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西方和中国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差异，但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在叙事管理方面的方法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做法是通过改变叙事来改变现实，而中国的做法几乎相反：通过改变现实来改变叙事。这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西方的一个绝佳例证是总统竞选口号，比如奥巴马的“是的，我们能做到”或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口号纯粹是叙事，充满抱负和宏大，全都是为了相信改变能够实现。
究竟是什么改变？这些口号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它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投射自己的希望，目标是赢得口水战，现实随后而来。
这种现象有着非常深厚的根源。事实上，约翰福音1:1（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真是太基础了！
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中，言语是低俗的，甚至是粗俗的。这在刚开始和我妻子（我认识她已经20多年了！）相处时真的让我很惊讶。当我告诉她我爱她时，她非常不自在，甚至有点恼火。在她看来，这些话不能光说不练，而应该用行动来表达。
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这样。很少说“我爱你”。但作为回报，中国的父母和祖父母对子女表现出的忠诚和奉献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在中国文化中，爱的证明至关重要。谈论爱情近乎侮辱，或者至少会被视为某种操纵，仿佛你需要用行动去说服别人相信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政府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擅长宣传，但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非常不成熟——他们能让8亿人脱贫，但却很难讲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会分享统计数据，展示前后对比照片，仿佛现实就是你所需要的全部叙述。也许他们是对的
这可能也与为什么中国人觉得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如此陌生有很大关系。“你是说你根据他们的言论来选人？但他们为了当选什么都说。”基本上就是这种观点。对中国人来说，精英管理制度更合理，即那些多年来表现出出色能力的人会逐步晋升。
这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根源。公元前四世纪的奠基性政治哲学家申不害有句名言：“圣人治道，不以智谋；治术，不以理论。”（https://philpapers.org/archive/MATHID.pdf）换句话说，圣人治者不应强词夺理，而应注重能够产生可衡量成果的方法和技巧。
这与影响道家思想的“无为”理念相似，认为有效的行动源于顺应事物的运行规律。务实至上，而非空谈空谈。
这带来了诸多具体的后果，或许也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构成决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在中国引起强烈共鸣，而在西方却不那么受追捧的原因。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世界秩序的变化。正如我昨天在新文章（http://open.substack.com/pub/arnaudbertrand/p/the-return-of-geopolitical-gravity?r=4r0pw&utm_campaign=post&utm_medium=web&showWelcomeOnShare=true）中所说，我们目前正在见证一种转变，即“地图正在重新确立其对抗叙事的地位”，地理因素再次变得比故事更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民主国家”、是“盟友”还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一部分决定了你在世界上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些拥有2500年历史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或许有所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