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顺先生，您这篇读《红楼梦》引发的思

考，颇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将大观园的“性从容”与共和国的现状对比，未免过于理想化和片面。

大观园是特权阶层的乌托邦，而共和国面对的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道德伦理。用“抢、偷、淫、秽”来概括共和国的性文化，失之武断。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性观念也在变化，不能简单地以“性从容”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