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当时的著名御用文人、后来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被中国当局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整体破坏性影响广泛而深刻，这种负面影响至今仍在继续。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鼓励全民“造反”，政治上立竿见影出现动乱，全国各地武斗杀人普遍发生；因为革命代替生产，经济上走到崩溃的边缘；教师被斗致死，所有高校关门，教育系统受到毁灭性冲击……
十年文革导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数字，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但是这样一场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动乱，自1976年10月结束后，至今不足40年，但在发生地中国大陆，多年来却一直是个半禁忌的话题。虽然政府阶段性地开放关于文革的讨论，但宣传部门下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文革题材，整个大陆至今没有一家正式的文革博物馆。
令人奇怪的禁忌
此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说，虽然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做出过一个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决议，并不具有纵深的历史含量。
朱学勤教授说，决议仅仅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和文革集团，用党的决议的方式肯定了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变动，但在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以及文革对中国民族、社会和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祸害都几乎没有涉及，并且在做出这一决议后立即封存了文革。
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的采访时也指出，中国政府对于文革的研究和讨论之所以有时严有时宽，这与当局在特定阶段的政策和宣传有关，这种做法是3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人们今年甚至不能预料明年哪些文革的话题可以被允许讨论。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当年的邓小平还是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和现在的习近平，这些中国最高领导人都不是文革的受益者，相反，其中几位的家庭和他们自己都曾在文革中受过惨重迫害，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当政之后会把文革当作半禁忌的话题呢？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国内对文革作出最深切反省的时期是在邓小平复出后的80年代的短暂时期。当时从上到下的文革受害者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是迄今为止最尖锐最深刻的。
但是在1989年六四民运之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此前较为宽容的态度，收紧了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原因是当政者们即便痛恨文革，但更惧怕老百姓和学生用文革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文革的方式就是群众上街、写大字报、造反。
丁学良教授对BBC中文网表示，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近40年之后，出版社仍然不能出版文革题材，官方也仍然不能成立文革博物馆的主要原因。
深入骨髓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人士说，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许多方面和毛泽东时期的做法相似，比如在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方面。而他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被认为是捍卫毛时代和文革精神。
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习近平在搞“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目前在香港的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僵尸话语和血腥语言现在被重新启用。习近平在关于公安方面、文艺方面等的讲话之后，外界一些批评人士甚至把中国目前的局势称为是“习近平的文革”。
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是不是像一些批评者所称的仍然是一场没有结束的革命呢？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
丁学良教授认为，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内的这一代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中国大陆人，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影响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并不是他们自己希望重复文革，即使他们理智地痛恨文革，但是在潜意识和不知不觉中，却习惯性的使用了文革的语言、动作和逻辑。
丁学良教授举例说，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是文革的头号受害者，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过去5、6年中讲的话，和当年的红卫兵语言非常相似；中共老一代领导人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也是如此，他家和他自己在文革中都饱受折磨，但在下台前多年，薄熙来一直在推崇红色中国。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无论薄熙来还是批判薄熙来的人们，他们的措辞和逻辑都能让人立即联想起文革，因此可以做出结论，文革的影响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身上深入血液，而那些没有亲历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文革的了解则很可能被误导。
在一个文革影响如此深重的国家，如果没有对于文革事件的真实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不能让公众和后代正确评价文革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所有方面带来的几乎是毁灭性的影响，不能唤起中国人恐惧文革的集体记忆，那么文革重来只会是个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