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农业的贫困化增长
张杰
“文革”经济，争论由来已久，一说“濒临崩溃边缘”，一说“有稳定发展”。之所以难有定论，一方面是囿于史实的难得，“文革”虽仅仅过去了三十余年，但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各层组织运行紊乱，纪录确实不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此中纠缠着意识形态的成分，仿佛持“崩溃说”即是要彻底否定那十年历史，持“发展说”就是替计划经济背书，抹煞“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所以，我们不妨具体到工、农之中，看看“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如何。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份生死状被当作“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小岗村也因此成了历史传奇。
然而，时至今日，不断有人质疑那份生死状的真实性，他们指出小岗村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寨一样，其实也是官方生捧出来的“宣传典型”。此事之真伪本文暂且不做争论，笔者认为，它背后对“文革”时期农村经济、农民生存状态的隐含表达才是其作为重大历史节点的关键所在。
那么，“文革”时期的农业是否真的到了让农民难以过活的地步？
农业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共产党执掌中国后经济领域遭遇的最大挫折。经历此难后，中共对经济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到1965年，大多数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建国后的最高水平。要衡量“文革”时期农业的发展状况，首先即是拿“文革”的数据与“文革”前夕比较。
从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这两个主要衡量指标来看，在绝对值上，整个“文革”时期，农业是有所增长的。
1977年的农业总产值与1967年相比，十年间年均递增了2%；粮食产量也取得了较大成绩，1966年至1976年，全国粮食产量由21400万吨增长到28631万吨，人均粮食从287公斤增长到了305.5公斤。
但若将这一增长速度与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的平均速度比较，只能说是缓慢的。1952至199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的年均递增速度为4.3%，“文革”十年的年均递增速度还不到其一半。
具体来看，这主要是因为在“文革”短短十年里，农业增长就遭遇了三次波动，分别是1968年、1972年、1976年的负增长。1968年，农业生产秩序被运动扰乱，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5%，粮食减产4%；1972年，中国遭受了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年总受灾面积6.08亿亩，农业总产值因此减少1%，粮食较上年减产3.9%；“文革”末期，“左”倾错误又有抬头，农业增长再度为负值。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打基础的时期。因此，除了农业总产值和粮产量，考察“文革”时期农业的发展状况不可忽视农田基本建设、社队工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1970年代初，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持。于是，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抓住机遇。
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
在集体化的背景下，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大事”，为“文革”期间农业的缓慢增长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甚至也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障。“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增长的原因不是“文革”而是对“文革”的抵制
“文革”之乱是全局性的，农村并非世外桃源。然而，当时的农业为何又能取得一定的发展呢？原因就在于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减轻了“文革”对农业的危害。细看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波折实际都与多变的经济政策巧妙地吻合。
196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防止动乱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规定强调“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对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一决策保障了当年秋收、秋种、秋购工作的完成，农业获得了好收成。然而，年底情况急转直下。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并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卫兵，使动乱在农村蔓延。
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挑起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1967年下半年开始，在农村一些地区相继出现武斗，农业战线处于无政府无组织的混乱状态；加上由于受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影响，使“文革”前调整时期一些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在执行中受干扰甚至被取消，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
1968年底，各级政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政局趋于相对稳定。1969年2、3月，中断了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大力加强和发展农业。1970年8月下旬至10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1961年颁布的《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要求现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及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
此外，中央还通过经济政策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1971年3月，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决定适当提高油料、油脂和糖料收购价格，以促进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8月，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对纠正一些地区“购过头粮”的错误，鼓励农民增产粮食起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经济调整使得1970年代初期的农业有所发展，然而，这一态势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运动打断。在这期间，“四人帮”制造和散布了许多破坏生产建设的谬论。谁抓生产，他们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被攻击为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一些地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等错误又有抬头。于是，“文革”末期农业再度滑坡。
当然，农业的发展在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农民的劳动。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生产有着天然的热情，只要经济政策不是过于极端，许多地区农村社队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仍然会“自觉”地对“左”倾错误用各种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抵制。“文革”时期的农业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艰难增长。
农业未崩溃，但农民已经陷入绝对贫困
既然“文革”时期的农业确实有所发展，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何在1970年代末期，农村经济的改革显得如此迫切，政策一旦开了口子，原有的体系便一触即溃？
否定“崩溃论”者通常以粮食产量来证明中国当时农业的巨大发展。然而他们并没有关注到，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因此得到丝毫提高。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贫苦是并行不悖的，这才是事情更残酷的那一面。因为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消费几乎完全脱钩，农民根本无法享受到自己的生产成果。政府对重工业、军事工业的过分追求，客观上形成了对广大农民的整体性压榨。
“文革”十年，工农业增长速度之比为5.9:1，大大高于工业化初、中期2.5-3:1的正常比例。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改革开放前夕，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约占总人口14.4%)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2亿人口，约占总人口20.1%)每个社员年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们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
工业偏斜运行，是农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农民绝对贫困化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不均衡在农业部门同样存在。粮产量的增长，实际是以牺牲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为代价的。许多地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农业方针，通过行政手段向粮食生产倾斜，致使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严重受损。1977年与1967年相比，棉花总产量减产13%，人均棉花产量减少31.7%；油料下行幅度更大，产量倒退到1957年水平之下，人均油料产量比1967年下降15.9%。
许多人将农民的牺牲和这种畸形增长称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但这种毫不考虑个人幸福感的经济发展，实在是过于沉重。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5,201311223399613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