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中小原本就是个扯淡的事，小县城里一个文革期间一个大学毕业十来年的就够“反动学术权威”了，有资格被批被斗被打了，算大知识分子了吧，其实他一个月只拿五六十块而已，到上海的大学研究所设计院里，绝对是革命群众的级别，批别人打别人斗别人都可以很神气的， 所以大小是可以请教爱因斯坦的。
拿上海的某些国防科工委研究所作例子。
这些体量庞大的研究所，其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是个三角形，拟分为大中小三层。
大知识分子，以穿军装时的校级军官（对应的级别是六级以上的工程师）为基本标准，大知识分子要想升到四级以上，应该是大学毕业于1945年之前（这点和共军的抗战干部资历吻合），且大多有国外留学的经历。至于大学毕业于1945年到1949年之间，相当于共军的解放牌干部，成为五级六级的可能性也不小，少校肩章，不过本事人缘机遇不太好的，只好落到了低一个档次的“中”知识分子范畴了。
这类“大”者 在一个所里不超过二十名， 只要1957年没中奖，住房应该是三间以上一套，视人口多少。文革期间自然很难得逃脱，只有挨整的轻重不同，被“挤占”住房，就是大概率现象了。
“中”知识分子，也就是技术7，8，9级，9级是交叉级，可以是起码工程师，也可能是最高级的技术员，在国防科工委，定的军衔是大尉，一杠四星。这批人中， 大学毕业于1945年左右的，实在属于倒霉，或者是大学毕业没从事专业工作， 解放后归队的，起点就比较低，所以和他们的“同年”相比，级别低了一点工资少了一些住房就可能会少，人口多得很的，也许能分到三间，一般也就是两间而已。
一个所就可能会有好几十个这类技术干部。这帮老爷叔，只要不乱说乱动，也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文革的挨整就看命运了，上面有一些“大”知识分子顶着，革命群众的矛头就不容易对着这些人，想挤占他们的住房也难，因为这些人都住房本身就不比工人和一般行政干部多。
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呢，分到大单位容易提级，分到地方国营的小厂，当年毕业就是六十几块，比谁都高，再提就难了，所以这些被分到研究所设计部门或万人大厂的，弄成八级是常态，甚至有评到七级的，本事人缘运道的综合效益不佳者，九级也不错， 倒霉蛋也有连九级都没混上，就跌到“小”知识分子的队伍中了。
1953到1956年的大学毕业生，按照那时的标准，毕业转正就有六十几块， 一两年之后再提一次就是七十几只老洋，额骨头碰到天花板，在1956年又提一次，就可能拿到八十几块人民币啦，但职称依旧是技术员， 可以定义成“小”知识分子。
我家的邻居中，这批人若是结婚生孩子早，赶上1957年前的分房，好歹也能分个两间至少也能有个一里（小）一外（大）的套间，接着再生一二三个孩子的老爷叔，就一平方厘米的房子也不会给你增加，一直住到1978年或更晚的落实知识分子住房政策时，才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到了1957年及以后到1965年，大学毕业的工资级别被压低了一级，转正只有五十几块（国防系统可以拿六十块）啦，至于职称就就成了根本没有的事，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这些研究所里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成了运动的主力，很多人成分也不差，能说会写，脑子转得快，与北京国防科工委机关也有着不少老同学的关系，事就很多了。
这帮被归类成“小”知识分子的，好歹混上一间16平方房子的，也挺让其他人羡慕，结婚后和营房科（军队编制不说是房管科）死缠烂打，才能分到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间，小夫妻还算OK，生了两个小赤佬，人均3.5平方米，比上海的困难户还多了了一平方米呢，文革期间最有兴趣通过“正常组织渠道”，就是这帮人，想方设法就想 挤进“大”知识分子的三四间房中的一间十六平方房子！
Again, 整个文革期间， 那几个研究所里，“大”知识分子的房子大多有被挤占的经历，人均就有变化； “中”知识分子居多不进不出，子女上山下乡，房子总面积不变，人均增加；“小”知识分子最苦，面积不变孩子长大， 但又没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人均虽未变化，但儿女进入青春前期造成的居住不便，想想又不能怪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当时还不敢怪四人帮），熬吧。
还别说，熬出头了，大中小都在邓小平振臂画圈之后，住房得到了改善，“大”者落实政策，或挤占者搬出去或另行分配相应的房子；“中”者基本都得到增配住房的福利；原先最可怜的“小”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当官加薪提职称，实打实的好处一样一样的来。
顺便说说， 当年挤占进“大”知家的“小”知，有为人厚道者，善对合用厨厕的“大”，文革后，提职提薪，“大”者说几句好话，帮助不小；而“小”挤进去“大”家后耀武扬威的不是没有，没想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居然提个工程师落到了“大”的手中，“大”者也未必是真“君子”，你曾不仁我也可以不义，“小子，提工程师？ 你等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