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德佛罗叛变和迅速被处死后，英格兰的政治气氛明显改紧张；原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偏于激化，权贵与平民之间、旧贵族与新权贵之间、以及议会与君主之间的矛盾都更明显。2月25日德佛罗被斩首后，英格兰贵族以及民间对伊莉莎白女王的冷酷都颇有不满。
此时，距1588年8月英吉利海峡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荣耀已过去12年，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主要军事冲突从荷兰和诺曼底转移到爱尔兰，当时的英格兰属地。除了对荷兰七省联盟的军事支持和继续装备皇家海军，爱尔兰平叛成了英格兰国库的最大开支。
而在海上，无论如何辩解战时状态对敌国海盗政策的合理合法，女王派出的私掠舰队已无法像之前那样恣意，因为西班牙宝船舰队主动避免于英格兰舰队遭遇。没有遭遇，西班牙就没有损失，英格兰也就没有机会夺宝。
对英格兰而言，1595/96年德瑞克和霍金斯这两位船长在加勒比海的先后去世[1]，绝不只是他们的私人损失，而是象征着昔日靠海盗充盈国库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虽然整个对西班牙的私掠过程收益大于成本。
而进入1590年代后，英格兰农作物的连年歉收、朝廷党争以及英西战事的持续拖延，使英格兰的经济民生和女王的民间威望都跌入谷底；民间对这个在位42年有余、依然单身且无子嗣“老女人”君主开始产生审美疲劳，而此时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34岁，不仅风华正茂，而且有一个“正常”家庭，已有两位小王子和一位小公主。
民以食为天，民生问题从来都是君主的最大问题。而伊丽莎白女王最大的问题还是无法和掌控全球四分之三贸易和北美金矿银矿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比钱袋深浅。北美金银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直接进入菲利普二世的腰包，而伊丽莎白需要议会拨款来填补皇家小金库的空缺。
虽然伊莉莎白执政的后十年内也不乏1596年加的斯攻城战这样的英雄壮举，但空洞的军事荣耀无法填补爱尔兰军需这个无底洞，而西班牙此时用在爱尔兰对付她的手段正是伊莉莎白1580年代在低地用来对付西班牙的代理人战争手段。
爱尔兰平叛与在低地对荷兰北方七省联盟或在诺曼底对法王亨利四世领导的胡格诺新教的军事支持不同，因这两者是新教联盟的国际关系，女王的支持主要是贷款形式、或由领兵的贵族们自行解决军饷和装备问题。但爱尔兰是英格兰的属地，对其统治的维护开销是王室责任，所以爱尔兰也就成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真正烧钱的地方。
亨利八世征服爱尔兰后，爱尔兰天主教贵族被剥夺了执政权，由此引发1594年开始的大规模叛乱（英爱九年战争）。而西班牙对爱尔兰天主教的支持实质上是英格兰与西班牙战争的一部分，也是英格兰国教与西班牙天主教（罗马教廷）之间宗教战争的一部分。
近二十年的战争已消耗了女王约四百万英镑的皇家金库金额，迫使伊莉莎白不得不出售约八十万英镑的皇家资产（约占王室所有土地的四分之一）来填坑[2]。这使得女王更加依赖议会拨款，而连年歉收、物价飞涨、农民骚乱和税收沉重，民间对女王经济政策的不满和批评也日渐增多。
就议会与王权之间的平衡而言，1590年之后的议会已不再是伊丽莎白执政鼎盛时期的议会。自1588年伊丽莎白登基后，传统老牌贵族门阀对枢密院和内阁的控制逐渐让位给像赛西尔和沃辛汉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贵族剑桥派职业法官和律师朝臣，即赛西尔的剑桥小圈子（the Cambridge Circle of William Cecil)。这是一群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精英圈，是英国新教学术和政治经略的奠基者。而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普通法取代教会法，天主教彻底退出英格兰的政治宗教博弈，而以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为主的清教力量即便是在王室和国教的高压政策下仍然日益壮大。随着下院清教议员数量的增多，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不知不觉中，下议院逐渐成为地产阶级和乡绅阶层为主的新教，特别是清教力量，表达政治意愿的工具和渠道，而非中世纪一味服从君主意志的道具，虽然此时英格兰清教势力还是忠于王室的。
而女王的财政困难，则意味着她的政府财政拨款有赖于下议院批准，由此赋予下院对国家决策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又不可不免地引发出一个宪法问题：如果议会在君主要求下赋予王室某种权力，比如拨款、征税、行政执法等，这是否意味着议会也可以通过某种程序收回这个权力？
而整个都铎时代，各郡的自治城镇也因为宗教改革后教区的重新划分而增多，每个自治城镇至少有一个议员，故此下院的席位数量也增加了。
亨利八世的1510年第一届都铎议会成员中，由74名骑士代表37个郡，外加224位资深市民代表英格兰境内的特许自治市镇，下院议员总数为196人。到伊莉莎白女王登基的1558年，历史记录显示下院共有398名英格兰和威尔士议员；而到伊丽莎白执政的最后十年，下院又新增135个自治市镇议席，使下院议员总数增加到431人，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然超过贵族阶层。
这也是老臣赛叟在世时几次三番提出，一旦女王未指定继承人就谢世，则由枢密院接管国家，直到议会推举一位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君主[3]这一提案的底气所在。也就是说，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格兰，议会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已经掌握了政治主动权。
在整个任期内，伊莉莎白女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处在这种动态平衡中，女王明智地在经济和军事问题上避免与议会（下议院）正面冲突甚至不惜做出妥协。只有宗教和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终点以及王位继承人这几个问题，是女王认定议会绝不能染指的。
1601年，伊莉莎白一世的最后一届议会，也是都铎王室的最后一届议会，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召。
该届议会由女王于9月11日召唤，10月27日开议。
开议典礼上，掌玺大臣托马斯·艾格顿（Thomas Egerton）告知议员们，西班牙36艘军舰和4500人组成的军队从8月份开始就陆续登陆爱尔兰（史称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无敌舰队），女王急需议会通过法案补充军需，以将西班牙军队击败在爱尔兰，遏制他们入侵英格兰。艾格顿爵士还告知议员们，女王希望此届议会在圣诞节前闭会。意思就是，让大家专注军需拨款这个议题，其他废话少说。
但1601年议会一开议，女王和议会之间的冲突就摆到了明面上，也为后人添油加醋提供谈资。一个被多个历史资源和作者津津乐道的故事是，10月27日开议大典后，68岁的女王于10月30日莅临议会接受被推举的下院议长。盛装的女王在卫队和仕女的簇拥下步入议会大厅时，惯常的“上帝保佑陛下”喊声明显没有以往那么洪亮。进入大厅后，由于人群拥挤，几乎没有通行空间，女王挪了挪手，暗示自己需要更多空间。当议会侍者大声让议员们退后让出空间时，大厅一角传来一个坚定的声音：“就算你要绞死我们，我们也腾不出更多空间了（If you would hang us we can make no more room.） [4] 。女王听见了，但只是朝着说话的方向看了一眼，未做任何反应。
虽然史料将这个故事的出处归拢到本次议会书记施洛普郡议员海沃德·汤森德（Hayward Townshend）的私人回忆录，但其历史真实性却很存疑。此前九届议会中，清教议员对女王的教改政策一直抱有异议甚至敌意，还有议员因为异见而多次下狱，但这些异议都是在辩论中合情合理地提出，而不是以现代议会中政敌之间这种趁口舌之快的形式展现。虽然这种逗哏捧哏式的一句话机智富于莎翁戏剧色彩，1601年议会对伊丽莎白这位强势女王的态度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公开揶揄不敬的犯上地步。
1601年议会开议后，下院反复辩论为补充王室军事支出而征税这个议题，最后任命了一个总委员会，由国务卿小塞西尔于11月7日宣布，必须在复活节前通过税收筹集30万英镑的军需拨款。11月9日，新增税收法案通过，决定第一期款项应于1602年2月前征收。女王成功达到召开此届议会的目的，但议会和君主之间的权力均衡之争并未就此结束。
11月18日，威尔特郡马尔堡选区（Marlborough，Wiltshire）议员劳伦斯·海德律师（Lawrence Hyde）提出一项名为《对一些专利证书案例的普通法诠释法案》(An Act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ommon Law in Certain Cases of Letters Patents)，下院在20日进行了一读，要求对女王特颁的垄断许可权（Monopolies）的法律定义进行讨论。
Monopolies，是对一种商品垄断专营许可，以王室特批专利证书（Letters Patent）形式颁发，最早由金雀花王室的爱德华三世（1312-1377）于1331年作为商贸保护令颁发给佛兰德织工约翰·肯普（John Kempe），允许他在英格兰定居，在英格兰筹建羊毛织物产业并培训当地人。类似保护令以后也颁发给其他外国工匠，包括意大利丝绸制造商安东尼奥·圭多蒂（Antonio Guidotti）。保护令鼓励外国工匠在英格兰发展，使工匠们免受当地行会限制，并保护他们免受当地人骚扰。
十五、十六世纪英格兰君主也一直延续这种保护外国工匠和新引进技术的做法，比如亨利四世1440年颁发给荷兰发明家斯希丹的约翰（John of Schiedam）的食盐量产技术保护，1449年颁发给佛兰德工匠乌特南的约翰（John of Utynam）的彩绘玻璃窗制造技术保护[5]，以及1452年颁发给波西米亚矿工的银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保护等。
但到都铎时代，伊丽莎白女王开始大量发放这种专利证书。她将这种皇家特许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普通商品的进出口和生产经营，因此改变它们技术保护的性质，将其变成一种王室敛财和奖赏宠臣的手段。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德佛罗伯爵，和他继父莱斯特伯爵一样，是甜红酒进口特许的执照拥有人。
到了1601年，这种特许已经到了滥发的地步，以至于日用品也成了垄断商品。11月21日，在下议院的“垄断或特权专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米德塞克斯（Middlesex）议员罗伯特·沃斯爵士（Sir Robert Worth）列举了仅1597/98年第九届议会之后颁发的专利就有葡萄干、铁、火药、纸牌、牛骨、鲸脂、茴香、醋、珊瑚、钢、烈酒[6]、毛刷、陶罐、硝石、铅、草木灰[7]、食油、烟熏沙丁鱼、皮革运输、布匹运输等，甚至包括非法赌博许可证和法律、诗歌、教科书、文学书籍等特定书籍的印刷和出版权。到1601年，被垄断权涵盖的商品大约有60种，包括肥皂、淀粉、盐、醋、蜡烛等日常家用品，以及而煤、铁、锡、铅、钢、硫磺、硝石、染料等工业原料。
沃斯爵士话音刚落，另一位议员、律师、清教徒、詹姆士六世/一世朝臣威廉·哈克维尔（William Hakewill）便阴阳怪气地发问：
你的清单里没有面包吗？
面包？好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面包？
沃斯回答：因为如不尽快解决垄断问题，面包很快也会进入你这个清单。
一定程度上，王室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1593年第八届议会之后，英格兰的税收也的确到了民间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之海上私掠财路也断了，向有能力购买专营特权的人出售商品的定期垄断权也的确是一条快捷的生财之道。这些垄断权的价格从4千或6千起，最高的可达7万英镑，而且需要定期重新申请。对于每次军需拨款在30万英镑的年代而言，这的确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收入。但这些垄断权也极大扰乱民间贸易秩序和市场公平，而且还存在女王凭自己喜好将它作为恩赐奖赏给宠臣这个问题，因此下议院才以“侵犯公众福利和影响女王名誉”为由提请女王废除这些垄断专利。
然而，议会中很多人也是这些垄断的拥有者，比如女王宠臣华特·雷利爵士，就是锡矿垄断者，而国务卿小赛西尔是这个垄断系统的管理者。小赛西尔深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每一条财路都需要被利用，垄断权是和私掠一样的快速生财之道，同样可以用来维护议会预算，填补女王金库短缺和提供军备开支。故此，在宣读上述法案之前，他在议长耳边说了一句话，当天的议程便戛然而止。
此后几天，议员们就这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未来的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辩称女王已经撤销了那些太过分的特许，并试图说服下院以请愿而非立法方式推进此事。反方则辩驳，请愿有用吗，前两届议会都对垄断权提出请愿，女王也同意审查，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小赛西尔则斥责议员们的行为“像语法学校的学生”，而非议会议员应有的绅士风范。在议会辩论的同时，议会之外的大街小巷里也有许多人以“维护公众福利”名义要求废除垄断。
当这些传到女王宫中，伊丽莎白意识到不得不亲自介入此事。 她首先召见了议长，告诉议长她会改革垄断制度，先撤销那些最不合理和名声最臭的商品垄断，包括盐、淀粉、醋、烈酒、钢铁、纸牌、灯油、煤、菘蓝[8]、毛刷和玻璃器皿，并许诺“为了人民的利益”，将其他专利交由法庭审理，由法庭决定如何处理。
一如既往，伊丽莎白女王预见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判断需要做出适当妥协，以在危机到来之前将其化解。
之后议会派了一个代表小组到怀特宫感谢女王做出让步。此时已68岁的女王，在政治攻略上仍然不输于她的任何臣子；为占据主动，女王邀请下院“所有人”来王室主宫怀特宫（Palace of Whitehall）做客。11月30日，141名下院议员在议长和秘书长带领下聚集在怀特宫枢密院大厅觐见女王。在这里，伊丽莎白向他们发表了著名的“黄金演讲”。
这是伊丽莎白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讲，后人将它认为是女王对自己统治四十余年的回顾和总结，这也是女王最后一次尝试在不损害王权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化解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女王在演讲中鹈鹕泣血般的诚恳让在场的议员们感动至极。
在接受了议长代表议会向女王转达的感谢之情后，女王慷慨陈词：
“没有哪位君主比我更爱臣民，也没有哪位君主的爱能与我对你们的爱相提并论。没有任何珍宝，哪怕是最珍贵的，能胜过你们对我的爱戴。我珍视它胜过任何财富，我知道财富的可贵，但你们的爱戴与感谢于我而言却是无价之宝。”
“虽然上帝已将我高举，但我最引以为傲的，是你们的爱与我同在。因此，我所喜悦的，并非上帝让我成为女王，而是成为如此感恩的人民的女王。因此，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臣民安康，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活着的唯一愿望就是亲眼见证你们的繁荣昌盛。”
“我受上帝的庇佑，解救了你们。我坚信，凭借上帝的全能，我仍将作为祂的工具，保护你们免受嫉妒、危险、耻辱、羞辱、暴政和压迫，这其中一部分要归功于你们的帮助，因为这体现了你们对君主的爱戴和忠诚。”
“关于我自己，我必须说：我从未贪婪成性，也从未吝啬守财，更没有挥霍无度；我的心从未贪恋过世俗的财富，一心只为臣民的福祉。你们给予我的感恩，我不会据为己有，而是欣然接受，然后回赠给你们。是的，我视自己的财产为你们的财产，让它们为你们的福祉而用。因此，议长先生，我恳请你以你能想象的方式向议员们表达我内心深处无法言表的感激之情。”
当女王说到这里时，在场的所有议员都感动到在女王面前单膝下跪。女王乘胜追击，直接对垄断问题划重点：
“议长先生，你们向我表示感谢，但我怀疑我是否应该更感谢你们。请代我向下议院各位致谢，因为若非你们告知我，我可能因为缺乏真实信息而犯错。自从我登基以来，我从未签署过任何一项对全体臣民不利的法令，但有些法令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让我的部分臣民从中获利。我非常重视那些最初提出请愿的臣子们，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讨论朕对国家的忠诚，并非出于怨恨或恶意，也非出于党争委屈。我深表感激，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不愿看到我的荣誉和臣民对我的爱戴遭受损害，而非被任何人或利益驱使。”
“我的恩赐若使子民蒙受痛苦，或若有人在专利的幌子下让压迫变成特权，我的君主尊严绝不会容忍。得知这种情况后我寝食难安，直到做出改革决定。这些人如此欺压百姓，玩忽职守，无视王室名誉，难道可以逍遥法外吗？议长先生，我向你保证，抛开荣耀或爱戴不谈，即便是出于良心拷问，我也不认同这些卑鄙无耻之徒所犯的错误、造成的麻烦、骚扰和压迫，不会让他们逃脱应有的惩罚。”
“朕行事始终以末日审判为准则，以期可以在最高审判者面前申诉，朕心中从未有过任何有损子民福祉的想法。朕也从未被“国王”或“女王”称号所诱惑，上帝拣选我成为祂的工具，来维护祂的真理和荣耀，来保卫这个王国免遭危险、耻辱、暴政和压迫。我保证，没有哪位君主会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为你们的福祉和安全而献出生命。也许你们过去曾拥有，或者将来可能拥有许多比我更强大、更睿智的君王，但你们从未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比我更爱护你们的君王。 ”
面对跪满一地的臣子们，女王最后伸出自己的右手，让他们挨个行吻手礼，并祝他们前途光明，议会闭会后返程顺利。
图1：伊丽莎白一世鹈鹕肖像，约作于1575年女王40岁左右。
画家身份不确定，可能是Nicholas Hilliard，馆藏于利物浦步行者画廊（Walker Art Gallery）
欧洲上古神话，母鹈鹕为救受伤的小鹈鹕，会啄自己的胸脯，流出血来喂受伤的小鹈鹕，而在这个过程中母鹈鹕很可能会流血而死。因此早期基督徒曾将鹈鹕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献身拯救人类的象征。
通过此画，伊丽莎白作为英格兰之母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
图2：上图中的鹈鹕挂件细节
就这样，通过承诺改革和取消最恶劣的垄断，加上这篇演说，伊丽莎白将垄断问题重新定义为奸臣混淆视听和部门管理失误，而非王室的任何不当行为，从而避免了议会在这个问题上立法干涉王室特权，最后还通过这场演说重塑了臣子和民众的情感忠诚。
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能够击退议会对王权再一次挑战的原因，首先是她在位四十余年所立下的个人权威和臣子们对她的忠诚；其次是她深谙政治舞台上的化解对抗、促成和解之道，即便这是一种表演；第三是她惯用的捣糨糊技巧，对体制的结构性冲突问题，伊丽莎白从来都是一个拖字诀，不到绝境绝不打破砂锅问到底。而这正是她的继任无法做到的。
黄金演说化解了君主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局势，重新换回议员们对王室的忠诚，同时也向民间传达了对垄断的改革动力源于女王而非议会这个信息，从而暂时维护了王室权威。某种意义上，这个黄金演讲也象征着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结束。事后看来，这个刻意安排的演讲更像是女王精心策划的政治告别仪式。
1601年议会剩下的时间都用于社会和经济立法讨论，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立法是《1601济贫法》（the Poor Law 1601）。
(待续）
[5] 乌特南的约翰从低地来到英格兰为伊顿公学制作彩绘玻璃窗，亨利四世颁发给他的技术保护专利证书有效期20年，是后人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份正规专利。
[6] 俗称生命之水，Aqua Vitae。
[7] 硬木燃烧的灰烬，是肥皂、玻璃、染布等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料。控制它就等于控制了这些行业的原料供应链。
[8] 羊毛纺织业不可或缺的蓝色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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