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4年荷兰七省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遇刺,对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来讲,不仅仅是低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力量平衡以及低地前途问题,它对女王的心理影响更大。为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巨额悬赏,枪手堂而皇之地事先预约在代尔夫特亲王府与威廉见面,若无其事一般在王府行刺后扬长而去(在试图离开代尔夫特市时被抓获)。
用火枪进行的政治刺杀在当时的欧洲闻所未闻,在奥兰治亲王之前只有一例,就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的同父异母兄长、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五世的私生子、苏格兰摄政王莫瑞伯爵詹姆士·斯图尔德,1570年1月23日在林利思戈宫(Linlithgow)被火枪手刺杀,杀手也是天主教徒,苏格兰女王玛丽支持者。
女王的生命安全从未如此紧密地与国内乃至欧洲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为达到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之目的,他们会不断尝试暗杀伊丽莎白,而我们上一篇提到的那位1583年10月约翰·苏默维尔刺杀未能成功,纯粹是因为枪手豪迈到漫不经心,没能隐瞒住自己的意图。
苏默维尔被逮捕后,他的表兄弗朗西斯·索克莫顿(Francis Throckmorton)也被抓捕,受酷刑折磨后,索克莫顿交代了一切,不仅证实西班牙大使、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和基斯伯爵之间的秘密往来,还证实了玛丽·斯图尔德亲自加入谋划,只不过目前沃辛汉还没有拿到她参与谋划的实证。他对施刑者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已经把她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而她是我在这个世界里最亲爱的女王。
这之后,伊丽莎白不得不承认以玛丽女王为中心的天主教威胁以及天主教联盟入侵英格兰的威胁都确实存在。海军舰队立即被派遣到南方东西海岸线加强防守。
1584年10月,塞西尔和沃辛汉起草了一份适用于所有贵族、文官武将以及律师协会的《绑定书》(The Bond of Association),这是1580-1589这十年英格兰政府为巩固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地位的一份重要文件。它要求签署人承诺追捕并处决任何参与推翻伊丽莎白女王密谋的人,通过此绑定书缔结契约,惩罚任何弑君者及其受益者,也为最终处决苏格兰女王玛丽奠定了法律基础。也就是这个时候,枢密院开始在民间大量发放童贞女王伊丽莎白的画像,试图用户女王的画像抵消民间对圣母玛利亚圣像的崇拜。
鉴于伊丽莎白女王在所有证据面前仍然被不愿意处决玛丽·斯图尔德,1584年11月,为了防止英格兰王位不落入天主教玛丽之手,伯利勋爵塞西尔重蹈1563年覆辙[1],再次起草了一封文件,拟定一旦女王逝世,英格兰政府由大枢密院(Grand Council)临时接管,直到议会选出合适的君主。
伊丽莎白女王对此十分不悦,虽然女王理解老臣塞西尔的一片苦心,但她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大臣们不断越俎代庖干涉王位继承人之事。
与此同时,议会颁布了一份《女王安全法案》(Act for Queen's Safety),将上述绑定书作为该法案内容的一部分。
1585年1月5日,一直被优待关押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尔德也签署了《绑定书》。之后,虽然更多天主教徒逃离英格兰去欧洲,但天主教试图刺杀伊丽莎白的谋划也加快了步伐。其中著名的是威廉·帕里(William Parry)双重间谍案。
帕里原本是伊丽莎白女王自己养的间谍,受伯利勋爵塞西尔管理,帕里1577年到1584年先后数次接受任务去欧洲渗透天主教网络,但却在1579年前后被罗马被天主教说服,皈依了天主教,成了为西班牙和教皇服务的双重间谍。
1584年初,帕里回到英格兰,并在1585年筹划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制定一个刺杀计划,然后将计划秘密告知伊丽莎白,假装是他自己发现并破案的。为此女王给了他一个议会议员席位作为嘉奖。作为议员,帕里对《女王安全法案》投了反对票。同年晚些时候,他又策划了一个刺杀伊丽莎白的计划,并为此招募了一名助手,没想到该助手是一名刚从法国返回英格兰的沃辛汉间谍。帕里因此被指控叛国,之后被处死。
对于女王来说,天主教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已经不是想象中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身边被自己信任之人,据西班牙大使报告,伊丽莎白在这段时间内经常患头痛和腹痛,一次在去怀特宫小教堂做礼拜的路上忽然心悸头疼,取消了当日的礼拜,半道返回寝宫。
1585年3月,议会在《女王安全法案》增添了一项条款,豁免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遵守《绑定书》的规定。原因是从天主教玛丽·斯图尔德被迫让位给自己刚满周岁的儿子詹姆士六世后,苏格兰一直是由新教贵族联盟摄政,詹姆士六世是在新教环境中长大的,苏格兰也已经是新教国家。
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玛丽·斯图尔德被剥夺继承人地位之后,詹姆士六世成了英格兰王位第一继承人,而这对母子几乎是在每一件事上的立场都不一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已经51岁,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英格兰议会故此增加这一条,是专门为了保护詹姆士六世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旨在确保不会因为玛丽女王参与刺杀伊丽莎白的谋划而自动剥夺她儿子的继承权。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盟友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对伊丽莎白来讲,她需要保证一旦西班牙或法兰西打上门来,苏格兰不会倒戈;而对19岁的詹姆士六世而言,被自己的姑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和她的政府承认,也有利于稳固他自己在苏格兰的统治。
詹姆士给关押在英格兰的母亲去信,告诉玛丽苏格兰任何时候都会尊她为王太后(Queen Mother)。玛丽收到信后暴跳如雷,回信告诉儿子:“我才是你唯一仅有的真正的女王(意思就是伊丽莎白不是),请你不要继续用王太后这种称呼来侮辱我,除了我之外,苏格兰现在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女王!”;威胁儿子不要背着她与伊丽莎白签署任何协议,否则的话就剥夺他的继承权。詹姆士六世接到回信后不久就和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了英苏合作协议。
此后,对被关押在英格兰中部斯塔福郡塔塔伯雷城堡(Tutbury Castle)的玛丽·斯图尔德的看守更加严密,而支持她的英格兰天主教贵族们则相继开始逃亡,之中就有伊丽莎白女王1578年夏季东巡时试图争取的第13代阿伦德尔伯爵菲利普·霍华德[2]。
菲利普·霍华德在《绑定书》推出之前回归天主教,没有历史记录确定他是否签署了绑定书。随着英格兰对天主教的控制越来越严,自己是英格兰地位最高的天主教贵族,加上其父第4代诺福克公爵因为与玛丽·斯图尔德合谋造反而被斩首,菲利普·霍华德和他的伯爵夫人安娜决定离开英格兰,但是在未获得女王准许前提下离开的,这就等同于叛逃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佣人里就有沃辛汉的间谍,而且佣人给他安排的出逃船只的船长也是枢密院暗探,霍华德的船只离开港口不久就被拦截,之后霍华德被关押在伦敦塔。这一关就是十年,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多次给他机会归顺新教,都被他拒绝,但霍华德坐牢期间,他的妻子和在他被关押之后出生的儿子都被允许探监。菲利普·霍华德在关押十年后死于狱中,享年38。
另一位倒霉的资深天主教贵族是第8代诺森伯兰伯爵亨利·帕西(Henry Percy, 8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他是1569年北方贵族起义[3]领袖第7代诺森伯兰伯爵托马斯·帕西的弟弟,而他们的父亲1537年亨利八世时代因参与天主教叛乱而被处死,当时这位第8代伯爵只有5岁,是他哥哥一手将他养大的,而哥哥也在1572年被斩首。亨利自己因与玛丽·斯图尔德密谋而数次入狱,最终于1584年因参与弗朗西斯·索克莫顿的密谋而再次被审判,并于次年在狱中自杀。
回到低地局势,1584年7月奥兰治亲王威廉遇刺后,伊丽莎白女王仍然在观望。北方七省在绝望下只能向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求助,请求亨利做尼德兰君主。
1584年10月,伊丽莎白的首席国务卿、间谍大师、二十年来一直坚持劝说女王从宗教和军事两路支持低地新教独立运动的沃辛汉,收到他在代尔夫特特工发回的报告,得知北方七省和亨利三世之间的协商。
法王亨利三世虽然也是天主教,但他并非狂热。面临从新教纳瓦拉的亨利和天主教基斯公爵亨利两方面对王位的同时挑战,加上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对基斯公爵的财力支持,故此亨利三世和西班牙君主虽然都在天主教阵营,但绝非朋友,情报显示目前无法确定亨利三世是否会接受低地向他提出的出任君主邀请。
1584年10月10日,英格兰枢密院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去低地,了解是否能够让伊丽莎白女王和亨利三世成为低地的共同君主,或让伊丽莎白成为法荷协约的担保人。塞西尔在给低地的密信中指示,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本人更倾向于后者,但表示如果“亨利三世拒绝帮助荷兰摆脱西班牙暴政,女王自己虽无意做低地君主,但会尽全力解救低地,即便女王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与西班牙开战”。
10月10日枢密院会议之后,伊丽莎白感到严重胃部不适,原因除了压力,还因为早餐吃了太多太甜的大麦糖。之后伊丽莎白派沃辛汉的得力助手威廉·戴维森(William Davison)去荷兰收集情报。和沃辛汉一样,戴维森也是荷兰加尔文新教叛军的坚定支持者。
与此同时,女王特派自己的远房表亲德比伯爵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 Earl of Derby)去巴黎,名义上是让伯爵去巴黎向亨利三世皇家授予英格兰皇家嘉德骑士勋章,实际上是去打探消息,想摸清亨利三世会不会在纳瓦拉的亨利和基斯公爵亨利随时会对王位发起进攻之时接受荷兰七省的君主邀请。
1585年3月5日,一位风尘仆仆的骑士急如星火地驰入格林威治宫大院,给女王带来德比伯爵的情报:法王亨利三世已经拒绝了荷兰七省联盟提出的君主邀请。
塞西尔立即召集11名枢密院成员到他家的河岸街府邸开会。而就在两天前的3月2日,双重间谍威廉·帕里在威斯敏斯特被处死,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仅有的被处死的在职议员。
此时伦敦的气氛相当紧张,低地北方七省在西班牙总督帕尔马公爵的军事碾压下只剩下荷兰、泽兰和乌特勒支这最北面的三个省暂时还未被征服。枢密院一再敦促女王立即发兵荷兰,这是挽救低地新教的最后一线希望。女王最终首肯出兵,并指示枢密院开始英荷结盟谈判。
荷兰代表6月24日才到达伦敦,女王同意向低地派遣一位“有声望的贵族”做主帅,并承诺4000步兵加500骑兵。但到7月底8月初,帕尔马公爵的西班牙军队已经开始对安特卫普攻城,整个弗兰德斯省和布拉邦省实际上已经在公爵掌控之中。故此,8月10日,英荷双方在萨里郡的无双宫(Nonsuch Palace)签署结盟协议书,女王将之前承诺的军队编制提高到5000步兵加1000骑兵,并承诺由她自己掏腰包支付军饷,条件是在和平达成后立即开始分四年偿还。在这笔军饷垫出付清之前,英格兰在泽兰省瓦尔赫伦岛上的一座城堡和弗利辛根镇(Vlissingen),以及荷兰省的两座城堡和布里勒镇(Brielle)驻军。
《无双宫协议》明确表示,派去低地的英格兰指挥官只是女王在低地协助军事行动的代表,她本人无意成为北方七省联盟的君主。女王宠爱的莱斯特伯爵达德利第一时间要求做这个指挥官,也得到塞西尔和沃辛汉的支持,但伊丽莎白却迟迟不应允他的要求。很多历史作者认为这要么是女王舍不得让莱斯特离开,要么是女王因为莱瑟特的秘密婚姻而不想让他如愿,但笔者认为伊丽莎白是在故意拖延,目的还是尽量避免过早与西班牙开战。
此刻,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海上冲突也加剧了。菲利普二世在这一年的春季开始扣押停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所有港口的英格兰和荷兰船只。1585年6月5日,停靠在西班牙毕尔包港(Bilbao)的一艘伦敦商船“报春花号”(Primrose),险些被一群冒充上船谈生意的西班牙人劫持,船员奋力反击才虎口脱险。这是英格兰与西班牙两国矛盾进一步激化到可能正面开战的第一个重大信号。
作为回应,伊丽莎白在同一年夏末秋初对弗朗西斯·德瑞克船长的私掠行动加大投资,而德瑞克已在1581年4月4日由女王亲临他停靠在泰晤士河上的金鹿号,加封为弗朗西斯爵士。德瑞克爵士的任务是在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属地骚扰破坏西班牙军需运送舰只和物流港口。1585年9月14日离开普利茅茨港口时,德瑞克爵士的舰队由29艘船和2300名水手组成,浩浩荡荡地离开英格兰前往新世界。
到达加勒比海后,德瑞克首先占领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圣多明哥,将洗劫这座城得来的财宝装满舰只,然后转头前往西属北美大陆的卡塔赫纳(哥伦比亚),要求西班牙用十万余杜卡特金币赎回这些物资。之后原打算再去巴拿马打劫,但船员们开始患传染性热病,只得作罢,返回英格兰。
就这样,西班牙和英格兰在新旧两个世界的矛盾已经不能被分开而论,因为德瑞克明白,在新世界掠夺菲利普二世的金币库,就等同于削弱西班牙在低地的统治。虽然目前这种全球格局的策略和行动从组织上来讲还未有系统化管理,但人人都明白,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开战已经无法避免,只在早些晚些的差别而已。
此时,新任教皇西斯笃五世(Sixtus V)评价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是个伟大的君主,如果她是天主教该有多好!看看她是如何统治的,虽然是个女人,而且只是半个岛屿的女主人,但她却让西班牙、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和所有人,都惧怕她。”
这一年, 塞西尔雇人新画了一幅女王肖像,画像中伊丽莎白气定神闲、雍容华贵、气宇轩昂,左手前臂上有一只白貂,身旁的桌子上放着一柄熠熠生辉的宝剑。这就是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白貂肖像。塞西尔是财相,花重金打造伊丽莎白智慧勇敢的童贞女王形象不在话下。
图1:白貂肖像,藏于哈特菲尔德庄园(Hatfield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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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年11月17日,是伊丽莎白登基27年庆典日。童贞女王全身上下穿一色洁白,坐在金碧辉煌的皇家敞篷马车里,穿过伦敦的主要街道,沿途向子民们招手,“上帝保佑我的人民!”,市民们向女王行屈膝礼,回复:“上帝保佑女王”。
马车后面紧跟着女王最信任的三位大臣,财相伯利勋爵塞西尔、首席国务卿安全顾问沃辛汉、和宫廷马师莱斯特伯爵达德利。塞西尔和达德利在伊丽莎白登基前就追随她,沃辛汉在女王登基后第13年加入枢密院。此情此景,和1558年登基大典时相比,伊丽莎白已经从一个智慧聪颖的青年女君主,转变成令整个欧洲刮目相看的智睿君主,英格兰也从战战兢兢求自保的岛国,转变成可以和西班牙、法兰西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平起平坐一较高下的国家。
但眼下,英格兰女王还没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低地等着英格兰出兵解救,与西班牙的终极之战随时可能发生,而国内天主教更是丝毫也未放弃围绕玛丽·斯图尔德而展开的谋反和刺杀行动。
图2:圣多明哥与卡塔赫纳位置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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