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和钱锺毅都在XX大学教书，钱是三级教授，家父只是讲师，本不应成邻居。文革中，他们都由右派成了“老运动员”。文革中，钱未出“大事”，还是因曾留学美国以及“大右派”被“追捧”，而家父却从“摘帽小右派”大大“升了级”——现行反革命。钱成“大右派”后，其住宅由“高级”变成“中级”（他有4个子女），本人被发往安徽“改造”（好像并未正式判刑）。文革初，父亲一出事，我家就从“中等”降为“最低等”！网上有人问我，为啥不躲在家里看书，要坐到外面看？一个8平方米的逼仄“陋室”（原为储藏室），你坐在那里，别人怎么做事？文革刚结束那会儿，钱被从安徽迁回，这时他几个子女已下乡、户口迁出，只剩下一子一女。所以住处又降了级，成了我家邻居。他们住在二楼——是本幢大楼（共3层，原是未婚教师的宿舍）最大的（我家是最小的）。本和钱没什么交往的父亲，那时正就业于“劳改工厂”，周末才能回到“陋室”，不知何时他们成了好朋友。钱从未进过我家，也没看见父亲去过他家，他们总是在大楼外不远处交谈，大概是为防”隔墙有耳“吧！那时整天叫嚣“要批修”，一天父亲悄声地对我说：”其实，列宁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我大惊失色地问：“这是谁说的？”父亲说，是钱说的，他觉得确实如此。一向对父亲敬畏的我，第一次严厉警告道：“不要胡说八道！”钱比父亲年龄大许多，属于高一辈，他们能成为知心，应是同病相怜吧？后因父亲“平反”，我家先搬离了“陋室”，右派“改正”要晚一些。
我出国确定后，一天父亲对我说，他又遇见钱了（已“改正”恢复原等级），钱对父亲说：“出去了，就是要饭也别回来啊！”这次我默然没说话。
出国前，我对钱钟书知道不多（只知道他是钱锺毅的堂（或族）兄弟，没看过《管锥编》；《围城》小说、电视剧都看过，对电视剧非常喜欢，看了好几遍。看宋诗时没注意过注者，不知有没有钱钟书注的。
钱钟书在历次运动中，闭口不严、不置可否；对落难故交不落井下石，态度前后如一，已很难能可贵了。至于和邻居打架，更显其表里如一的性格，更不值一提。
我在想，那些下场悲惨的“大右派”（如储安平），如有先见之明，他们还会“鸣放”吗？
钱钟书是位有智慧的正人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