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曹禺 | 灵魂的石头（万方）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
上世纪四十年代，万方父亲曹禺和母亲邓译生（方瑞）在重庆
灵魂的石头
——纪念我的爸爸曹禺
文/万方
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我一下子就醒了，四下里一团漆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我也一点没有想到这铃声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一定是什么人打错了，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可这一回不是。我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在电话里小白只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多问，就把电话放下了。这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
我穿衣服，穿了一件毛衣，又穿了一件，我拿了包，看清钱包是在里面，我拿了钥匙，然后关灯出门。那个时间没有电梯，我从十四层往下走，楼道里响着我奇怪的脚步声，非常奇怪。奇怪的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动作，但又不像是我的。我走到外面，空气冰冷，天还漆黑，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的脑子里也是空的，什么都没有想，混沌极了。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回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1996年12月13日黎明。走进病房时，医生说，现在把心脏起搏机关了，请你们看看。我看见一条绿色的直线。我不懂，我完全不懂。病房很高的天花板上亮着那盏昏暗的日光灯，房间里非常混乱，我爸爸的身体斜躺在病床上，光着脚，肚子隆起，脸上罩着呼吸器的面罩，我还是不懂，什么也不懂。在今天以前，我下意识地躲避着那个时刻，现在我克服了自己，极力回想，可仍然只能想起那噩梦般的莫名其妙的场面，好像所有的人都沉没在海底里，我说不出自己的感觉，但我记起我摸了他的脚。
我爸爸走得很安静。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因为他那两天发烧，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
在做了处理之后，医生让我们再进病房和他告别。这时外面已晨光熹微，但病房的厚窗帘挡住了天光。我爸爸的身体被一条大白单子裹着，下巴用白绷带整齐地兜住，只有脸露在外面，脸上很光滑，看上去就像睡着了，睡得十分安稳。我们和他告别，但是他不知道了。我爸爸他真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最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以后的几天里，冬日的天空异常晴朗，太阳明亮极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再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了。在他离开我之后，我想他想得很多。许多报刊杂志都约我写他的文章，我尽可能地写了。这篇文章我拖了将近两个月，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从悲伤恍惚里走出一段距离。我慢慢看了他写给我和妹妹的信，他曾经写给我妈妈的信，还看了其他的文字。我想这一篇文章是最后的一篇，我不是说永远，我是说在能力与条件所及的现阶段。
我手上有两张不大的纸，上面是一首我爸爸写的诗，时间是 1986年11月8日。
雷从峡谷里滚响
莽原的每一棵草在哆嗦
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头顶
从云里垂下来黏糊糊的东西
那是龙的尾?是龙的长舌?像无数的钩
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
地上喷出火
我的全身在燃烧
洪水泛滥，暴雨像尖矛扎透我的背
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折磨我!”
大地震抖，高楼，石头，水泥坍下来掩埋了我全身
土塞住我的喉咙
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
你不是龙，连一条毒蛇都不配，
把戏吓不倒我。”
我看见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
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人!
我不是评论者，也不大懂各种的分析与评价。我只是有思考的能力，我极力思考怎样才能写出我爸爸，写出那个潜藏在种种表象之下的灵魂。他的身体里绝对有一个灵魂。我觉得我不可能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太复杂太丰富，太精致太脆弱，太旺盛太强烈，太荒谬太狡猾，根本无法穷尽。我想来想去，决定用客观些的办法，尽可能记录、引用他的话和活动。当然我也还是要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大约在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感觉出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天津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坐汽车寻找他的旧居。司机说：这就是意租界了。我看到路边是一幢幢小洋楼，已经很旧了，还是看得出当年殖民地的味道。忽然，我听到爸爸很大的声音，“就是它!就在这里!”汽车停在路边，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真是像在做梦啊!”
他的家“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颜色灰突突的，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的人家不多，都上班去了，我记得只有两个老人。我们进去时陪我们来的人向住户解释，我爸爸却顾不得和主人多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他沉浸在激动与恍惚之中。
“真是奇怪呀!这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有个书童陪我读书……”他不对我们任何人，声音喃喃地说。我看到的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普通人的住房，摆着床和桌椅，非常的普通；然而在他的眼光里，这些房间奇异地活起来了，有人在里面出入。
果然他的先生来了，“教我的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叫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记》。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好几个姨太太，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他迈进一道门槛，脚下绊了一下，幸亏身边的人扶住他，而他毫不觉察。
“啊，这是小客厅……”如烟的往事使他悬思其间，“有一个李补耕，他穿着长袍马褂，在这里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行三拜九叩礼，每个动作都那么认真。我觉得可笑极了。我父亲一点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他一家人都信菩萨，每次到家里来总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两个丫头，吃饭的时候李太太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相当滑稽。后来他一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
我们走上楼，楼梯更加暗了，又窄；记忆里楼上的光线像是亮堂一些，房子也比较宽敞。
“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黎元洪的姨太太也来过，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爸爸一次又一次站住，四下张望，置身于他的童年之乡，实在使他迷惑不解。我则想像出一个不大的男孩儿，放学回家时的情景。家里十分安静，没有人声，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他熟悉的气味。他走进自己的屋子，做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一种东西一点点渗透到他的身体里面。
站在阳台上，他指给我看王傻子的家。王傻子就是那个陪他念书的书童，不用交钱，送两袋棒子..儿给老师。“我们一块儿在院子里演戏，文戏武戏都演。我和他一起乘电车看无声电影，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
后来我们下了楼，经过一间屋子，他说那是他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他高兴时就背我，我十五岁时，他还背过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我们在小白楼前照了相，我爸爸指着街道旁的空地，“就在这地方，排着一溜人力车，天津人叫‘胶皮’，不问价钱，上去就走。”他又指着一座临近的小楼，“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我忘记了是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做姨太太。这座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他说那时他特别想看看周金子的模样，可她不大出来，偶尔在夏天，洗了澡出来一下，只是在阳台上一晃，在他少年的眼睛里，他觉得她长得很美，像神仙似的。
他记得在胡同口经常看到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
这是我陪我爸爸回天津旧居时的大致情景，我想说的是我有一种感想，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
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它改变了人生存的定义，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物质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
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生命中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故事想写出来。这位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
“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这番话是和来采访他的人说的。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指给我看他老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有些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从中我又一次认识了我爸爸内心里的那个小人儿，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他是了不起的。
我真心地佩服《北京人》的剧本。时常想，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体味多少不愉快，刻骨的厌恶，埋得极深的苦痛，才能写出曾浩那样的人物，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使我得以一直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
曾经我写了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又确实正常的现象，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上初中一年级，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院子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标语，字又黑又大，贯穿整座大门。我在学校里是“黑五类”子女，不允许进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外面，一坐就坐一天，不能动不能说话。现在回忆起来，那时不管我们做什么，怎样做，我们的生存都不可变更地处在假定有罪的状态下。
我发现了一个本子，封皮上是我爸爸的笔迹，写着：十年浩劫回忆录。关于我上面说到的情形，他写道：“我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抓去斗，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的孩子们!真想紧紧抱着小方子痛哭，但孩子不干，她没有心情受任何人的爱抚，连爸爸也不能勉强她。但我知道她是爱爸爸的，她湿润的眼睛对我闪出怜悯的光。”
万方与父亲曹禺
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牛棚里不能回家，早上让他们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就用石头砸他们。他说：“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造反派命令他参加批判会，一进单位的门他就难受极了，他说：“那些人你说是人也好，是鬼也好，是神也好，反正我惹不起。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你们怎么碾。”他上班要路过一条叫“剪子巷”的胡同，看见一个老太太天天在扫地，他非常羡慕她，就想像她那样，在胡同里有半间破房，一天天扫地，浑浑噩噩地过，苟全性命。
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回忆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本来在我的小屋里就很憋闷，现在更加不能忍耐……半夜醒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胆战心惊。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我不愿叫醒睡着的方瑞和小欢子，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四面是乌黑的海，黑浪滚荡着，时而漂浮起几个没有眼睛、没有面目的人头，发出声声惨叫……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
再之后他被革命群众“解放”，在团河农场劳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天色近晚的时辰，我就从窗子里看见他的小个子出现在远远的大门口。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门，然后又蹁腿骑上车，看上去挺利索。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暮色中的样子，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看过传达室，先是在首都剧场，结果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就把他调到北京人艺宿舍的传达室去，分发报纸，传呼电话。我记得他被表扬过，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浪费，就把白薯皮吃下去。我有我爸爸在那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传达室的一张破桌子前面，手拿报纸，身后的墙上布满水印，脸上倒是乐呵呵的。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但我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
我说的那本“十年浩劫回忆录”是一个很薄的练习本，写了不到一半，那上面的最后一行字是：当时，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候我妈妈已在 1974年去世了，妹妹从部队复员，他俩住在一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我那会儿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小欢子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
“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在写出了这些文字后，我不由得想起我爸爸曾经讲起的一段经历。那是 1949年。他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和一些人一起再坐轮船到了山东解放区，又到了北平。我不能肯定准确的路线，但这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辗转行程的目的，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国大典前，他是庆祝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身上带着很多的公款，他让我妈妈在住处守着装钱的包，寸步不离。他还担任了庞大的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他那时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我简直难以想象他会怎样指挥那雄壮欢腾的队伍，但我能想象得出他本人激动发晕的样子。他的这个身份极少被提起，在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弄得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有一回他回到家，精疲力竭往沙发上一倒，我跟过去坐下，同情地说：“真够忙的。”他缓过点神儿来，说：“就是无聊就是了，没点儿意思。”他一下子就把话说到根儿上去。“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浑蛋呗!没法子。”我听惯了他骂自己，就笑笑。他又说：“我现在的脑子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呀 !”
过了一会儿，他见我还坐在旁边，就又对我说：“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写不出东西是我自己的账。你别以为我苦恼，你苦你的恼吧!”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革”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游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也许里面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知道，也并不真的想知道。但是痛苦确实是痛苦，绝没有掺一点假。
我曾在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里说，痛苦是他的性格。现在我感到这样说不很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痛苦是他的天性。而他的性格中具有好热闹的一面，不甘寂寞的一面。好热闹和不甘寂寞我认为是两回事儿。好热闹是个人的事情，好办；不甘寂寞就不光是他自己的事了，弄不好就变得很难办。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追悼会，法国议会代表团，送机场，英国大使馆，等等。
每次参加活动回到家，他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当然也有挺得意的时候，但这样的时候毕竟不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然而，长时间的寂寞又会使他烦躁。他坐在桌前翻手边的东西，毫不相干的杂志，又走到书柜前漫无目的地找书，读出一本本书的名字；他在屋子里东走西走，他的脸这时候绷得紧紧的；我看见了，走过去摸摸他的脸，他站住，松懈下来，对我说：“不行了，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大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行了。”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看着，我多么地理解他因而可怜他。事情是多么明白啊!我本想安慰他，才摸摸他的脸，可是我什么也没能做到。
我爸爸得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年来他的睡眠必须要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他就大大地放松了，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在床头灯的直射下亮得吓人，我就坐在他身边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望着他活生生的痛苦。
“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做人真难哪!我要坦白出来，我怎么自私怎么坏，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最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没坏心眼儿，禽兽比他们好，恨就恨，爱就爱。”——“昨晚那个大使，说什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狗屁呀!我听着一点不高兴，我想得太大了。我想但丁，想托尔斯泰。”他顿住一口气，然后深深地吐出来，“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呀 !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嘴在脸上用力地抿紧，目光灼灼，闪动着生命的光焰，“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多少这样的时光，我已经睡下，他连声地叫我，接着开始他的倾吐。床头灯照着我们，他立下志愿。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和妹妹整理了他给我们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八一年到八三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那一段时间的信几乎都说到写作的问题。
他在信里说：“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说：“爸爸最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最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去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了好多人谈话，搜寻材料，“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乘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最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最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最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
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大学里学医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功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
1983年4月5日的信：
“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
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
前干。”
1985年2月25日的信：
“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第一，知识第一，知识中有无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
到了八五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爸爸去世之后，我的脑子里不由得老冒出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被前面高大的房子挡住了阳光。窗子上挂着白窗帘，门前我妈妈种了一畦晚香玉，夏天开花的时候，那洁白硕大的晚香玉就像一个个朝天的小喇叭，美丽极了，也香极了。我和院子里的孩子在海棠树下跳皮筋，一扭头总能看见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我们边跳边唱，偶尔，童稚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在他大约是一种隐约的来自天外的音乐。夏天，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有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有些阴沉沉的。他会很突然地剧烈地挠他的头顶，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他进行创造的景象。
在他年老之后，也有过一段日子，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趴在客厅的方桌上写着什么。我手里有一张上面写着一些字的白纸:“为什么一个字也写不出。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但天不应该有什么内心的活动。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也许他始终有所期待，期待奇迹的出现，可奇迹没有来，不肯再来了。我知道他开过若干个头，但据他说总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问过他为什么?怎么就写不下去呢?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我想我能理解他。偶尔，我也有另外的想法，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难道他真的就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我无法得出结论。
多年以来，我爸爸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最多的是他想写的戏的提纲。
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提纲他已经想得很细了。人物表有：童五、张俭、刘恭、刁仆和柳童氏。他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他们的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还有一场场的对话。
关于《黑店》，他写道：“天地造物，有如蚊虫，有如雪豹，有如豺狼，有如狐狸，但有的是人，更妙的是真人。风暴中有静静的草舍，雷电中有安静的美好的心，它似高山岩石，似野天信鸟，它忠诚，却忘记人间如何丑恶。黑店是人间，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平和静穆是一切事物，但事物的内中却疾风暴雨。”
还有一个戏，剧名叫做：《外面下着雨》。写的是一对老夫少妻，下雨天在屋子里共度时光的情形，是个独幕剧的构思。他已写了大段的台词。我还发现他在1987年写下的断想，其实也是一个戏的构思。一个人物叫：胆大；另一个叫：胆小。“胆大”是一个好冲动、自以为是、好冒头出问题的人，偏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年写下的断想，其实也是一个戏的构思。一个人物叫：胆大；另一个叫：胆小。“胆大”是一个好冲动、自以为是、好冒头出问题的人，偏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胆小”是事事害怕，处处设防，惟恐戴上枷锁的人。再有一个人物叫做：神。“神”冷酷、专横，把胆大和胆小都压在大山下面。在宇宙洪荒之中，大地震怒，把神也压在了大山恶石之下，于是有了神、胆大、胆小三人的对话。
他还想写“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写如来。其中还出了一个大学者，孙猴子向他讨教，而发现大学者的脑袋和心都空空如也，孙猴儿感叹：怪不得他这样神气，四大皆空他就占了两空，头空心空，做了一生万事通，善哉善哉!我要拜他为师。
另外还有一个提纲：《岳父》。这个岳父最早是摆摊子的，后来发了财，开了银行，有五男五女，五个女婿，每个人都有曲折的经历。其中一个女婿是地下党，岳父掩护了他，还掩护过别的地下党员，戏一直发展到解放以后。在他的本子里，我看到他记下要写一个爱听好话的人和一个说谎话的人；一个能说的骗子和一个专爱受骗的傻子，外加一个不正直的聪明鬼。在活页本的一面，顶端写着“张好好”三个字，是剧名。这个张好好是个歌女。他写道：“张好好的双手像两只飞动的鹞子，奏出明快而略带哀伤的音调，唱：‘扑嗒嗒，泪如梭，有情偏被无情磨……’”
我仔细地翻看了我爸爸写下的这些东西，从字里行间，我强烈地感到他对各种人物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我感到异常欣慰。
直到他的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不得不离开他心里各色各样的人物；一旦离开他们，他感到那样孤独。他的小本子上有一首诗，表达了内心的感觉：
孤单，寂寞，像一个罐头抽尽空气，
我在压缩的黑暗中大喊，没有声息。
孤单，寂寞，在五千丈深的海底，
我浑身阴冷，有许多怪鱼在身边滑去。
孤单，寂寞，在干枯无边的沙地，
罩在白热的天空下，我张嘴望着太阳喘气。
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我沉没在冤魂的嘶喊中，恐惧。
我爸爸去世后，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和我说：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这话巴金伯伯老早在给我爸的信里就说过，他说：“家宝，你要写，你心里有真宝贝，你要把它们拿出来。”
当年我爸爸写出《雷雨》之后，给了他的好朋友、中学同学章靳以。当时章靳以、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文学季刊》。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反而觉得不好讲话。我曾问过我爸爸：你为什么不问问呢?他说：“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好东西，站得住。”
一年后，巴金伯伯看到了《雷雨》，读过后立刻决定在《文学季刊》上发表。
现在我确实懂得了，我爸爸在年轻时真是非常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然而老年之后，那股自信早已不知去向，不知为何物了。他常常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劝他不要想了，因为这不是他的事。
“怎么讲?”他问我。
我说出看法：“你写了剧本，尽了你的力，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
“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你说呢?”我反问他。
“你说呢?”他又问我。
我想他心里是有答案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为中学生们讲话，他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
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天才是‘牛劲’，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
“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写的。你要经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杰克•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百折不回的‘牛劲’是大可学习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虫，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还不知道退稿再写，再改，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不完地写，‘迷’在写作里，那怎么行 ?”
今天，他不在了，再看他对我说的这些话，我想自己没有辜负这份深切的父女之情。我走进了他指给我的迷人的创作境界，他曾经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享受。这是人生多大的幸事啊。
夏天里晴朗的一天，我爸爸坐在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戴着耳机在听肖邦的钢琴曲，远远看见我走来就大声喊：“今天特别的好!早上我在院子里快活得要命要命，我都跳舞了。”说着他的屁股在轮椅上颠了两颠。他拿下耳机，“你听听，一定要听听，美妙至极的钢琴，我这路快活哇!”我听了他的钢琴曲，又还给他，帮他把耳机塞好，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亮闪闪的，充满期待，“不知为什么今天这么好。明天就不知道什么样儿了。”
我又记起过去的一个白天，那时他还没有住医院。上午时分，我爸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家里很安静。我从门厅经过，忽然听见一种怪声音，我惊疑地朝他望去，声音正是他发出来的。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文章，引起何种感想，就用一种怪声唱了起来：“可怕呀，可怕呀..”他把腔调拖得长长的，像唱戏一样；我盯住他看，他愈发提高嗓门儿，还是唱同一句词：“可怕呀，可怕呀，真是可怕呀!”
我笑着走过去，问：“爸，什么可怕?”
他把一句“可怕”唱完，回答我：“可怕，什么都可怕。不是吗?”
我爸爸，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就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没有别的原因，那是一种自然现象。想到他的这份天性，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难过极了。
在我的一个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纸，上面是我抄下来的爸爸写给别人的一段话，现在我再看这段话，感到像是对他本人性格的一种说明，我把它抄在下面：“万不能失去‘童心’。童心是一切好奇，创作的根源。童心使你能经受磨炼，一切空虚、寂寞、孤单、精神的饥饿、身体的折磨与魔鬼的诱惑，只有‘童心’这个喷不尽的火山口，把它们吞噬干净。你会向真纯、庄严、崇高的人生大道一直向前闯，不惧一切。”
曾经有那么一天，我爸爸看出我不快活，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
我说：“没什么快活呀!”
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干净的一个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
他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12月27日是我爸爸遗体火化的日子。那天天出奇的好，碧空如洗。灵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向八宝山开，街上是上班的人流。我一直朝后扭头看着爸爸，他躺在那儿，身上盖着一条雪白的绸子，化过妆的脸很好看，样子和睡着了一模一样。清晨纯净的阳光最后一次照着他，那阳光透亮得要命，尘世上所有的瑕疵都被这样亮晶晶的阳光遮蔽了。遗体告别后，我们坐在八宝山大门前的空地上，等着他的骨灰。没有一丝风。中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简直有点像春天。黑色的树枝清晰地伸向晴空，几只喜鹊飞来，落在树梢上，显得那么美好。后来我妹夫指给我们看，在蓝天的映衬下，烟囱里飞起一股股淡淡的灰烟，那应该是我爸爸。他说：那灰会飘落在地上，等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他说得很好，给我们以安慰。树枝清晰地伸向晴空，几只喜鹊飞来，落在树梢上，显得那么美好。后来我妹夫指给我们看，在蓝天的映衬下，烟囱里飞起一股股淡淡的灰烟，那应该是我爸爸。他说：那灰会飘落在地上，等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他说得很好，给我们以安慰。
继而，我想道，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放下他心里的宝贝，还放下很多东西。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在他的一个本子上，我看到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他说得真好，使我感到一个人的心有了应有的分量。
现在，已经到了 1997年2月6日的晚上，是旧历的大年三十。我选择了独自在家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夜晚。家里人到别的地方团聚去了，七点钟左右我在附近的“肯德基”店吃了简洁的快餐，然后回到家，打开灯。屋子里真安静，和每一个晚上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还是有所不同，我知道我再也不怕电话铃响了。我打开电脑，打开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是矫情的人，可我要在这个时候写几个字。
....
我发现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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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非常想念你。
本文作者：
万方，1952年出生于北京，16岁去东北插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转业后，一直担任中央歌舞剧院专职编剧。上世纪80年代初，万方以小说《杀人》引起文坛瞩目。随后，万方进入创作高峰期，90年代中期由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轰动一时，万方也由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影视编剧。近年来万方创作的重心更多倾向于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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