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驻军占用民房问题
原标题：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
1972年夏，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发1972年[28]号。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转发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第一篇内参题为《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第二篇是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第三篇是反映驻军退出民房的情况，第四篇是写退房后军民关系改善。后三篇反映的情况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后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这个文件在中共中央转发内参的按语中要求天津驻军迅速改正错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条当时称为“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在一个苹果园里不吃园里的苹果，说不吃是光荣的，吃是可耻的。毛泽东旁敲侧击，用吃苹果的事来说明军队占用民房可耻，退房子光荣。
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执笔的，后三篇是马杰执笔的。
这几篇内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而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人物的子弟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子弟。在下乡知青中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上学，老子百姓儿务农。”当时我年轻气盛，下决心揭露大学招生“走后门”的事。我到南开大学主管招生的部门了解学生来源，还直率地提出了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资料，他们搬来了一大摞，我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盖上了大红图章。哲学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都是手续齐全，无法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我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号门前军人站上了岗，这里的房子(当时大概是建筑设计院，上世纪80年代为天津城市规划局)最近也被军队占了。联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军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大学招生走后门抓不着，军队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我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调查军队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之嫌。这个题目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没想到贾文英、阎晶昌、虞锡圭、李荣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荣昆提议，军队是马杰分管的，马杰应当参加。我上楼把政文组的马杰叫了下来，马杰大力支持，积极表示参加这个调查。阎晶昌说：“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当时市房管局并入公用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仲林、孙国荣、李子荣、侯树民、乔虹等人。据他们介绍，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著名泌尿专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号，被公安局军管会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全国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歧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有。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根据座谈会上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例如，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位团级干部说：我不能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一位女房管员还带我从外面远远地看了几处被军队干部占的小洋楼。接着，我调查了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张玉昆，他介绍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我还调查了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马杰调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儿园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事后据“落实中共28号文件办公室”向我介绍，在天津驻军20个单位即六十六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05部队、海军航保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万平方米。)
材料齐了以后，我很快写出了稿子，郭宝树打印后交给分社负责人任丰平，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签发给总社，他冒风险承担了政治责任。
几天以后，从总社传来了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振奋。也有好心的人告诫我：别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他的告诫是有根据的，揭露权倾一时的军队的问题，还会有好结果?事实上，正是周总理主持的这个会上部署解决全国军队占用民房的问题，并由此纠正军队在“支左”中因权力太大而产生的不正之风。
军队占用民房不仅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前，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事先对天津驻军进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让天津驻军领导人向新华社记者表态(总社通知我们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我和马杰到六十六军时，刘政军长笔挺地站在传达室门前，见了我们立正，行军礼，说他已恭候多时)；又让天津驻军立即退房，保证在“八一”建军节前退完；还让退房后组织拥军爱民活动。这些活动也让我们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说：“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还要求各级“退出水平，退出风格”。同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爱民教育和纪律教育。家属准备来队探亲的，打电报不让来，请假的也推迟了。7月19日，六十六军带头，动用两个连队把军部从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址(百货大楼后身)。搬家的部队车水马龙，十分壮观，群众夹道拍手欢呼。为了保证六十六军搬回去，天津市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的修缮队伍，还有200多名战士，日夜奋战三四天，7月18日零点完成了对新华路28号的修理，保证了六十六军7月19日搬回。
对于军队即时退房我是很高兴的，但对于军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和拥军爱民活动我心存疑虑。例如在东风大学六十六军举行的拥军爱民盛会上，天津市一些领导人(如市委书记解学恭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蔡树梅、王淑珍)的发言，对军队占用民房没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反而对军队大加赞扬，好像欢迎从前线凯旋的部队一样。看到这些情况我心中不平，想站起来说话，坐在旁边的任丰平把我按住了，但对写后几篇稿子持消极态度。多亏马杰识大体、顾大局，由于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后三篇稿件，实现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即退房，全国所有驻军都突击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民房近百万平方米。新华总社让全国各分社写当地驻军退房的情况，从各分社的内参稿中可以看到，各地军人搬家都颇有声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在“文革”中权力部门大量扩张办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万平方米。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军队一时退房困难，搬家拖了一段间。如被4688部队占用的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没有退，后来地方给了三处房子，才换了出来。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退出来，直到引发一场学潮，“二炮”才不得不另迁新址。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军队占房问题?当时市委领导人、毛泽东的亲戚王曼恬说：“这不是腾几间房子的问题，意义深远。”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文革”中军队势力过大有些担忧。
“文革”期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一时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军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52作的军队干部共有4035人，其中有3172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全市区、局党委书记60人(60个单位)中，军队干部44人，占73，3％，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11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10人，占90.9％。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向林彪和黄、吴、叶、李、邱那个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抛石头，挖墙脚”就有抑制军队的意思，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泽东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应当是解决军队问题的余波。
驻军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过高地估计了新华社记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认为新华社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申诉，纷纷到分社上访。那时新华社还真有点威望，有时给上访者单位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上访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150号分社所在地人满为患，有时一天上访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小花园都挤满了。上访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业界知名人士。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传达室生连起老头每天发十几个号，有人为了拿到号，头天晚上在分社的围墙外面墙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阎晶昌、孟子君等人专门接待来访，帮助上访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接待来访中触及大量“文革”中的问题，引起当时市委不满，市委副书记、六十六军军长兼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政批评分社超越权限，管得过多。这样，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众上访。
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执笔的，后三篇是马杰执笔的。
这几篇内参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而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人物的子弟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子弟。在下乡知青中有一种说法：“老子英雄儿上学，老子百姓儿务农。”当时我年轻气盛，下决心揭露大学招生“走后门”的事。我到南开大学主管招生的部门了解学生来源，还直率地提出了有没有走后门的问题。一位负责人很干脆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资料，他们搬来了一大摞，我仔细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盖上了大红图章。哲学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干部子弟，但都是手续齐全，无法找到“走后门”的痕迹。调查失败了，我怏怏地离开了南开大学。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号门前军人站上了岗，这里的房子(当时大概是建筑设计院，上世纪80年代为天津城市规划局)最近也被军队占了。联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军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大学招生走后门抓不着，军队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经济组研究报道题目，我报了军队占用民房这个题。当时军队“支左”，权力很大，调查军队问题不仅难度大，还有“毁我长城”之嫌。这个题目政治风险是很大的。没想到贾文英、阎晶昌、虞锡圭、李荣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荣昆提议，军队是马杰分管的，马杰应当参加。我上楼把政文组的马杰叫了下来，马杰大力支持，积极表示参加这个调查。阎晶昌说：“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当时市房管局并入公用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高仲林、孙国荣、李子荣、侯树民、乔虹等人。据他们介绍，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其中，私人住宅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著名泌尿专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号，被公安局军管会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全国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歧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有。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根据座谈会上提供的情况，我进一步调查了民园和体育馆两个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例如，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位团级干部说：我不能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一位女房管员还带我从外面远远地看了几处被军队干部占的小洋楼。接着，我调查了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张玉昆，他介绍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司令部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我还调查了东风大学(即天津师范大学)，这所学校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马杰调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儿园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事后据“落实中共28号文件办公室”向我介绍，在天津驻军20个单位即六十六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05部队、海军航保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万平方米。)
材料齐了以后，我很快写出了稿子，郭宝树打印后交给分社负责人任丰平，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签发给总社，他冒风险承担了政治责任。
几天以后，从总社传来了消息，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让新华总社将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会堂。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振奋。也有好心的人告诫我：别高兴得太早，是福是祸还不知道。他的告诫是有根据的，揭露权倾一时的军队的问题，还会有好结果?事实上，正是周总理主持的这个会上部署解决全国军队占用民房的问题，并由此纠正军队在“支左”中因权力太大而产生的不正之风。
军队占用民房不仅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一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前，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事先对天津驻军进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让天津驻军领导人向新华社记者表态(总社通知我们听取刘政军长的自我批评，并写成内参，我和马杰到六十六军时，刘政军长笔挺地站在传达室门前，见了我们立正，行军礼，说他已恭候多时)；又让天津驻军立即退房，保证在“八一”建军节前退完；还让退房后组织拥军爱民活动。这些活动也让我们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等部队立即召开党委会，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说：“就是住帐篷也要退房!”还要求各级“退出水平，退出风格”。同时借此机会对全军进行爱民教育和纪律教育。家属准备来队探亲的，打电报不让来，请假的也推迟了。7月19日，六十六军带头，动用两个连队把军部从东风大学搬回新华路28号原址(百货大楼后身)。搬家的部队车水马龙，十分壮观，群众夹道拍手欢呼。为了保证六十六军搬回去，天津市有关部门组织了300多人的修缮队伍，还有200多名战士，日夜奋战三四天，7月18日零点完成了对新华路28号的修理，保证了六十六军7月19日搬回。
对于军队即时退房我是很高兴的，但对于军领导人的自我批评和拥军爱民活动我心存疑虑。例如在东风大学六十六军举行的拥军爱民盛会上，天津市一些领导人(如市委书记解学恭和九届中共中央委员蔡树梅、王淑珍)的发言，对军队占用民房没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反而对军队大加赞扬，好像欢迎从前线凯旋的部队一样。看到这些情况我心中不平，想站起来说话，坐在旁边的任丰平把我按住了，但对写后几篇稿子持消极态度。多亏马杰识大体、顾大局，由于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后三篇稿件，实现了中央的意图，形成了中共中央28号文件。
中共中央28号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即退房，全国所有驻军都突击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民房近百万平方米。新华总社让全国各分社写当地驻军退房的情况，从各分社的内参稿中可以看到，各地军人搬家都颇有声势。军队退房也带动了地方。在“文革”中权力部门大量扩张办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万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万平方米。解学恭提出：军队带了头，地方怎么办?他要求政府部门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军队一时退房困难，搬家拖了一段间。如被4688部队占用的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没有退，后来地方给了三处房子，才换了出来。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国人民大学，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退出来，直到引发一场学潮，“二炮”才不得不另迁新址。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军队占房问题?当时市委领导人、毛泽东的亲戚王曼恬说：“这不是腾几间房子的问题，意义深远。”意义在哪里?当时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意。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泽东对“文革”中军队势力过大有些担忧。
“文革”期间，在各级政府机构一时瘫痪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解放军“三支两军”。军队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个委员，如果把陈伯达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届中央委员(170名)和中央候补委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52作的军队干部共有4035人，其中有3172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全市区、局党委书记60人(60个单位)中，军队干部44人，占73，3％，市级机关一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11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10人，占90.9％。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表明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中共“九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向林彪和黄、吴、叶、李、邱那个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抛石头，挖墙脚”就有抑制军队的意思，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后，毛泽东更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应当是解决军队问题的余波。
驻军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过高地估计了新华社记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认为新华社记者可以帮助他们申诉，纷纷到分社上访。那时新华社还真有点威望，有时给上访者单位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一来，上访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150号分社所在地人满为患，有时一天上访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小花园都挤满了。上访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业界知名人士。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传达室生连起老头每天发十几个号，有人为了拿到号，头天晚上在分社的围墙外面墙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阎晶昌、孟子君等人专门接待来访，帮助上访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接待来访中触及大量“文革”中的问题，引起当时市委不满，市委副书记、六十六军军长兼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政批评分社超越权限，管得过多。这样，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众上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