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界归根到底是他们的（1966年春天—1966年秋，19岁）
我的《画说一生》讲的是我自己的历史，与此同时发表的《半壁家园》的片段是我家族的历史，两者有时有所交叉，特别是文革阶段。刚刚上传的《我的家——文革来了》与现在这篇画说有很多交集之处，就当文章的图解吧，请多包涵。
1966年的春天，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三家村”——企图复辟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报纸，怀着对“反党分子”们的义愤，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大批判斗争。
5月份的一天我和爸爸到文化宫去看表演，快结束时台上忽然冲上来一群穿黄军装的年轻人，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占领无产阶级的舞台已经太久了，他们要把封资修的东西打翻在地，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舞台。说着这一队人边唱边舞起来，动作火爆有力，唱的歌也充满火药味。全场人一时有点蒙，不知是该拍手好还是保持沉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煽动性的歌舞，心潮随之起伏澎湃。爸爸气愤地说：“这叫什么节目，简直是胡闹！”站起来离席，我不情愿地和他一起走了。
接着中学生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首先在各个学校发动了对校领导的斗争。1966年6月7日，师院附中反对校领导的红卫兵抢占了广播室，然后与拥护校领导的师生在校园中对峙，师生开始分裂为“造反”和“保皇”两派。我非常地迷惘，不知该站在那一边。我心中赞同红卫兵们的造反精神，但又不觉得校领导是敌人应该被打倒。
下午团中央的胡启立亲自来师院附中处理对峙事件，并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立即表态支持造反派，认为学校领导确有问题。我响应工作组的号召，写大字报质疑校领导教育路线上的一些问题。我切切实实地感到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势不可挡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斗争之中。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拥护校领导的老师的不满，不知是人事处还是团总支把我入团时填写出身的事情告诉了学生，挑拨学生批判我。学生的大字报指责我“隐瞒出身，混入革命队伍，投机革命……”除此之外就是骂人的语句（画面上蓝色大字报的内容就是当年大字报的记录，后来我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字——革命？你配吗？）。学生们在大字报上给我起了侮辱性的外号“刘企鹅”，从此我在校园里走路，“刘企鹅”的喊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19岁的女孩又羞又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女儿看了这一段说：“企鹅，多可爱的名字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理解那个没有人性的时代对人们的伤害呀！）
我们的教师宿舍楼上有红卫兵把守。一天我在楼道里唱起我最喜爱的《长征组歌》之一“过云南”。刚唱了一句，就被守楼的红卫兵断喝：“住嘴，你配唱革命歌曲吗！”
6月学校去农村夏收劳动。学生对我的态度特别恶劣，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回到学校，谩骂和侮辱的大字报和批判会已经在等着我，初中小孩更是对我拳打脚踢，恶言辱骂，弄得我晕头转向。批判会上说我下乡劳动时在厨房捉苍蝇放到学生的饭菜里，把马粪放到粥里毒害革命学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荒诞之至！我迷惑得很，怎么文化革命搞得像一场闹剧？
七月下旬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彭小蒙到师院附中煽风点火，彭高喊：“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在学生中引起一阵阵狂热的掌声和口号，几乎要掀翻了礼堂的顶棚。从她那里我还听到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让我感到不安，我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我知道他们的“我们”并不包括我这样的人在内，而且对我是有威胁的。
在疯狂理论的指导下，殴打校领导和老师的事情普遍发生，继8月5日师大女附中首开打死卞仲耘校长的先河之后，很多学校发生了打死领导和老师的恶性事件。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鼓励打死人的学校的红卫兵“要武”，更使武斗升温，一时间红卫兵拿起皮带棍棒到处殴打“地富反坏右黑资”被打死者无数。
我所在的师院附中各大军种的子弟云集，打起人来更是凶狠。校长艾友兰被打得背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肉，全部开了花，血迹斑斑，像一块红白碎花布。还有苍蝇在上面爬来爬去。我看见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对“黑帮”的痛恨荡然无存，完全由同情所代替。
一天我看见红卫兵从党总支书记赵幼侠的家里把她抓出来，她家的老人捂住赵老师孩子的眼睛，不让他看到这残酷的一幕。赵幼侠被打得半死，还被剃了阴阳头，被令每天爬行入校。我总以为她一定会被折磨死，她那么瘦，怎么经得住如此毒手。她曾经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但是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一天红卫兵闯入生物教研室，揪出喻瑞芬老师——一个在1957年曾经被打为右派，而后一直默默无声，夹着尾巴做人的老师。他们倒提着喻老师的双脚，拖出教学楼，喻老师的头在教学楼的台阶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然后红卫兵逼着喻老师在操场上跑圈，跑不动就连踢带打。喻老师很胖，最终实在跑不动了，倒在地上。（注意这个胖，学校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比她更严重的老师，却专门揪出她来折磨，不能不说红卫兵对胖人的痛恨和戏谑有关。我深信我后来的遭遇也和“胖”有关）
红卫兵叱骂喻老师装死，竟残忍地用开水浇烫她。
接着红卫兵逼“牛鬼蛇神”们用棍棒抽打已经失去知觉的喻老师，开水浇过的皮肉不堪抽打，马上皮开肉烂，喻老师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之后红卫兵命令老师们去“参观牛鬼蛇神”的下场，只见喻老师的头淹在水里，鞋袜都没有了，身体肿胀，全是紫瘢。
人，死了。账，至今没有清算。
也是在8月18日这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鼓励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四新立了多少不得而知，而大破四旧成了红卫兵的又一狂欢节日。除了在街上剪头发，剪裤管，剪皮鞋，他们最喜欢的是抄家。他们去有名望的和有钱人的家中没收大批金银珠宝古董家具。通常金银珠宝据为己有，古董家具则送到委托商行寄卖。那时委托商行的生意红火，家居极其便宜。
一天保姆阿巧把我拉到东单委托商行指着一架标价80元的德国大钢琴说：“便宜呀，赶紧买下来吧！” 阿巧真不愧是在大户人家做过保姆的，知道什么东西高贵。我喜欢得不得了，但是怎么敢买呢？我连着几天去委托行围着钢琴转，不到一个星期还真有不怕死的把钢琴买走了。
红卫兵发出通告勒令所有房产主必须在三天之内交出私房，房管局的革命派也贴出大字报令房产主立即上交房契。我和妈妈去交房契，房管局门口交房契的人排了大队。之后房管局安排了三家人住进我家的四合院，独门独院变成了大杂院。
按红卫兵的要求，我家的银行存折也交给单位领导冻结。
爸爸预感到我们家免不了抄家的劫难，怕院子里的大缸被红卫兵砸碎（拿不走的他们就毁），就把大缸献给了故宫，请他们赶紧搬走。
要说这大缸还真是有点来历呢。阿巧原来在一家满清贵族家当佣人，后来那家家道中落，付不起阿巧工资，就把大缸给她顶了债。阿巧把大缸带到我家又抵给了我爸，借了一大笔钱，买了三所房子出租。她的算盘打得好，有房有钱，将来养老不愁。阿巧是“自梳女”，自梳女就是这样度过晚年的。文革来了，阿巧的三所房子交了公，大缸献了国家，借给阿巧的钱化为乌有。唯一得到是故宫博物院给的一纸证明——某某捐献明代茶叶末大缸。同时赠送十张故宫参观券，那时参观故宫一毛钱一张票。
按照阿巧的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巧在我家终老，去世时还没有落实私房的政策，去世后没人知道她那三处房子在哪儿，只知道房契在公家那儿。
我和妹妹克阳刘元都加入了破自家“四旧”的行列，一方面是受到革命的鼓舞，另一方面内心也生怕灾难上身。我们把北屋大门两边的木楹联摘下来砸碎，贴上我自己书写的大红对联：“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从小就梳小辫的克阳也剪成了短发。
在红卫兵抄我家之前，阿巧竟是第一个带头造反的，她砸唱片，剪湘绣条幅，烧书。我们知道她不是极左，而是为了保护我家人不受伤害，她要做什么爸妈任由她去了。
我家没有什么四旧或值钱的东西，唯一困扰父母的是家谱。父母决定毁掉它们，因为爸爸说这些大家族的家谱在故宫都有记载，将来不怕查不到。妈妈把家谱一页页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与此同时隔壁墙外传来打人的声音和被打人的惨叫，妈妈说打了一夜，第二天没声了。
红卫兵终于来了。附近美院附中来抄家，为首的红卫兵自报家门：“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倒想看一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怎样变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随后贪婪地把眼睛贴在书柜上。他们还算平和，没有打砸抢，各自拿走了一批自己喜欢的书而已，说实在的，爱书的人我倒不怎么反感。
接着克阳的学校女十一中红卫兵到我家拉走了几车书。我庆幸海燕此时不在北京，嗜书如命又心直口快的她，见到这场面还不和她们打起来。
家抄过了，本以为应该平安无事了，却不料厄运突然降临。妈妈让我写一张大字报贴在院子里，告诉邻居我们的房屋已经交公，存款也已经交给领导。当我写好了大字报贴出去后，才发现上面有一个致命的错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写成了“祝毛主席无寿无疆”（所有的大字报的共同程式是在开头要有毛主席语录，结尾要三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当我发现了这个错误，全身的血液都僵住了。在红色恐怖漫天笼罩的时期，写错这么一个关键的字是可以送命的，而大字报一旦贴在墙上，就不允许再撕下来。
居委会知道此事后立即报告了妈妈的单位妇联。妇联领导的处理意见是，让我自己向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报告。听到这个决定真如五雷轰顶，怕就怕师院附中的学生知道，他们刚刚打死了生物老师和一个数学老师的弟弟，现在正抡着大皮带在社会上到处抄家打人，并且已经打死了一个外校学生。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学校，心情如同被押赴刑场。万幸的是红卫兵中打人最凶的那一拨人都外出打砸抢去了，红卫兵总部里留了几个不算太激进的学生。那个为首的对其他人说：“走，去看看。”
一帮人来到我家就翻箱倒柜，根本不关心大字报写了什么，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抄家。
红卫兵准备离开了。一个拿了妈妈的莱卡相机（我知道他是哪个大官的儿子），一个拿了妈妈的皮大衣，一个女红卫兵抱着妈妈的“宝贝箱”。“宝贝箱”里是妈妈搜集的小东西，妈妈最喜爱小小玩意儿，并不值钱，三五毛钱买回来的，但非常可爱（我继承了妈妈的爱好，搜集的小玩意儿三个“宝贝箱”都装不下）。正在此时我们的街道主任来了，是阿巧把他们找来的。街道主任说：“我们这一片的抄家不归你们学校管，请回吧。”几个人也老实，放下东西走了。全家人都庆幸躲过了这场灾难。
我怀疑真有“分片抄家”之说吗？我觉得这是街道主任保护我家的托词。看到很多回忆文章说街道积极分子充当带路党，引领红卫兵抄家，可是我们碰上了好人，我们一家都感谢街道主任。当然这也归因于父母一贯平易近人，在街道上很受敬重。
第二天到学校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心中暗喜。不料下午回家时被一个打人最凶学生X四野拦住。这个学生文革前就是个无法无天的问题学生。他问：“听说你写了反动标语？”我答：“那是笔误。”他一下子火了起来：“你竟敢狡辩！你什么出身？”我老老实实地答：“职员。”“你爷爷呢？”“地主。”我真蠢，为什么说爷爷是地主，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爷爷根本不是什么地主，而是一个精忠报国的辛亥革命老军人。
“你这个反动地主的狗崽子，凭什么隐瞒出身，冒充革干？” 他上前猛然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又一个耳光，再一个耳光。我的头发披散在脸上，不说话也没吭声。
我的沉默惹起他的火来，他抄起一把铁锹照着我浑身乱打，我背转身避免他打着我的前胸。因为我的一声不吭，他越打越上火，铁锹把竟被打断了，铁锹头哐啷啷飞出去老远。我已经蒙头转向看不清了，但我尽量地保持平衡，我知道一倒下，那帮人蜂拥而上，我的命就没了。
万幸，正当我趔趔趄趄快要招架不住野兽般的扑斗，过来了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拉开了X四野。其他人也骂骂咧咧地散了。这个高中学生叫汤二七，高军子弟。我不管他当时和后来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只记得他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我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自行车扶手上立着我制作的毛主席像镜框，那阵时兴每辆车上挂一个毛主席画像，意思是“毛主席指路我前进”。我做得十分精巧，甚至连一些红卫兵都向我订做。我骑上车，眼泪流下来，在泪水迷蒙中由毛主席指引着前进的道路。回到家我的脸已经青肿，妈妈惊奇地问，脸怎么了。我说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栽到路边灌木丛中。妈妈相信了我的谎言。
晚上洗澡时看见背上屁股上腿上全都是青紫色。那些天尽管是盛夏溽暑，我在家里只能穿着长袖衣裤，生怕爸爸妈妈看见伤心。我的想法很奇怪，认为这是我的耻辱，因此我从来不提被打的事。爸爸妈妈（直到他们去世）姐姐妹妹和任何人，没有人知道，直到我近些年写回忆录，才意识到我没错，是他们的恶行应该昭告于天下。
在这之前我像傻瓜一样心潮澎湃地高诵和高唱伟人的许愿：“世界是你们的……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我开始明白了，世界不属于我，过去不属于，现在和将来，归根结底都不属于我。世界是他们的。
十四五年后的一天，我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是老家安徽临涣的亲戚。他说他是为母亲平反的事情而来的。他的母亲叫喻瑞芬，是师院附中的老师。我瞠目结舌，被打死的喻老师竟是我家的亲戚！轮排辈，她是我爸爸大姑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婶婶。
老天！当初红卫兵要知道我和喻老师有这层关系，我还有活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