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三次见到了毛主席（一）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我的高中地处大别山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往往比外面世界晚一个节拍。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天门城楼几次接见红卫兵只是在报纸和记录影片中看到。大概是到1966年10 月份，各地可以派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我们班当时只有三个名额，选了又选，从近40人当中选出了3 名根红苗正的代表，他们由省里统一带队乘火车到北京，其他的同学们只有眼馋的份。当时学校早已停课，校长靠边站，老师们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管制，所有管理系统已经瘫痪。学生们无所事事，想来就来，想回家就回家，在校的学生无非是看看，写写，贴贴大字报。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呆在学校的时间较多。直到10月底或11 月初才知道有大串联一事，而且可以免费趴火车到北京。于是赶紧打长途电话到300 里以外的家里，让父母赶快电汇钱到学校，说要到北京串联。组织了4 位志同道合的同班男同学，制定了一个雄伟的计划，打算玩大半个中国，因为免费吃住行，何乐而不为呢。准备先到北京，再坐火车到重庆，然后坐船顺长江而下，一路停靠武汉，南京，上海，再乘火车回合肥。

先乘汽车到省城合肥，然后从合肥火车站一路趴火车到北京，每到一个大站换车时不出站，见到北上的客车就上，车门挤不进去，就爬车窗。车厢里面人很多，很难有插脚之地，座位下面，椅背上，行李架上都坐满或躺满了人。也不知过了多少小时，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由于是第一次坐这么长的火车，下了车还是晕晕糊糊，耳朵里还是火车撞击铁轨有节奏的响声。跟着人流被大客车拉到北京先龙潭体育场，龙潭体育场比较熟悉，因为经常在记录影片中看体育比赛。在那里等待分配住处，期间每人发一些饼干和水，解决了饥渴，饥饿和寒冷的问题。记得当时是坐在大礼堂的座位上，等待大客车来回拉人并且送到住处。也不知等了多长时候，我们四人终于上了大客车，在北京城里转来转去，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也不知哪里对对哪里。最后把我们送到一个街道的红卫兵接待站，后来才搞清楚，我们的住处坐落在东四和北京工人体育馆中间。接待站是一个大的四合院，睡的是大地铺，地铺两排靠墙，中间是人行道，草上铺席子，每人发给一个盖被，据说那些盖被都是街道大妈从居民家借来的。在四合院的一个角落建造了一个厨房，为红卫兵做饭作菜。接待我们的街道大妈对我们很热情，很有耐心，因为我们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有的还是刚刚十几岁的中学生，有的还很调皮。她们说的一句话至今还记忆忧新，“你们都是主席和总理请来的客人，我们要招待好。”在那种情况下有热饭热菜吃有温暖的房间住很不容易，北京市居民为接待红卫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是凭着对主席和总理的真诚感情，不是虚的。很有意思的是大串联回来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和经历，得知我们班那三个正式代表和省红卫兵代表团被安排在北京的一个大公园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由于暖气供应不足，帐篷里很冷，而且只能吃些饼干和菜汤，和我们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

在红卫兵接待站里被编成班和排，平时由解放军组织军训，就在驻地附近的街道和开阔地操练用以整训纪律，等待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平时可以出去逛街，看大字报，串联等等。终于等到第七次第二批接见，在1966年11月11，以红卫兵夹道的形式进行。通知是在头一天晚上收到的，每人到厨房领一袋食品，里面有两个馒头，一个鸡蛋，还有水。那时好像没有塑料食品袋和塑料瓶装水，具体用什么包装记不清了。

那天一早，我们按连排班站好队，由解放军带领我们向目的地出发，穿街走巷，也不知走了多少街巷，终于到了一条宽阔的大街，排好队，整齐的坐在大街边的人行道上，前面有一排军人。经打听，原来我们是在东长安街。直到下午，只见左边的人群骚动起来，“毛主席万岁！”喊声响成一片，原本坐好的队形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向大街中间涌去。这时前面的一排军人胳膊挽胳膊组成一道人墙，无法突破。就在这时，毛主席的车队从我们面前一晃而过，由于毛主席个子高而且容易辨认，一眼就看出毛主席了，其他象周总理，林副主席根本就来不及看也没有看到。当时那种心情是既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一眼毛主席，遗憾的是还没有看到第二眼，也没有看到周总理和林副主席。没有想到毛主席的车队开的那么快，和以前在记录影片里看到的不一样，那里的毛主席车队开的很慢而且毛主席还向两边红卫兵频频招手。后来解放军领队告诉我们，由于在长安街上某一段的红卫兵突破了军人组成的人墙，一下子涌到大街中间，差点堵住了毛主席的车队，危及毛主席的安全，所以毛主席的车队就加快了速度。不过瘾，不甘心，想再见一次毛主席，于是就有了下一次的非常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