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前和陶三有过一次辩论，他用了小区里开车限速做例子。我记得他的观点是（不是原话），“把限速要定的低一些，哪怕不太实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居民的生命安全。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我就想起了十几年前我回国时，出租车司机给我讲的道理（北京老司机最贫了）：
「那次我要去的小区里，这儿不让停，那儿不许穿行，司机也不管，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径直开。我纳闷就问他，师傅您怎么违章啊。
司机跟我说，不这么开根本到不了，反正警察也不抓。
我说，警察那么好啊，那立这些牌子干啥用的？
司机说，好个鬼。就因为这些规则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每个人都是实际在违章的。警察平时不抓，但有监控录像，想抓谁就抓谁，一抓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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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了几年后听到更系统的讲解，才醒悟到这个司机其实无意中说出了‘好的’法律，应该具备的几个性质：
- 法律如果立了，就是要被执行的，不能是为了表示立场道德的摆设；
- 法律的定义应该清晰，边界应该准确，执行应该统一（不能选择性执法）；
- 最重要的，法律应该是 遵守容易违法难。easy to comply, hard to violate。
所有这些，都是在试图限制 “执法者” 的权力，不要让更多的人活在‘恐惧’之中。
回到北京司机的话：如果法律定义模糊，底线不合理，警察平时不抓，但想抓谁就抓谁，一抓一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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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是‘不好的’法律？比如现在英国的speech law，“offensive, indecent” 的言论都有可能导致逮捕；德国的speech law，“insult, gossip”的言论都有可能导致逮捕。
支持这些 speech law 的人常说，可是警察并不总抓啊，只有你说的太过分时才抓。
回到北京司机的思路，什么是太过分？它们明显不满足：
- 应该清晰，边界应该准确，执行应该统一；
- 应该是 遵守容易违法难。（连定义都不清：offensive/indecent/insult/gossip）
这又是给了执法者太大的随意执法的权力。
我记得我在走廊里发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 悲剧。（说铁链女的）。就是试图在说，政府作恶，远比恶人作恶要糟糕一万倍不止。因为很大程度上，政府是那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以对执法者的权力限制，是制定法律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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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规范大众行为，我们主要有两类方法：
- 反向惩处：你不应该做坏事，如果做了就要受到惩处；
- 正向引导：你应该做好事，做了好事可以得到奖励。
我一直认为，第一类主要应该由法律/制度/规则管，而第二类，主要应该是社会/文化/风俗的范畴。比如日本的‘耻文化’。这个需要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引导，所以经常被进步派希望跳过。
如果用法律/制度/规则来正向引导道德规范，很难不陷入
- 法律如果立了，就是要被执行的，不能是为了表示立场道德的摆设；
- 法律的定义应该清晰，边界应该准确，执行应该统一（不能选择性执法）；
- 最重要的，法律应该是 遵守容易违法难。easy to comply, hard to violate。
的陷阱。也就是我在回前文时的意思：即使不是反人性的东西，即使是出于善意，人为强制推广，也很容易通向独裁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