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5）
以上，是有关我出生地历史、地理的大概情形，和我家从县城搬迁到练塘的缘由。下面就说说我的家庭概况和主要亲属的情况。
我的祖父母共生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排行第二。祖母带领全家到练塘时，三兄弟都已结婚各自成立了小家庭，只有最小的姑母是在父亲与我母亲结婚后才出嫁的。父亲与我母亲结婚时年纪已近四十，是前妻因病去世，才继娶了我母亲的。前母生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我母亲生得更多，共七个，我是唯一的男孩。我出生时祖母已经去世。祖父则去世得更早。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起一点祖母的事情，但从未听她说过祖父的事情，原因是我母亲也未见到过他。我父亲在我十岁时去了香港，此后长期分隔两地，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向他询问有关祖父的事情。后来我问我大姐，她也语焉不详，只说祖父是个清末的秀才，又说我家祖上曾经有人做过官，仅此而已。究竟我祖上做过什么官，祖父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何死的，我一概不清楚。
父亲年幼时只读了几年书，十岁就被家里送到上海十六铺的一家衣妆店当学徒。叔父生前好像并无正当职业，兼患肺病，因此穷愁潦倒中年就去世。唯伯父年轻时在上海教书。从这些情形推测，我们这一支大概在我父亲十岁前家道就中落了，否则秀才的儿子不会不读书十岁就去做小学徒。而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否因祖父去世？我也不清楚，但想来大概不无关系。至于父亲学徒出师后做过什么事，在哪里做，我也并不全知晓。我只知道抗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周围设立封锁线，禁止物资自由流通。城里的物资出不来，乡下的物资进不去，于是催生出一批“跑单帮”的人。他们冒险在封锁线上进出，贩运一点日用品，赚钱养家糊口。我父亲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从练塘去上海最方便的走法是先到沪杭线上的石湖荡火车站，再转乘沪杭线慢车去上海。练塘到石湖荡有十二华里，步行约二个小时，都是泥土小路，途中要经过十二座小木桥，狭的桥面一尺也不到，天雨路滑就较难行走。这是我小时候与同学逃学去石湖荡看火车，走过多次的路，所以也知道一些。当然也可乘船去。有一班“绍兴船”，每天早上专送客人到石湖荡去乘火车。我小时候父亲带我也乘过，记得船资每人一角二分，约等于一斤大米的代价。至于抗战时期是否也这个价钱，我就不知道了。那时我父亲为了省那几个船钱，经常背了货物走路而去。因为走路费鞋，他就赤脚走，等到了石湖蕩找个水桥洗洗脚把鞋穿上，然后上火车。虽寒冬腊月也一样。这固然是父亲生性刻苦、节俭，但也是因为当时他经济上不宽裕。有时货物多，还拉上大哥一起去。后来，我在一本《上海通史》“经济篇”分册上看到有关记载，说这些“跑单帮”为生的人，从乡下将上海城里需要的物资贩运进去，又将乡下需要的东西偷运出来，肩扛手提，来来去去都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不仅很辛苦，且有一定的危险性。但风险大，相对利润也较大，其中有些人就因此发了一点小财，成为小康之家。我想父亲也是这样才积了一点钱的。父亲开始迁居练塘时是贷屋而居。后来刚好有一户人家，夫妻两人都是好吃懒做又兼吸食鸦片，将祖上传下的财产都花费光了想将房子卖掉。我父亲知道了就将它买下，并用这房子临街的一小间做店面，开了一家土布店。这样，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我父亲迁居练塘不久，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孩子，中馈乏人，就继娶了我母亲。开店后，这小店就由我父亲为主，母亲协助，两人一起经营。
土布，是相对纺织机生产的“洋布”而言的棉布。布机是木制的，很简陋。所织的布门幅一般只有一尺二寸，但较厚较耐磨。在江南一带，农村自古就有自己织布的习惯。元代杰出的纺织家黄道婆就是附近松江府乌泥泾人（今上海徐汇区）。很多农民家中有纺纱机、织布机。妇女几乎个个都会织布。她们自己用棉花纺纱，再到镇上染坊染色，然后自己配色、经纱，织成布供家人四季衣着所需。由于家人用布数量有限，不少妇女有空余时间，也有织了布出售的。父亲的土布店所出售的土布，开始部分是自己织的，我大哥、大姐都在家里织过布；部分是向农妇收购的。由于货源有限，生意做不大。后来父亲从上海买原纱来自己将纱染成各种颜色，设计花样，再根据不同花样将各色纱线搭配好，分发给愿意代加工织布的农村妇女们。父亲付给她们织布的加工费，织成收回的布就放在自己小店中出售。这样货源增加了，生意也扩大了。当时委托代加工的关系户，总数可能要有二、三十户，甚至更多一些。虽然，代加工的关系户不少，但由于农妇织布都是业余的，产量并不高，平均十天半月能织成一、二匹就不错了。逢到农妇来交货的日子，我父母亲会忙上大半天。平时则我父亲一人应付生意也绰绰有余。有时，他将小店交给我母亲照顾，自己去镇上一家染坊借他们的设备染纱。所需颜料也是他自己从上海买回来的。这样可以省下一些染纱的费用。总之，小店的一切都由我父母亲力亲为，没有雇佣员工帮手，一切精打细算，总算换来小康生活。
然而好景不常，这样的好日子也不过五六年吧，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四日，国家为控制棉纱布的生产和销售，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颁布法令，规定即日起私人不准经营棉纱布业。禁令一下，我家小店被迫关门。父亲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在家赋闲了好几年。父亲虽薄有积蓄，但家中子女众多，个个要吃要穿还要读书。俗语说“坐吃山要空”，父亲因此急得不得了。当时我大哥在香港工作。他是上海“解放”前夕因老板将工厂迁移去香港，随他拜师学艺的先生和其他一大批职员、工人一起去香港的。他在香港认识一些人，就写信来劝父亲不如申请到香港去谋生路。父亲申请了几年，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获政府批准。申请获得批准时，母亲刚好因小产大病在床，但通行证的有效期有限，父亲只得忍痛离别，家里的事就请外婆来帮忙。那天早上我送父亲坐船离开家乡赴港，船开了，我站在码头望着船渐渐远去，不肯回家。父亲也站在船头望着我久久不肯进舱。那幕父亲为生活无奈背井离乡的景象，从此深刻我的心上。那年我虚岁十一岁，对人间生离死别的感情认识还不深，但已清楚觉得这次父亲去香港，不像过去离家几天就会回来，因而心中既有不舍也有一点空空的感觉。父亲到港后，大哥通过朋友关系，在另一家织布厂替他找了一份管理职工宿舍的工作。工资虽低微，但寄港币回来换成人民币，一家温饱还是可以维持的。
我母亲是练塘镇上人，娘家是几辈子做橹、修橹的手工业者。练塘是水乡，农田大多是圩田，农民劳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因而一般农户都有自己的船。船无橹不行，所以做橹修橹这个行业那时候的生意是不错的，生活也是过得去的。一九五六年手工业合作化以前，舅父继承祖上传下来的小作坊，有一个帮工，二个学徒。制橹需要大的、木质坚硬的树材。这就先要去乡下寻找合适的大树买下来，然后委托专门解树的师傅把树锯下来，运回来，再解开成橹胚。据我外婆讲，那时候东家对伙计，特别是请来的解树师傅，招待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不仅顿顿饭要有鱼、有肉，晚上一顿还要有酒，上午和下午还要供应二顿“点心”，一般是粽子或糕、糰子。即平日吃饭，也是舅父与帮工先吃，吃好离桌了，然后家里其他人、包括学徒才能上桌吃。这些菜和“点心”的水准虽然不必高到可与饭店相比，但也要可口才好。这样师傅才吃得开心，干活卖力。而这些菜和“点心”都是我母亲烧、母亲做的。舅舅结婚后，这些事情本可由舅妈接手，但舅妈是从农村娶的，做不来这些。而我外祖父又非我母亲烧的菜他不吃，偏爱我母亲，不捨得轻易将我母亲嫁出去，结果一年拖一年，把我母亲拖到三十岁，成了“老姑娘”。在那个年代，这样年纪的女子想嫁一个头婚的男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嫁给我父亲做了填房。我母亲很能干，安排家务一流，不仅家里烧菜、做点心她一手包办，有空还替镇上的衣妆店绣花挣“私房钱”，甚至舅妈生的大女儿也基本上是我母亲带大的。母亲虽说只读过一年小学，嫁了我父亲后帮我父亲做生意，一样也是头头是道。一般来说，能干的人性格也比较刚强。我母亲就是这样的脾气，认准了的理，不肯相让。这样就容易得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