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室风云录（二）：亨利八世的六位王后（11）

亨八王后第二任：英伦玫瑰安波琳（5）

1532年亨利加封安·波琳为女侯爵后，将凯瑟琳的一些珠宝也转给了安，但亨利八世携带安去英格兰南方巡游时，老百姓对安的态度依然不友好。亨利八世因此频繁和安一起出席宫廷活动，并留意参会者中有谁对安不友好，他甚至私下请求朝臣们看在他的面子上接受安·波琳。

英格兰与教会的“离婚”，既是与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关系彻底恶化，亨利八世别无选择，只能与法兰西国王佛兰索瓦一世加强联盟。

亨利八世拟定1532年10月对法兰西进行国事访问，以寻求佛兰索瓦的支持。而此时亨利和凯瑟琳虽然正式分居，但离婚案尚未判决，安·波琳只能以未婚妻身份陪同前往，毕竟安在法国宫廷长大，和佛兰索瓦一世夫妇都是老熟人。

亨利没想到的是，不仅自己的妹妹前法国王后拒绝陪他们一同前往法国，就是法国宫廷贵妇们也明确表示不会与安见面。佛兰索瓦一世亲自到卡莱（Calais，英格兰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地）迎接他们，并感谢安在法国宫廷时对克劳迪王后的照顾，之后亨利和佛兰索瓦去布洛涅继续君主之间的国事谈判，安独自留在卡莱。

因为海上风暴阻止返程，两人在法国停留了一个月，期间佛兰索瓦明确表示他会支持亨利与安的婚姻，亨利似乎也打定了主意娶安为妻。从1525年到1532年，安·波琳和亨利的八年苦恋终于修成正果。亨利和安11月初回到英格兰，一上岸就看到“肯特圣女”巴顿专门赶来给他俩说教。

回伦敦前的11月14日，亨利和安在多佛秘密举行婚礼，到12月初安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1533年1月25日，亨利在伦敦怀特宫（Whitehall Palace）小教堂和安正式举行婚礼，婚礼由皇家牧师主持，国王枢密院的几位成员做了见证人。不久宫廷牧师开始为“安王后”祈祷，到2月份安的怀孕已经不是秘密，安也自嘲说馋苹果，怀特宫的走廊里回荡着安的笑语和轻快身姿， 安还对威尼斯大使说是“神给了国王陛下灵感娶我为妻”。

安和亨利的婚姻标志着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之间再无和好可能，总理大臣克伦威尔加快了步伐。1533年4月的第一周，议会颁布了《限制上诉法案》（The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规定英格兰所有案件，无论宗教、世俗、民事、刑事，都必须在英格兰境内审理，禁止任何人向罗马教廷上诉，且英格兰法庭具有终审权，任何所谓的“更高”权威都不得干涉英格兰境内的法律事务。翻译成实际操作程序就是，从法律角度出发，国王离婚案在伦敦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裁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立法第一段落的行文：“在此，以各种古老权威的历史记录和编年史为背书，我们明确宣称和表述，这个国度，英格兰是一个帝国，并已被世人如此接受，由一位最高领袖和国王统治，该领袖拥有帝国王冠所赋予的尊严与皇权；一个由以精神或世俗术语及名称划分的各等级和阶层人民组成的政治体系，有义务并且应当对国王承担仅次于对上帝所应承担的自然而谦卑的服从。”[1]

这一措辞，不仅实现了亨利八世一直以来要和卡洛斯五世、佛兰索瓦一世同样拥有“皇帝”称号的梦想，同时还将英国宗教改革包装成易被民众接受的“回归不列颠古老传统”之举。

这也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与欧洲大陆宗教改革重要的不同之处。欧洲宗教改革从里到外都是以破旧立新的面孔呈现，而英国宗教改革则披上了一层回归古老传统的面纱。

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欧洲宗教改革起因纯粹是不满罗马教廷的腐败，改革侧重点偏于教义分歧，与国家行政管理没有太大关联；而英国宗教改革则从一开始就是务实的，主要起因是与罗马教廷在国家自治权上的争端，而亨利和教皇之间的君权与教皇权威之争只是其中一部分，整个改革过程始终被教会与世俗之间的司法权竞争推着走，而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则是正确时间点上的一根杠杆；这也是英国人的务实保守传统使然。

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君主国家还有第三点不同之处。那就是，整个中世纪，其他君主国家都是绝对君权，一切国家大事全由君主决定；而英格兰从亨利三世的十三世纪《大宪章》（1215）开始，国家政治就是君主、诸侯、平民三足鼎立格局，尤其是贵族组成的议会，其作用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

1533年出台的这个由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手促成的法案被后人认为是十六世纪最重要的立法，它不仅终止了教廷在英格兰的政体，更为欧洲其他新教国家在行政体制上与罗马脱钩开了先河。1555年，德意志诸侯国也与罗马皇帝卡洛斯五世签署了《奥斯堡和平条约》（The Peace of Augsburg），规定德意志诸侯国可以在自己管辖境内自由选择天主教或路德宗新教，从而为马丁·路德1517年发起的德意志新教改革画上句号。

这个《限制上诉法案》也不是亨利八世和托马斯·克伦威尔两人单独努力的结果。1529年之后的英格兰议会议员多数是律师法官，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力争以普通法代替教会法，因此1533年的立法是水到渠成。

此时的亨利八世，在英格兰既是凯撒也是教皇，罗马帝国大使向卡洛斯五世报告：亨利国王现在“下定决心要将教会财产归入王冠之下”。

虽然脱离了罗马教廷，但国王的“婚姻大事”仍然需要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代表神来批准和主持。无论是不是英格兰教会精神领袖，亨利八世都不能自己批准自己离婚，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发结婚证”。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结婚离婚都必须由教会批准，允许民事婚姻的《婚姻法》要到很久之后的1836年才出现。

153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八旬老叟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1503年亨利七世在位时就任大主教之职。老主教虽然一开始也和约克大主教沃尔西联名签署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的离婚案上诉教皇请求书，但他却不赞同亨利八世之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1532年，就是他提出要亨利保障《大宪章》赋予教会的权力。

亨利八世虽然是英格兰教会的名誉领袖，但大主教的任免权还掌握在罗马教廷，是以1533年亨利向教宗克莱孟七世建议由托马斯·克伦威尔在沃勒姆死后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时做为交换条件，暂缓对《限制上诉法案》的御批，并向教皇表示自己仍然是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克莱孟七世下教皇诏书批准这个任命，同时任命克伦威尔接替沃尔西为罗马圣座的英格兰代表。克伦威尔于1533年3月底行授圣礼，成为教会神职人员。

鉴于安·波琳已经怀孕，两人也已举行教堂婚礼，但亨利与凯瑟琳的离婚并没有走完法律程序。现在时机成熟了，很快教会就“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王后婚姻无效”之议题召集投票，到场216名神职人员，只有19人持反对意见。凯瑟琳被合法褫夺王后称号，恢复威尔士亲王妃称号，罗彻斯特主教费什尔被软禁。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大英肖像馆）

1533年5月23日，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伦威尔发布教令，宣布亨利与安·波琳婚姻合法。5月31日，一乘披着洁白绫缎的皇家马车在两匹骏马的牵引下，将安·波琳从伦敦塔载到西敏大教堂，马车的金顶上挂着银铃。第二天，安·波琳在西敏寺正式加冕为英格兰王后，加冕王冠用的是英格兰王室最古老的王冠之一：圣爱德华王冠。这王冠是用来加冕国王的，之所以用它来加冕安，是因为亨利坚信安腹中六个月胎龄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王位的继承人，未来的君主！亨利八世说对了一半，这个胎儿不是男孩，但却是未来的一代天骄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当国王的人来到凯瑟琳的住处，向她递交大主教教令时，凯瑟琳看到教令上写着自己是“先太子妃”，便拿出一只笔，将这几个字划掉。为了处罚凯瑟琳，亨利八世将她的随从人员减半。这一年，亨利还下令鞭挞了两名伦敦妇女，并割下她们的耳朵，以惩戒她们说“凯瑟琳王后才是英格兰真正的王后”。

然而，天下君王从来都不专情。安怀孕期间，亨利八世开始移情别恋。一如既往，亨利的情场猎物左右离不开王后的宫廷仕女，此时外界还不知道亨利新情人是谁，但永远恪尽职守的罗马帝国大使在报告中告诉卡洛斯五世，“她很美，很多贵族在帮着亨利追求她”。

安的仕女中有一位叫简·西摩（Jane Seymour）的贵族女子，祖上也是诺曼底人，祖父是威尔特郡负责地方治安的郡骑士，父亲因为征战有功被亨利七世授予方旗骑士，有资格在战争中打出自己的旗帜率领军队。她应该就是大使信中所指之人，而西摩之后成了亨利的第三任王后。

挺着大肚子的安早上睡醒后看到简姑娘坐在亨利膝前，温柔地把头放在亨利的腿上。安勃然大怒，亨利却对安说：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好好效仿比你更高贵的人；我今天能给你荣耀，明天也能废了你。

英格兰王后安·波琳

尽管宫廷天象师夜观天象信誓旦旦王后一定会生个男孩，1533年9月7日，安临产，生下一个女婴，取名伊丽莎白。西班牙大使得知后，很快给主子发去快函，说“上帝已经把英格兰国王亨利彻底忘却了”。

亨利虽然失望，但坚信安很快会给自己生个男孩。伊丽莎白公主出生三个月即被封为“英格兰长公主”，送到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庄园开长公主府自立；而十七岁的大女儿玛丽则被剥夺了公主称号，只允许她被称/自称“玛丽女士、国王之女”（the Lady Mary，the King's Daughter）。玛丽被送到伊丽莎白长公主府，加入侍从队伍去照顾小妹。玛丽给父王去信，强调自己是“您的合法婚生女”，被亨利严加斥责。

安此时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稳定，在一次宴会上，她对法国大使说自己不敢在宫中乱说话，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王宫成了令人生畏之地，人人禁言，惟恐惹祸上身。而对波琳家新贵得势看不顺眼的其他贵族都在存心看安·波琳的笑话，甚至发展到主动给亨利送去家族中的女子，希望她们能够取代安的地位。

1536年1月7日，阿拉贡的凯瑟琳在剑桥郡的金博尔顿城堡（Kimbolton Castle）心碎而死，享年五十有一。当时尸检发现她的心脏被黑色生长物包围，法医结论死于心脏癌症，大概率心包组织黑色素瘤，一种极其罕见的恶行肿瘤。

从她16岁风风光光嫁到英格兰做太子妃，到17岁孀居，尊父母之命费尽心思嫁给小叔子亨利，到最后被打入冷宫，凯瑟琳前后在英格兰生活了35年，期间从未离开过这个第二故乡，真正是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虽说中间有十几年时间和亨利八世还算是恩爱，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凯瑟琳饱受了亨利给她带来的精神摧残。

凯瑟琳出生高贵，恪守妇道，深受子民爱戴，唯一的错误在于她没给亨利生个儿子，而最后如果亨利真的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休妻，凯瑟琳也许不会这么固执死活不答应离婚，但亨利为了一个在她眼里一无是处的“低贱”女子，不仅离婚而且判教，这就大大伤害了她那颗西班牙公主的骄傲之心；以致于耗尽心力与亨利死缠烂打到最终油干灯灭。

凯瑟琳被废后，亨利就禁止她和女儿见面，接待来客的权利基本被剥夺，母女之间的书信往来也不被允许。亨利八世对凯瑟琳和玛丽说，只要你们承认安·波琳是你们的王后，朕就恢复你们的待遇，让你们见面。母女俩都一口回绝了，真是宁死不屈。

1535年底，凯瑟琳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提笔给亨利写了一封决绝信。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君主与夫君”，然后提醒亨利不要在背叛的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于灵魂得不到拯救，说她原谅亨利给她带来的一切苦难，也祈祷上帝会原谅亨利的所作所为。

凯瑟琳恳求亨利善待他们的女儿玛丽，给自己仅剩的三个宫女嫁妆，让她们嫁人；给自己的佣人补齐工资再加发一年的工薪，好让他们另谋出路；最后恳请亨利可以来见她最后一面。

最后落款：王后凯瑟琳。

可以想象，亨利接到这样一封临死还不忘对他说教的遗书有多恼怒。

1月8日，凯瑟琳的死讯报到亨利八世那里，亨利的答复是：感谢上帝，我们不必再担心西班牙和我们开战了。第二天，亨利八世和安王后特地穿了一身黄衣，表示庆贺。

凯瑟琳活着的时候一直向自己的罗马皇帝外甥卡洛斯五世求助，卡洛斯为了姨母甚至带兵攻占罗马、扣押教皇。凯瑟琳一死，亨利至少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不知道玛丽是何时或如何得到母亲死讯的，但凯瑟琳的死，让她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无助的公主，加上害怕新后安·波琳会害她，玛丽再次陷入歇斯底里，向西班牙大使求救，要求大使设法将自己偷渡过海，去西班牙所属布鲁塞尔投靠外公外婆家，但大使婉言劝说她不可轻举妄动，待在原地等待转机。

就在有关人员为凯瑟琳准备丧事之时，亨利和安大办舞会，向外国使节展现他们聪明伶俐的小公主伊丽莎白。

凯瑟琳于1536年1月29日以威尔士亲王妃身份在剑桥郡的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Cathedral）入殓，亨利未出席葬礼，也禁止女儿玛丽出席。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说不存在神灵。就在凯瑟琳下葬的前五天，也就是1536年1月24日，亨利八世难得好心情，参加了在格林威治宫举行的马术长矛对抗赛（jousting），他一生钟爱的两项运动之一，另一项是打猎。

这个危险而刺激的对抗赛是贵族才有资格玩的终极游戏，看过电影《A Knight's Tale》就会知道，参赛者必须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中世纪的马术长矛对抗赛没有规矩可言，双方全幅披挂后，手持三、四米长、有手腕那么粗的尖头长矛，各自在赛场跑道的两端，旗手一声令下，竞赛双方各自骑马往赛场中间的对抗区飞奔，对抗区大约三米长，正中纵向隔着一米左右高度的栏杆，双方在这个栏杆的两边手持长矛向对方刺过去，谁被刺中，谁就算输，就这么简单。

骑士比赛马术长矛

因为比赛太危险，先王亨利七世在世时禁止儿子上场，亨利八世登基经常匿名上场比赛，以证明自己的骁勇不输于任何其他骑士。

身高一米八六、体格魁梧的亨利八世一般情况下是马上好手，但凯瑟琳死后三星期这一天注定是亨利倒霉的日子，匿名披挂全幅盔甲的亨利被对手击落下马。更糟糕的是，他的马也带着盔甲，马失前蹄后又压在了亨利的身上，亨利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右腿也折了。亨利八世此后不仅再也不能参赛，而且他腿上的伤口感染后演变成慢性溃疡，最后发展到淀粉样变，一直到亨利死的那一天伤口都未能痊愈。

而凯瑟琳下葬的1536年1月29日当天，安·波琳流产一个男胎，给这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命运劫数再添一层诡秘。安将流产的原因归罪到因为听到亨利受伤而惊吓，但亨利八世却有他自己的解释。在听到安流产的消息后，亨利说到：我明白了，这是上帝在诅咒我。

但是，1536年的安·波琳，年龄在30出头，她不仅一直康健属于运动型矫健女子，而且第一胎怀孕和生产都十分顺利，何况孕期已经四个多月，按理说应该坐稳胎了，此时流产，是否与简·西摩方面的人有关？（笔者大概是清宫剧看多了）

此后，亨利的总理大臣克伦威尔对罗马帝国大使夏普义说：国王现在认识到自己从前的过失，决心从今往后痛改前非，和王后一起过有节制、有道德的夫妻生活。但是，克伦威尔在说这话时忍不住用手掩住嘴角偷笑，所以大使得出结论，和其他朝臣贵族一样，克伦威尔也在等着波琳家族覆灭的那一天。

安波琳的不幸流产是她末日到来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亨利八世此时已经开始正式追求简·西摩。前有虎后有狼，命运女神给英伦玫瑰安·波琳安排的结局会是什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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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ereas, by divers sundry old authentic histories and chronicles, it is manifestly declared and expressed that this real, of England is an empire, and so hath been accepted on the world, governed by one supreme head and king, having the dignity and royal estate of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e same, onto whom a body politic, compact of all sorts and degrees of people, divided in terms and by names of spirituality and temporality, be bounden and owe to bear, next to god, a natural and humble obe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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