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历史视频】 上一次文革，红卫兵在北京火烧英代办后，中国驻伦敦外交人员和英国警察互殴

来源: 于 2020-02-25 02:34:39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注：以下视频提到的时间有误。维基（Wikipedia）标注的日期应为1967年8月29日，也就是“互殴”发生在火烧英代办之后，而不是之前。

“29 August 1967 - Armed Chinese diplomats attack British police guarding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到7月3日为止，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的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故宫午门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

“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文革：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互殴原因

凤凰网历史综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10_2664_915059.shtml

 

 

林夕：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也将以文革的方式继续

 

曾经听见过有人议论，中国的文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很多人说，那是绝不会的，也有的人认为，文革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预计以后更多的人，对文革将只有一个“十年艰辛探索”的零星印象。

我很想对这些轻飘飘的话送上几句冷嘲。但今天既没法冷，也没法嘲，我只能轻轻地说，强迫我们遗忘文革，并且我们果然遗忘了文革，也许这就是正在发生着的又一场文革。

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就未免流于表面。文革绝不只是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绝不只是毛的权力游戏。

绝不是。

它比这个要丰富得多，它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论在逻辑上所达到的巅峰状态，这种巅峰状态，就是对社会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对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毁，对人性尊严的全面敌视和仇恨。

它与一切美好的东西势不两立，与一切人的尊严和权利势不两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势不两立。

一个人，如果对自我有着美好期待，渴望自己不断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贵、超越的人，在他的回忆活动中，一定会非常认真地反思，与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过失和罪恶。 因为，回忆罪恶就是对罪恶的清算和清洗。

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没有对罪恶进行系统的清算，这个国家只会永远深陷在它过去的罪恶之中，只会沿着这种罪恶的惯性无可自控地，继续滑向罪恶的深渊。

那么请回忆一下吧，可怜的中国人。

回忆一下那天早晨，我们突然被一个红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捆住了头脑，同时被告知，我们从此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情岁月，从此也就拥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权力。

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逼她交代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回忆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所有的红卫兵都在对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光头吐唾沫。

那么多的唾沫，从光光的额头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这位老人则像一座雕塑那样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额头，也不能说一句话。

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惧战战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样的凌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额头。

回忆一下吧，所有曾经做过错事，或者自以为没有做过错事的中国人，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所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于一个野蛮民族的失望与控诉。

而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她的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从容地走上了一条宁静的死亡之谷。

在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上，中国这个民族确实有过人的智能和才华。

如果说，还有什么中国智能是超过中国人创造罪恶并承受罪恶天赋的，那么只能是在创造罪恶以后死不认账上，在遗忘罪恶和开脱罪恶上。

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从来就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来就是掩恶取善。

然而，掩盖了过错的功，还能是功么？掩盖了罪恶的善，那还叫善吗？

有意用一种功来掩盖过错，用一种善来掩盖罪恶，这本身就是罪过吧。

所以我想着，至少文革历史可以成为例外，因为它远没有成为历史，它一点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我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所造出并承受的现实苦难。

然而，我错了。

才过了区区五十二年啊，就有人试图把一场关乎十四亿人的荣誉与尊严、关乎整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浩浩漫漫的混乱和屠杀，掩盖并且抹去。

正如我们所知，这场掩盖与抹去的计划执行得相当成功，相当持久。它的成功而持久甚至绝不亚于当初的展开与发动。

为了更好地配合掩盖，为了更有效地从生活的深处将它抹去，我们不能谈论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诉它对人的蹂躏和凌辱，不能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它发生的时候，它果然就发生了。

我们需要遗忘它的时候，我们果然就遗忘了。

是的，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已经终结的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就未免太天真。

文革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也将以文革的方式继续，无法真正终结。不仅是因为还有人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杀我们民族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还在于我们就是在这个记忆中成长起来的。

不论是文革的阴影还是文革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都证明文革并没有完全结束。

文革所留给我们的，也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无辜的尸骨，一大堆人格凌辱与创伤，文革还留给我们以灵魂的黑暗。

 

2018年07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