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当知青的第二年（一九七六年），有两个刚从监狱里释放的人被安排回来本场。一个是原广州知青，另一个是原本县农业局农业工程师。两个人都是在文革初期只因一句话而遭重判。
广州知青的情况是，文革初县城来的红卫兵到我场来扫荡（当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样，成立后就整天要搞些事情，斗人整人，捍卫毛主席，不管什么单位，都去整一番，县城的整遍了，就到附近的工厂和农林场去），他们几个广州知青为了阻止红卫兵砸扫自己的东西，跟红卫兵对峙。红卫兵自恃是毛主席支持的，强行冲击。这位知青老兄对他们说：你红卫兵有什么了不起，你的红袖章是我的红底裤（广州方言：底裤是内裤）做的。只因这一句，被他们掳走。后被判八年（还是十年）刑。
农业工程师的情况是，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有一天和另外两个人围着吃饭，中间放了一片报纸来放鱼骨鱼刺。报纸另一面有一个部分有毛主席像，但初时没察觉。他们边吃边看报纸的内容，后来有人报纸翻过来，大家才看见另一面有毛像。这位工程师大概平时说笑很多，在这场合竟说：我们吃肉（指鱼肉），他（指毛）吃骨。当时另外两个据说也没当回事。可是，第二天他就被叫去问话，他不得不承认。就因此，他被判十八年，远送宁夏还是甘肃服刑。告密者肯定是在场的人。
两人是在文革末期落实政策时，得到提前释放，但当时没有平反。我和他俩后来混得很熟。
那年头，除了各级行政机构被砸烂，还有专门的＂砸烂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这也是毛主席支持的（记得毛有专门指示）。由于这，公检法系统从股级以上（和县城派出所以上）几乎所有负责人全部扫下。解放军军代表接管，由革命造反组织主持。公、检、法全在统一管理下运作，捕、定罪、和判罚不再有独立考核。后来还将死刑复核权下放到省，甚至要再下放。很多冤死的。
那时候，最可怕的罪之一就是＂反革命罪＂，其定罪的因由五花八门，量刑也无法律依据。因言获罪，重判，甚至获死刑等多不胜举，层出不穷。他俩的例子只是九牛一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