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奇冤 ——常溪萍之死（六）

他坠楼前毫无“自杀”迹象

   
为了揭开常溪萍死亡之谜，还必须从他坠楼前的言行活动进行考察。
“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那份《关于走资派常溪萍自杀的报告》，是这样向“上级”说明的：
　
常溪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从旧教卫部拉回师大。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正式隔离，开始有专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校专案组又派了一位专人看管。当时宿舍里连常溪萍共住五人。田于常每次批斗时出汗，又不洗澡、洗脚（应为又不许洗澡，洗脚——引者注），加上常身患肝炎、糖尿病等，回此臭气很浓，实在难受，故四位同学先后搬出104室，结果只剩下常一人。
　
据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常溪萍患肝炎。专案组成员总是隔着桌子或者站在走廊里跟他谈话，不敢接近他，生怕传上肝炎！
那时负责看管常溪萍的专案组成员L，这样诉说经过的情形——他一点也没发觉常溪萍有“自杀”的迹象：
“当天干休后，听到有的同学说，常溪萍跳楼自杀了。起初，我还说，这个人胆小，是不会跳楼的。后来同学说，常溪萍跳楼是真的，你赶快去看看吧、这时，我有些慌了，因为我是负责监管他的动态工作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常溪萍去教学馆，我没有去押送。我想，那时在校内批斗常溪萍，只要专案组同意即可。”
“常溪萍跳楼前的一些日子里，我没有发现他有反常的活动。”
另一位“常溪萍专案组”成员也说：
“从我到专案组起，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我从未觉察过常溪萍同志要自杀。所以，五月二十五日发生‘自杀’事件，我十分惊讶。”
常溪萍的妻子陈波浪，用非常坚决的口气，否定了常溪萍“自杀”的谣传。她说：
“常溪萍生前曾对我这样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的。’还说；‘万一我不回家，或者出了不幸的事，你不要相信我是自杀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常溪萍死的前三天，还写信给侄女姜静文和小外甥包鲁江。信上说希望他们两个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说，学校里蚊子很多，要把蚊帐送去。”
就在常溪萍死的前一天，收到了侄女送去的蚊帐——只是专案组不许他和侄女见面。如果他准备自杀的话，干吗还要家里送蚊帐来？
原华东师大历史系总支书记常玉，也清楚记得：
“常溪萍同志死的前一天，我中午回二村吃饭。在夏雨岛的小路上，面对面碰到他，他手里端着饭碗。当时周围没有任何人。我跟他讲了两句话。我说，你的身体怎样？他说还好。我又说，你要想得远一点。他说，我完全想得通。当时我总的感觉，他不是悲观失望的情绪，更看不出有任何死的念头。第二天下午听说他自杀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既然常溪萍亲口说过“我不是自杀”，坠楼前又毫无自杀迹象，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否定所谓“常溪萍畏罪跳楼自杀”。
常溪萍不是自杀，那么究竟怎么会坠楼身亡呢？
本文开头曾引述了俞珠屏、汤惠娟两位同学的目击记。不过，她俩虽然亲眼目睹常溪萍从楼上掉下来，却并没有看见他离开窗口的一刹那。据她俩说，她们发现有人坠楼时，那人离地面只有几米高了。
难道在现场没有一个人看见常溪萍是怎样坠楼的？
就在常溪萍坠楼身死的当天晚上，从数学系一年级3班传出消息：该班有一名女同学，在常溪萍从数学馆301教室窗口坠下时，她就在301教室里！
她是谁？

她在“301”现场

   
在常溪萍坠楼之后，数学楼前乱哄哄的，准也没有注意到她。
她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悄悄地走开了。
一直到晚上，听说常溪萍死了，她才跟同班同学说起，她当时在301教室！
这消息飞快地被班上的红卫兵头头向上报告。不一会儿，红卫兵头头带了两个陌生人来找她。
她回忆道：
“他们要我把常溪萍‘自杀’的经过写一下。当时舆论都讲常溪萍是‘跳楼自杀’的，我当然也是按此‘框框’来写的。写完之后，马上就交给了他们。”
“第二天，学校开大会批判常溪萍。会上提到在常溪萍‘自杀’时，数学馆301教室有一个女同学（即我）在。”
“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了解任何情况以及写任何材料。”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华东师大才派人来找我调查这件事情。”
当时，这位女同学为什么会在301教室？
原来，那天下午，要在数学馆301教室，数学系召开批斗常溪萍的会议。会议定于下午两点开始。作为“牛鬼蛇神”，常溪萍提前半小时来到301教室，等候“批判”。
那时候开会，没有准时的习惯。通知两点开会，能够在两点半开起来，就算不错的了。
301教室是数学馆里的大教室，可容纳二百来人。
当常溪萍来到301教室的时候，那里还是空荡荡的，唯有她一个人靠窗坐着——301教室三面是墙，一面全是钢框玻璃窗。由于教室是阶梯形的，讲台位置最低，课桌逐排按阶梯状高，而钢窗则是水平的，所以讲台处窗台比人还高，而在未排，钢窗与地相平，成了落地窗。她坐在中间的靠窗处。
她来得比常溪萍更早，那是因为她当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她坐在那里低头背语录，因为那年月时兴背语录，万一在批斗会上她背不出指定的语录，就会挨批。
她与常溪萍素无交往，毫无恩怨。她只在一次又一次批斗会上，认得那面孔黑瘦、皱纹颇多的人是常溪萍。
照理，她在现场所见，最为客观，也最为可靠。
非常遗憾的是，如她本人所说，她在当天晚上所写的材料，是按常溪萍“跳楼自杀”的“框框”来写的。本来，当天写的材料，记忆清晰，最为准确。可是，她写得很简单，何况有人耳提面命，给她定下“框框”。
她处在受冲击的地位，一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有什么办法呢？
当她在九年之后接受调查，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写下一份旁证：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左右，因数学系召开批判常溪萍大会，我去了数学馆301教室。由于时间尚早，教室里空无一人。一会儿，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接着，两个红卫兵都出去了。过了一阵，我突然发现常溪萍从最后一个窗口跌了下去。当时教室里仅我一人，我并未看到有人进来。
　
她的这份旁证材料，极其重要——因为她是301教室内唯一的现场见证人，是查清常溪萍之死的关键。
在这份极其重要的材料中，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
常溪萍之死，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那样天昏地黑的岁月，尤其是常溪萍受到张春桥的直接点名，尤其是在此之前常溪萍蒙受凶手们多次毒打，“往死里打”……
既然“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那“两个红卫兵”是谁？
要查明常溪萍之死的真相，务必查出那“两个红卫兵”。因为那“两个红卫兵”不仅存在他杀的嫌疑，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见证人。
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查到那“两个红卫兵”。
当然，押常溪萍的人，极可能是“常溪萍专案组”成员。但是，专案组的成员说没有押他去数学馆。
为了确切了解当时的情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华东师大又派人调查，请那位当年的女同学回忆。
她又重新写了一份旁证材料，内容比半年前写的那份旁证详细得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气很闷热，气压很低，我仅穿两件单衣服。
下午一时半左右，我从宿舍独自一人来到数学馆301教室。途经九·一五广场时，看到数一（2）班俞珠屏、汤惠娟两个女同学在走道上骑自行车。301教室是一个阶梯形大教室，有两大门。我是从后边一个门进去的。进去时，好像看到最后一个窗口开着。因为气候关系，当时教室几乎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当我进教室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我拣了一个靠窗日的座位坐下（位置在教室中间），从窗口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常溪萍一个人进来了。当时好像常溪萍手里还拿着一件衣服。常先生在电灯开关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当时正在集中注意力背诵语录及思考自己的问题，而且知道下午要批判常溪萍，他是来接受批判的，所以也不去注意常溪萍的动态。
　
在这份材料中，她把原先的“常溪萍由两个红卫兵押了进来”，改为“常溪萍一个人进来”。这是极为重要的更改。
对此，她写下这样的注释：
　
我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材料中所述的有两个红卫兵押着，很可能是现今我根据对当时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总有两个红卫兵押着的情景想象所提供的。
　
她的解释，也不无道理。毕竟是事隔九年，逝去的时光冲淡了人们的记忆。然而，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常溪萍跳楼自杀”已成定论，怎么可能对此进行调查？
她不得不在材料中用了许多“好像”——她已无法确切回忆九年前的某些细节。比如，常溪萍掉下去的那个窗口，究竟那扇窗本来是关着的还是汗着的？常溪萍坠楼之后，人们在301教室里找到他的一件棉衣。究竟这件棉衣是他一进教室就拿在手中，还是坠楼前脱下来的？……她只能说“好像”怎样怎样了！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旁证材料中，她还写道：
　
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抬头时，发现常溪萍已不在前面。回头一看，他已从最后面的窗口脸朝下跌了下去。他身后没有人。我仅看见常溪萍脸朝下跌下的一刹那情景，只看见常溪萍跌在数学馆前台阶上，头倒在最后一个台阶上，半边脸都是血。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常溪萍从前面往后面走的过程，也未听见有开窗的声响，更没有看到有第三个人走进301教室。
当时我吓极了，赶忙往楼下走。这时已有陆续上来开会的同学和教师。我跑到楼下，碰到陆宝华，还有我班几个同学。我们走出去时，已有人把常溪萍翻过来。过了一会儿，车子就把常溪萍送到医院。
当我在301教室时，我并未注意到常溪萍把手里的衣服放好，更不知道他衣服里面有任何东西。
　
她的回忆，为查清常溪萍之死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但是，从她的旁证中，还不能完全确定常溪萍的死因……

常溪萍之死仍是一个迷

   
常溪萍之死，无非三种可能：自杀，他系，不慎坠楼。
自杀——已有充分的材料加以否定；
他杀——并不排斥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根据那个女同学的旁证，常溪萍坠楼时在301教室里没有第三个人；
那么，会不会是不慎坠楼呢？
前面引述过的旁证材料中，曾记载常溪萍临死前的话：
“我不是自杀”。
他站在301教室里，怎么会坠楼呢？
我来到华东师大数学馆301教室，仔细观察了常溪萍坠楼的那扇钢窗。那是教室里最末一扇钢窗，有一人多高，比人的肩膀还宽，从窗口是完全可以“掉下来的”。特别重要的是，这扇窗与地齐平，下端镶着一块固定的玻璃，只有人的膝盖那么高。一旦人的身体的重心朝外倾，就会坠下来的。
许许多多份旁证材料表明，他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
原“常溪萍专案组”副组长，曾写下这样的旁证：
　
据当时专案组看管常溪萍的组员反映，差不多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轮流到各班组、各单位进行批斗。回来之后，还要他写交代材料。有些材料还要他限时限刻变出。
在这样疲劳批斗的情况下，没有听到市里、校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