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１９４５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５０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６４年的兵，我是６８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１９５６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
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２８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 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