之物，舍不得几口就吞掉，都是一层层地将面皮撕下来吃，慢慢地享受这人间美味。这段经历后来成了我珍贵的记忆片段，一直留在我脑海中。也因此一直想起我那个同学，不知现在境况如何？

一九六〇年夏季“双抢”农忙，学校又组织我们同学去“支援”公社生产队种秧。我们站在滚烫的水田里插秧，腰酸背痛兼肚子饿，好不容易熬到太阳偏西，平时应是放工回家的时候，带队的老师却说要插完这块田才能收工。同学们只得鼓起余勇，勉力把这块田插完。不料插完了这一块田，老师指着旁边的另一块面积较小的田又说，让我们再接再厉，干脆把这一块田也“消灭”了再收工。这个老师在学校教我们政治课，听说正在争取入党。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听从。那天收工时太阳都快沉到地平线下了。回到家里，别人都已吃过晚饭上床睡觉了，只有母亲还等着我。家里替我留下的一大碗稀饭放在桌上。这是我晚饭的定量，平日也是这么一大碗。平日吃完这一大碗稀饭，虽然仍不饱，但知道不会再有一碗给你吃，也就自觉地放下碗了。那天因是饿极了，一大碗稀饭像倒水一样倒进喉咙，根本没有感觉，看到厨房里还有一锅留着做明天全家当早饭的稀饭，我忍不住又去盛了一碗，结果也是三口两口就报销了。这个头一开，心理上的警戒线被打破，就如吸毒者见了毒品控制不住自己一样，脑袋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吃！我要吃！于是一碗接一碗，不到几分钟竟然将一锅稀饭统统吃光。直到我望着空空的饭锅才清醒过来，这是全家第二天的早饭啊！被我吃光了怎么办？我捧着空饭锅呆呆地望着母亲。母亲其实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她没有责怪我，只是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抹了一下眼泪，过来拿走了空饭锅。后来她又淘米煮了一锅稀饭，才算解决了第二天早饭的难题。只是这样一来，后来的数天我们每天煮饭必须少煮一点，否则到月底就会有一顿没有饭吃。后来我算了一下，那次我总共吃了八大碗稀饭，包括那天我的一碗晚饭和第二天全家七个人的早饭，创造了我生命中“吃”的历史纪录。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一个朋友，一次听我说起我的“光荣史”，他就说他那时候也一次吃过五大碗南瓜。他比我还小几岁，当时应该只有十岁左右。我曾听他说他父亲是当医生还是大学教授的，总之是个书香门第，想不到在饥饿面前，书香门第的公子也会变得不“斯文”。这些往事现在说来，仍然要让人笑时带着眼泪。

大约在一九六〇年的深秋或一九六一年的初春，我们镇上突然一批又一批地来了许多难民。他们没有久留，而是住了一天、二天就去了别的地方，但已搅得镇上人心惶惶。所谓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看着那一批又一批经过的难民，我们也都在担心哪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临到我们头上。听人说，他们都是从邻县浙江嘉善县来的。这批难民的境况十分凄惨。我亲眼见到一个年轻妇女就在我家门前，将身上穿的一件红色毛线衣脱下来跟人换粮食吃。也亲眼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踽踽走近那家叫“德兴馆”的饭馆时，看到门外污水沟中有一块肉皮似的东西就猛地扑过去将这块东西捞出来直接送进了口中。还有一个面黄肌瘦的中年妇女，逃难到我们镇上，无奈之下听人介绍，跟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光棍生活在一起。但这个光棍实在太穷了，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怎有余力养活一个女人？结果这个女人三天后又踏上了逃难之路。嘉善与青浦毗邻，练塘镇往西南十多里就是嘉善县境了。而既然我们这里没有自然灾害，可以肯定他们那里也不会有大的天灾。但他们那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民要出外逃荒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原因。数十年后读《毛泽东传》，这才揭开了这个谜。

《毛泽东传》里说到一九六一年一月，毛泽东要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率领三个调查组到广东、湖南、浙江三省调查。每个组又分成二个小组，分别调查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差的生产队。田家英去了浙江，亲自调查了一个差的生产队，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田家英后来向毛泽东反映了和合生产队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121-112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魏塘是嘉善县城的名字；魏塘公社应是魏塘镇边上的公社。“五风”是大跃进时期各地普遍都盛行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种歪风的统称。虽然，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的是和合生产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会局限在一个生产队内，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刮“五风”，单单一个生产队那样小的范围是刮不起来的，必须要有相当大的范围，干部、农民们东张西望看看到处都这样，这“五风”才刮得起来，才会越刮越厉害。而且，这么大群的难民逃出来，显然也不会仅仅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这种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事情，不是虚妄的谎言所能骗倒的。因此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毛派”批判刘少奇、彭德怀，说他们攻击“大跃进”“劳命伤财”、“得不偿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我能立即判断出这种批判有没有道理。虽然我反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认为他在这件事上也是错的；相反，他在挽救“大跃进”后经济大倒退、人民大饥荒的危局上，我认为他是有功的。而彭德怀是党内最先敢直言批评“大跃进”错误的领导人，其勇气更是令人钦佩。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四姐从农业中学毕业时，中共还在大叫要“继续跃进”。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还算好运气，除少数几个同学被保送到白鹤公社的农高中继续读书，其余的都由公社安排了社办企业内的工作。我四姐被安排到新成立的练塘卫生院工作。不久卫生院将她送到县医院学习化验一年，回去担任化验员，总算有了一技之长。一九六一年，到了我们这一届毕业时就没有那样好运了。中共开始改口不再说“形势大好”了。一些单位内部传达说是国家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难。为了分担国家困难，各行各业都要精简人员。这样，公社、学校也就没有办法安排我们的工作了。甚至连保送农高中也没有，更不用说让我们以“同等学历” 去报考普通高中了！于是，毕业等于失学、失业。那一年，我虚岁十六，实足还不到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