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