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
相比起来，我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好得多。但后来害得我家最苦的就是舅舅家的人。这件事涉及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这里有必要说得详细一点。
母亲原来兄妹共有三人，一个弟弟因从小有病很早死了，舅舅是她唯一的亲哥。所以她很看重这份亲情。一九五二年“三反” “五反”运动中，我舅舅的橹店，与镇上所有的小商家、小手工业者一样，竟然也被政府查出了大笔的“偷税漏税”金额，要补交一大笔款子。政府发动群众无中生有，软硬兼施，日日催逼，弄得风声鹤唳，气氛极度紧张。凡被查账者无不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上海工商业户因为交不出罚款，有上吊、跳楼的，也有跳黄浦江的。舅舅悉索敝赋也交不清罚款，急得走投无路。那时我家的小布店因为国家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颁布的禁止私人经营棉纱业的法令早已关门，而政府查“偷税漏税”的重点是查一九五一年以后的账，也许是这个原因，我父亲因祸得福，被查“偷税漏税”的数额不大，罚款也就不多。母亲因此也就有余力借钱给舅舅度过了这一难关。此后，舅舅家是彻底的穷了下来。舅舅有六个孩子，因养不起，曾将两个最小的孩子送给人家。后来，也是我母亲不忍心，出一点钱偷偷将他们赎回来送还舅舅。
那时候，我与舅舅家几个孩子常常在一起玩，而且玩得很高兴。特别是假日，除了饭在自己家里吃，几乎整天与表哥们在一起。虽然舅舅舅妈对我好像也不怎么亲热，但因为有外婆在，情况便大不相同。外婆与我们最亲。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白天我在自己家，晚上就到外婆家与外婆睡。稍大一点我又变得十分顽劣，几乎天天要哭闹一场。因为外婆家与我家只隔了一条二三丈宽的市河，走二三分钟过一座“圣堂桥”就到，我的哭声可能舅舅家也听得到，因此外婆也常常过来哄我、伴我。我最小的妹妹生下来时不足月，又是冬天，浑身冰凉，奄奄一息，连哭声都没有，以为不活了。母亲因为生养得多，也有一点不在乎。外婆却尽力挽救她，住到我家，盘腿坐在床上将她焐在胸口，足足焐了几天几夜才将我妹妹焐活转来。一九五六年我父亲去了香港，不巧母亲又大病在床，外婆就来我家住了好几年照顾我们。所以我们姐弟几个都与外婆十分亲近。外婆是乡下务农人家出身，不识字，也不能干，但非常善良。她常年吃初一、月半观音素。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吃诎人常好过”。意思是说一个人吃一点亏、受一点委屈都不要紧，日子照样会过去。这是一种豁达大度的心态。因此她从不与人争执，也从不对人发脾气，吃了什么人亏也从不对别人诉说。
母亲对外婆特别好，那时候家里烧了什么好吃的菜，就请外婆来，或盛一碗拿去舅舅家让她吃。反正舅舅家就住在河对岸，过一座桥就到。我最记得一到夏天，母亲总要买好多黄金瓜。我们那里出一种叫“青皮绿肉”的瓜，以北庄、泖口村的品质最好，个头不大，但非常甜、脆，有一股清香。价钱也不贵，一斤只要三、四分钱。还有一种瓜圆圆的，淡黄色，有南瓜一样的轮辐，肉很酥，适合年老无牙的人吃，我们叫它“老太婆瓜”。每次卖瓜的人来，母亲总要买半篮子“青皮绿肉”，再挑一、二个“老太婆瓜”。然后叫我拿两只“青皮绿肉”藏在两只裤子袋里，手里拿一只“老太婆瓜”去给外婆吃。两只“青皮绿肉”是给两个表哥的。还有几个表弟表妹就只好委屈一下没有份了。大表哥小时候我母亲也带过他，又是外婆的大孙子，母亲对他也有点另眼相看。我那时也与大表哥最好。祗是这个大表哥结婚以后，大约是听了老婆的话，对外婆很不好；文革中舅舅家的二女儿又伙同这个嫂子对我家落井下石，令我母亲很伤心。
我家与舅舅家的这种关系，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却渐渐变坏了。关系变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思量起来主要有二个。之所以说“思量”，是因为有些事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以人之常情猜度，可以意会到。一个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失败，造成了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农村很多人被饿死。当时，我们城镇居民粮食有国家定量供应，一般还不致饿死，但定量减少，再加上食油、肉、鱼、禽、蛋、蔬菜，几乎所有副食品也供应锐减，因此就人人吃不饱、个个喊肚子饿，有很多人营养不良生了浮肿病。据统计，从一九五八年秋冬起到一九六二年底，全国饿死的人大约有四千万左右。一九六〇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常委们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让毛泽东“生病休养”，改变部分政策以挽救灾情。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政府允许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邮寄食品包裹回大陆，以缓解这些人在国内亲属的食品荒。我父亲也开始从香港寄米和猪油等包裹来接济我们。不过，政府规定每个包裹只准寄一市斤食品。这些救命的大米、白糖、猪油等物在香港购买价钱并不贵，但寄费不便宜。包装费和邮寄费往往是食品价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父亲的经济力量有限，因此寄来的食品数量也就有限。食物来之不易，人人都在生命线上挣扎，母亲收到这些食品当然先要顾及自己的家，因而虽也分润了一些给舅舅家，但数量不多。想来这就引起了舅舅家人的不满。第二个原因是舅舅、舅妈对外婆不太好。当时外婆已经七十几岁的老人，舅舅还要她做重活，几次做伤了或不慎跌倒受了伤，不带她去看医生，也不和我们说。几次都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堂婶偷偷来告诉我母亲，母亲才急忙赶过去带了外婆去看伤科医生。为此，母亲几次跟舅舅、舅妈发生争执。这二个原因互为因果，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便开始有了裂痕。
但是，最后导致我母亲和舅舅家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却是为了另一件事。一九六二年，我三姐在县高中毕业，属于品学兼优学生，特别是俄语很好，老师推荐她报考外语学院，但没有录取。在家温习一年后再考，又没有录取。正在失望之余，从报上得知上海外语学院办了一所夜校部，本市户口高考没有录取的学生可再报考。这次三姐被录取了。后来才知这所学校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奉市委之命，因统战需要，主要为上海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学习成绩可以、却因政治原因没有被普通大学录取的子女办的。学生入学要再经考试，将来毕业后不列入国家统一分配，但承诺将由上海市自己安排，主要出路是去中学当外语教师，也算是给资产阶级子女一条出路。因为招生对象绝大多数是家住上海市区的资产阶级子女，学校不安排住宿。而我们是郊区的，因此三姐去上海读书先要解决住宿问题。后经一个亲戚介绍，借住在这个亲戚的亲戚家。因为是亲戚的亲戚，吃饭住宿需要先交一笔费用。这笔费用其实也不大，一个月有十几、二十元也就可以了。不巧的是母亲一时竟拿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费用都是每月由父亲从香港寄来的，数额不大，且当时物价贵，仅够日常开销而已。这次三姐去上海读书是突然发生的事，从报上看到招生消息、去投考、到最后收到录取通知，前后不过半个月左右。而收到录取通知到开学不到一星期。录取通知注明到规定日期还不报到的学生，会取消入学资格。当时离开学日期已近，即使写信要父亲多寄一点钱来，时间也已赶不及。那时上海香港寄一封信单程就要七天。母亲思来想去，以为唯有同自己的亲哥哥才能商量。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我母亲拿出一笔钱帮舅舅交了罚款，表面上说是借的，但舅舅家经济一直不好，母亲从来也没有指望要舅舅还，因此十年多从来也没有提过要舅舅还钱的事。这次母亲去找舅舅商量，其实也没有要他们还钱的意思，只是觉得几个侄子侄女除了最小的一个还在读书，其余都已工作，虽然都工资不高，但想凑个十几二十元钱应该不会太难。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当母亲开口说了为三姐去读书一时钱周转不了，请舅舅帮忙一事，舅舅立刻翻脸，拍枱拍凳地骂人。母亲也是刚硬脾气，见舅舅这样的态度也不服气，结果两人大吵了一场。
其实，舅舅平素也不是一个凶狠霸道的人，但他脾气暴躁，又不善言语，且是小市民的见识。他的脾气暴躁到什么样程度我举一例大家便可明白。我大表哥小时候还刚会走路，一次摇摇晃晃走过他面前，他正在工作，不知怎样就惹他生气了，他放下手中斧子，一把将大表哥提起来丢出去，丢过一个天井，差一点没有摔死。这次吵架，我想因为母亲给他的食品不多心中已经种下不满的前因；又因为他经济上困苦了多年，现在刚刚喘上口气，以为母亲就要来逼还债，于是发作起来。
母亲回家后心中的气无处发泄，要我写信去向在无锡工作的大侄女投诉，她说我记。为什么要向大侄女投诉呢？一是因为她是舅舅家最大的孩子，斯时已经结婚，想来比较懂事；二可能因为大侄女是我母亲一手带大的，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心中有委屈就想着向她倾诉。当时母亲正在气头上，说着说着骂了句舅舅是：“救人救只落水狗，反过头来咬一口”。我觉得将这句话写在信中似乎有点不妥，曾提醒母亲这句话要不要写上。母亲听后说：“要写上”！我那时也不懂事，也就写上了。后来听说大表姐收到信哭了一场。我估计这件事也刺伤了舅舅家人的心。
以上这些矛盾、争吵，其实在很多家庭、亲族间也有发生，什么朝代、什么社会都有，原本是不足为奇、也不会酿成大祸的。但是在特殊的时代那就不同了。即使原以为是不起眼的小风波，说不定就会变成让你樯倾船翻的大风浪。这是当初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