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风起云涌，各路神仙齐上阵，上海市委被搞得焦头烂额，底下的老百姓趁机图谋一点自己的福利。
借用造反的名义，首先跳出来的是那些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这些人的工作，实际游离于体制外，收入福利很不如正式工，此刻，披上造反的大旗，把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体制，栽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头上，成立了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并且串联了其他省份的类似工人，成立了全国性的“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把中央吓了一跳，于是坚决取缔了这个组织， 再三重申绝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同时，对文革前的工资福利劳保等等不满的基层人员， 肯定都是红五类，借个由来逼各级领导同意这个补发那个经济项目的事情，反正一律赖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头上，到底各级领导是真是为了自己不要受罪，还是革命群众逼得太凶，好像真的是发放过一些钞票或实物。
上海的住房一直是最要命的项目。
1949年陈毅当上海的政时，立誓为上海的中下层老百姓谋福利，不要求老百姓唱”呼呀嗨哟“，五十年代初修建了相当简易的工人新村，即”二万户“工程，不管咋说， 那是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住房条件特别差的工人家庭的住房，我有很多同学就是住在二万户工程之一的日晖一村，最开始只有老工人（还是技术工人），特别是劳动模范，才有资格搬进去， 如今很多人不太像承认自己是在这种工人新村出生或长大的， 觉得”坍招式“，其实不必。
这一批人搬进去后， 让广大市民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在很多地方排着队修建工人新村，比如就是日晖一村附近，三五年之内， 日晖二三四五六七村，江南一村二村修建起来了，江南造船厂的领导向搬进日晖一村的职工承许，很快我们就会继续修建更多更好的工人新村，你们不会在日晖一村住太久的，大家伙眼巴巴地盼望着。
殊不知“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没几年后，一会儿自然灾害了， 一会儿苏修逼债了，工人新村的建设明显地延缓甚至中间还停过一小段时候。
五十年代初期的小伙子小屁孩，肚子再吃不饱，也是会长大的呀，而且早期分房的中青年工人还在继续生孩子，二十四平方米起初的六口人，由于又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均面积四变成了三，虽说上海从来没人计较青春期异性子女能不能住一间房当回事，太挤总还是不方便的。
分房初期的学徒工，自然是没有资格分房的，到了六十年代，总该结婚生孩子了吧，总体住房的越来越紧张， 让他们想要分到一间哪怕八平方，也成了难度很大的事情了。
这就是抢房的社会基础。
房管部门，不是他们心狠， 他们厉害也生不出房子来啊，于是也借此东风， 无论是在“走资派”的领导下（这儿打个重点划线）还是不久之后的造反派领导下，动起那些原先住房比较宽敞人家的脑筋，，注意中间那个”划线黑体字“节点。
一般来说， 上海文革前的政策执行不极端，所以成分不好不太好高知资本家等的住房， 从统计上来说比普通工人特别是没有技术的辅助工大些，因此在那个“划线黑体字”节点前，动这些人的房子，不容易引起对立，一个资本家，叫他搬进汽车间，让劳动人民住进你家打蜡地板卧房，“哪能， 侬敢老卵伐”！
过了那个“划线黑体字”节点之后，节点之前的一些“官儿”成了真的走资派，那么动一动你家住房吧。
这一种， 至少还是打着“组织上”实施的“公抢”。
还有一种就是自说自话真的“抢”，比如我家附近江南造船厂在文革前开始凑了一些钱， 在原先花园般的江南新村内见缝插针地修建了几栋五层楼的65型无抽水马桶的房子，刮经济主义妖风前完工不久，空着等分配呢， 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阵，各级领导疲于奔命，相当一部分正在被挂牌子游街批斗， 行政处房管科的人，也不敢自说自话将房子分给王二麻子瘌痢头吧。
就有一些刚结婚的愣头青，强行把门砸开装上自己的锁， 搬了进去，这就是“私抢”，不过房子的事在上海最大，很快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短命几天而已， 很快改名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站住了脚跟， 在刹住经济主义妖风的同时，一个通告发出来，“私抢”者赶紧自己搬出来， 否则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三个惊叹号。
那时的革命行动是真的很革命的， 效仿的是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虽然他们还是要吃饭的）为准则，胆敢不搬， 叫你尝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铁拳”！
很快， 那几个赤佬搬出去了，其中一个老阿哥，只好再回到爹娘家里房间中间拉块布帘子，在那儿生儿育女，一家人亲亲密密地吵吵闹闹到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