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当万物只管生长

——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家庭悲剧与母亲的写作选择

2025 年 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终选名单，李翊云（Yiyun Li）的《自然万物只管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入围非虚构类五强。这是一部仅 192 页的薄册，却直面“无法开口之事”：她与丈夫的两个儿子先后于 2017 年与 2024 年自杀身亡——“没有一种‘好’的说法，但这些事实必须被承认”。评审给它的定位很清楚：一部在“激进的承认”（radical acceptance）中与现实对峙的悼念书。

书名像一句既冷静又宽阔的句子：“自然万物，只管生长。”它既不是宗教式的抚慰，也不是心理学解释，而是一种方法论：把“事实”留在页面上，让思考在事实之间呼吸。出版社的简介索性将开篇原话点出——“我和丈夫有两个孩子，而我们失去了他们俩：文森特，2017 年，十六岁；詹姆斯，2024 年，十九岁。他们都选择了自杀，而且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这不是要读者“理解一切”，而是逼自己在事实之上继续过失去爱子之后的日子。

这不是一部按年表展开的“家庭史”，也不是“悲伤五阶段”那类可复制的自助叙事。全书以短章、札记、片段与片语编织，反复回到“事实—思考—继续活着”的循环。她在书里列出“能起作用的事”：写作、园艺、读加缪与维特根斯坦、学钢琴——这些都不是解药，只是让人得以在“深渊”边缘站稳的日常动作。由此，语言变得极度克制：少形容、多判断；少“情感叙述”，多“思考的句子”。它的冷静不是冷漠，而是为了让情感不被“叙述的糖衣”稀释。

书中最鲜明的“人物”其实是两个儿子的气质对照与母子之间的伦理关系。评论与采访提供一些必要的“人像素描”：文森特爱烘焙、会织毛线，情感外放而炽烈；詹姆斯是“了不起的语言天才”，在普林斯顿修日语课，说话寡淡、爱事实胜于情绪——“一个‘从感觉里活’的男孩，和一个‘从思考里活’的男孩”。这种并置解释不了“为何”，却让他们在书页上“仍在”。

人们常说，“父亲是男孩的模范”。很多读者会追问父亲的角色与夫妻关系是否影响了孩子的性格或命运。在父子关系的问题上，文本给出的线索仍然克制。坦率说，这本书几乎不提供“道德化归因”的空间。丈夫常以“我们”的复数在场——送詹姆斯返校、餐桌上的最后一顿饭、车门外抬起的一只手——这些低光位的细节让你知道他一直在。父母与两个孩子共同构成一种“我们仍是父母”的持续关系——哪怕孩子已不在世。母亲在文中不断确认“关系不会因死亡而终止”，而不是强调“父亲应该如何做”。这不是回避，而是价值选择：在不可言说之事前，亲密关系的“正确性”不再是叙述的核心。作者坚持“不把任何人写成原因之人”。评论者也注意到，她刻意回避“如果当时我们做了 X，是否就能避免 Y”的推理，因为这种推理对任何人都无益。书中最强的伦理姿态，正是对“寻找责任人”这件事的拒绝。在书中你能看到的，是共同体的存续与相互搀扶：朋友、同事与读者如何让这对父母“不至于掉出世界”；你也能看到，作者在“照料活着的人”与“牢记逝者”之间，选择用语言维持一种稳固而不煽情的“继续”。

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李翊云的“读书、工作、身份、家庭”一路并不隐身：她在北京长大，当过军人，成年后赴美，以英语写作成为美国主流文学的重量级作者，现任教于普林斯顿。早在《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里》（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2017）里，她就把自己的抑郁、两次自杀未遂与阅读史剖开给读者看——那本书是“与书同居”的思想告白；2019 年的《理由结束的地方》（Where Reasons End）则以母子“死后对话”的虚构形式探索语言与失去的张力。与这些过往相比，《自然万物只管生长》把“思辨的散文性”推到极致：不再用虚构对话构筑慰藉空间，而是一寸寸站在“事实—思考—当下”的刀口上。

换句话说，《自然万物只管生长》这部书不是把移民身份当作解释悲剧的钥匙，它甚至拒绝一切“文化的解释”。但它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个在英语世界写到顶尖水准的第一代移民母亲，如何选择语言的道德：不用委婉语，不用“好听的叙述”消解残酷，不拿孩子当作“议题”的材料；她也清楚公众身份的代价——采访里她承认，“书写不是宣泄”，写作带来的是“思考的安宁”，而非“痊愈的承诺”。这种姿态，既是文学的自律，也是身为公共人物的分寸感。

语言与风格上，这本书的“难”在于它几乎不肯给读者情绪提示。许多评论都提到它的“冷静、无修饰、拒绝情感剧场”，并非因为悲伤不足，而是因为“悲伤不需要被文学的糖衣包装”。她把修辞剥到很薄，留下判断句、事实、推理与自我诘问——像在风眼里写字。正因此，文本的冲击不是眼泪的，而是体温的：读完后你会不自觉放慢动作，像她书名所暗示的那样，“让万物只管生长”，而不是强迫自己“尽快痊愈”。

与她的其它书比较，《自然万物只管生长》这本书有三条显见的突破：第一，从“通过虚构对话重建亲子联结”（《理由结束的地方》）转向“以事实保留存在的坐标”，是形式与伦理的双重决断；第二，语言更“去抒情化”，让思考代替抒情承受重量；第三，它把“个体苦难—公共阅读”的界面处理得异常克制：既允许读者进入，又拒绝把逝者物化为“读者教育的素材”。这些，是任何写到私人伤痛的非虚构作者都应当学习的分寸。

这本书之所以入围，笔者认为，归根结底，因为它把“写作的诚实”与“公共的礼仪”做到了极致。它拒绝把死亡解释为某个系统的必然结果，也拒绝用文学“抵押”逝者的独特性来换取社会学的确定性。它只做一件事：在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承受之重之间，把“思考”维持为一种日常。以奖项的话语说，这是年度极少数真正“扩展了非虚构写法边界”的作品。

对中文非虚构写作者（尤其是写家庭、疾病与丧失亲人的人）来说，这本书的借鉴至少有四点：其一，拒绝委婉语。委婉语抚慰的是旁观者，而非当事人；其二，尽量少做“反事实”的道德推理，不让“寻找责任人”的冲动吞没逝者的独特生命；其三，把阅读与思考当作写作的肌肉，而不是情绪的装饰；其四，让结构为伦理服务：短章与片段不是“好看”的格式，而是避免将逝者拉进情节机器的必要手段。

把这本书放回 2025 年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的坐标系，李翊云与今年同台的主题跨度很大：有奥马尔·艾尔·阿卡德写西方对加沙苦难的共谋与冷漠，有尤利娅·伊奥菲重写俄国女性史，有克劳迪娅·罗威审视美国寄养体系的阴影，还有人类学家兼森林消防员乔丹·托马斯写“火与气候危机”的一线记录。在一众宏大议题与调查写作之间，《自然万物只管生长》以极小体量，交出“私人领域的伦理与语言实验”，其“以事实逼近现实”的勇气和形式，恰好补齐了当年的非虚构版图。

作为一个新移民家庭，遇到这样的变故，白发人以这样的方式送黑发人，让人唏嘘。借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第一代来美留学的新移民，都不容易。笔者要感谢作者揭露自身不幸的勇气，如同提供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生活。这本书不是“方法学手册”，但它给出了一套可实践的姿态。第一，说真话——跟孩子谈“生与死”“抑郁与痛苦”时，不用含糊词，不用“为了不吓到彼此”的回避；第二，承认孩子的主权——尊重他们的沉默与边界，但保持“稳定的在场”，哪怕只是一句“我在”；第三，弱化“成就—人格”的单向逻辑——父母的社会地位与语言资本，并不能天然转化成孩子的安全感；第四，把“父亲的在场”做成日常而非英雄时刻——不是“成为模范”，而是“可被依靠的日常”，包括表达脆弱、承认不知、陪伴就医、陪伴停机；第五，及早联通学校与社区的专业资源，把家庭从“自我诊断—自我背负”的孤岛状态解放出来。李翊云在书里一再强调，她能做的只是“做那些起作用的事”，这句话在家庭层面同样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