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75年秋天动笔，到1987年底公开出版，历经坎坷12年。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对出版此书起了关键作用。
手稿最早给了北大同学，文学专业的陈建功看，那时他已小有名气。看后觉得不错，真实感人，最大缺陷是结构。并介绍我把稿子给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吕果看。吕是妈的老朋友，《青春之歌》手稿第一位读者就是她。
吕果说她花一个夜晚一口气看完，甚至还掉了泪。总的感觉黑暗面过多，虽然一点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出版很困难。不过她表示可把稿子介绍给《十月》的编辑田增翔，他就住在楼上，也下过乡，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办法登。
田增翔看完手稿说：这是一堆珍珠，很难得，非常感人，如果再好好改一改，能搞成一部类似《静静的顿河》那样史诗般的巨著，甚至能超过你母亲的《青春之歌》！但需要动大的手术，你一人恐怕难以从真实圈子中跳出来，他愿意与我合作把稿子改好。不搞出来，实在太可惜了！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委婉谢绝。过了半年，1980年9月田增翔突然来信，说我的稿子给他印象很深，这样一部有特点的作品如果不出版实在可惜。他已向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许岱推荐了我的稿子，让我尽快将稿子送去。
许岱看完稿子后约我见面。说读完后心情沉重了一个星期，有几天吃饭都没味道了。一闭眼就是那片大草原，那群年轻人的身影……副主任王维玲等也感觉很不错，他们通知我决定出版这部稿子。那天是1980年11月11日。
我非常高兴，又花3个月时间从头到尾润色了一遍，于1981年2月兴冲冲将改好的稿子送给许岱。不料他说中央最近传达了一个关于宣传工作的几点指示，其中一条说要维护解放军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制止发表有损他们形象的作品。你的稿子这方面恐怕有点问题，只好拖一拖了，等机会合适时再出。
前妻利利的妈妈与陈登科很熟，听说他来北京开会，就亲自上饭店请他帮忙。陈登科认识许岱，当即写了封信请许岱大力支持扶植我。同时还将我的手稿推荐给安徽大型刊物《清明》。陈的信我没给许岱看，不想用名人压他，只想关键时刻再拿出来。几个月后，《清明》把手稿退给我，他们没看上。
1982年夏，北大同学张曼菱看完我的手稿后说仿佛在热梦之中，又尝到了流泪的痛快，立即推荐给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看后被感动，给我写了封长达7页的读后感。不过觉得文学性差，尚需打磨，眼下《收获》无法发表。
文艺出版社的同事张天翼的女儿张章听说我的手稿遭遇后，热情介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熟人为我看稿，结果依然没戏，认为太粗糙。
母亲最初坚决反对我写自己的下乡经历，但得知中青社决定出版又迟迟不敢出了时，首次出面把我的稿子推荐给花城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李汗。几个月后1984年7月花城的一个编辑退回稿子。信中说我的挨整经历在知青中不普遍，不典型，主题显得过浅。我很气愤，回信痛批了他的奶油小生之见！
张曼菱后来又向山西的《黄河》副主编郑义推荐了我的稿子。郑义看完后倍加赞赏，却让我大改。我不同意，就托《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刘辉宣帮我说服郑义不要大改。刘辉宣也曾看过我手稿，评价甚好。在刘辉宣的说服下，郑义终于改变决定，同意我小改。可最后却因为上面不让出增刊而泡汤。他等于白白预支了我2千元稿费。
朋友徐晓又给我推荐到作家出版社，仍没被看上。秦兆阳的女儿燕子噙泪读完稿子后帮着把稿子推荐给文联出版公司，可依然没被看上。
叶笃庄之女叶娃曾看过这部书稿，很是喜欢。她到美国后听说稿子屡屡碰壁，就让我把手稿寄给她香港三联书店的亲戚，看看能否在香港出版。费时一年多后依旧没戏。此时大大小小出版单位已经碰了十多个钉子。
我仍不甘心，又想起北大中文系同学王小平。她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从没说过话，就去信询问她能否给我看看稿子。她同意了就把书稿寄去。不久她回信说一口气看完，可文学性差，出版恐怕够呛。
关于文学性的问题，一位民 主墙时的朋友赵一凡曾给我来信说：非常喜欢你的小说。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小说故事，而是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用血和泪写下来的。因此就得到不同的效果：读者看了一般的小说（不管他们的故事多么感人），觉得是在看故事。而看了“八年”则感到它就是生活。因此它能给人们较大的启发和影响，这是一般小说所不及的。我不想讳言，你的小说的文字水平是比较差的，几乎完全没有华丽的辞藻和艺术的渲染。作家文人们看了可能会觉得它不是小说，而只是一堆素材。而我觉得这正是你小说的特点。由于你缺乏写作技巧，反而使得你的小说更加真实感人。我主张你修改时不要去学习追求一般小说的艺术手法，保持你自己原有的特点。这样就把本来是你的弱点（文采不够）转化为优点（朴素真实，从而使它有巨大的感染力量）……那么我预料，你的小说一定会因它独特的风格而获得巨大成功！
我牢牢记住一凡的这个建议，保持自己书稿文采不够的特点，不追求艺术性，也多次向编辑们表示：文章应该多种多样，既要有细腻的，也要有粗糙的，不能单一。文学殿堂若全都是文学性很强的华丽作品并不好，太乏味，应该允许有文学性稍差的简朴无华作品。粗糙粗犷也是一种风格。
已是1986年夏，碰了这么多钉子，给我碰得心灰意冷。
7月30日星期六那天中午，门铃响了。打开一看是位陌生男子，说来谈稿子事。我忙请他进屋。这男子微笑着告我：“奉工人出版社副总编南云瑞之命来取你的稿子，工人出版社决定给你出书！”
难道天上掉下馅饼？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把我弄得惊愕不止。
他叫岳建一，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编辑。他说南云瑞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过副主任，看过我的稿子印象很深。但那时副主任有3个，他排最后做不了主。去年他调到工人出版社当了副总编，负责文艺图书，有了实权。在制订1987年出书计划时，他又想起了这部稿子，特地委托岳建一来找，说作者名字忘记了，只记得是杨沫的儿子。
建一拐弯抹角打听到我住的楼大概位置。烈日当头，他慢慢的一个门一个门的爬四层楼找，热的满头大汗，终于找到我家。
他笑着说：“我认识王小平，都是北大校友嘛。我去取。咱们可事先说好，王小平如果再想出，稿子也不能给她了。”
“绝对不会。以前有谁这么大热天，一趟趟的爬四层楼找到你家拿稿子？我们费这么大力上门来取稿子，还能不给你出吗？”
“我的稿子碰了很多钉子。郑义都预支我2千元稿费了，最后还泡了汤。弄得我不敢再轻信了。”
“你就放心吧，这是社领导点名要的稿子，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大略讲了手稿的遭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最早看中，说无论来了什么文件，都没动摇出版我这部稿子，可事实上却总不出。岳建一严肃说：“你的书稿已列入我社明年的出版计划，而且是按重点书出版。咱们都是北大校友，我不会坑你马波的。社领导派我专门来取这部书稿，怎么会再给枪毙呢？”
看样子很可能真要出了。南云瑞这人是负责文艺书籍的副主编。新官刚上任最有魄力，最能干出一番成就。
9月5日，建一再次来到万寿路家，对我说：稿子看完了，好！有几处还掉了泪。你这部书稿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残忍又庄严的真实。文字粗粝、苍劲、有劲。他还告我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玉璋说：读后直冒冷汗，惊心动魄，好稿子呀！我算明白为什么那么些出版社不敢出了，出了可能捅娄子。文以载道，我们能担当就担当吧！
副总编南云瑞也当众表示：“别人不出咱们出，豁出去了。顶多副总编不干了。”
结果我的书稿《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后一炮打响，轰动了1988年文坛，并在知青文学里挂上了一号。这里面，老南拍板决定出版起了关键作用。责编建一也功不可没。他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书稿除了个别标点错字，几乎没一点删改，完整保持了我的“文学性差”的“野猪风格”。
为什么老南与那么多出版社的大编辑不同，能独具慧眼，拍板决定出版呢？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能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同理，一部著作能否成功也很大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老南在这点上有着极敏锐的鉴别力。他了解到这部手稿在私下给很多人传阅，绝大多数人一口气看完，被它的真实所打动，不少人还流了泪。认定它有阅读价值和众多读者。
1987年，改革开放正在稳步进行。对文革疾风暴雨式的揭发批判已告一段落，但更深入细腻的揭发仍然需要。纪实小说《血色黄昏》满足了这种需要。
1、全中国下乡和回乡知青共2千9百万，加上他们的家属有一亿之多。到1987年反映知青的作品和电视剧都相当火，表明知青题材拥有超大量读者。
2、《血色黄昏》再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知青、兵团战士被随意打压迫害的现实。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而这部书稿则写出了知青上山下乡中货真价实的，非变相的真实劳改遭遇，更深刻揭示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填补了知青文学中阴暗面表现不足的缺陷。
3、再现了当时社会上普遍走后门的风气，尤其披露了内蒙兵团干部素质不高，普遍以权谋私，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乱搞女知青的情况。用戴晴的话说表现文革中解放军派驻各单位实行军管、军训，贯彻执行极左路线方面的文学作品少之又少。《血色黄昏》在这方面是个突破。
4、《血色黄昏》真实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知青面临被整后的紧张、恐惧、绝望、挣扎的复杂心理，展现了多种赤裸裸的人性。
估计老南也体察到此书稿的上述特点，才没为文学性不足而枪毙掉这部书稿。老南的眼光犀利，见解独立，可谓与巴金不谋而合。巴金说过：真正的艺术性是不要艺术性的。
老南除了识货，有准确的鉴别力外，还有勇气。中青社几位编辑看后都被感动，早在1980年就决定出版，可一有风吹草动即缩回去。他们担心这部揭露了兵团内部阴暗面的作品，会被扣上有损解放军形象的帽子，会引起军垦系统老领导王震的不满。再加上后来又批判了《苦恋》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更不敢兑现出版承诺。他们是叶公好龙，只口头上一直说好，却没勇气行动。
老南也明白这部书稿属边缘性作品，虽有成功希望也暗含一定风险。借着1986年朱厚泽提出的宽容、宽厚、宽松的政策形势，他鼓足了勇气，断然决定出版。显而易见，他比那些叶公好龙的编辑勇敢，有魄力！
结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部轰动全国的作品。尽管文学性差些，但真实和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使《血色黄昏》很快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部重要作品。权威评论家冯牧第一个站出来为这部书叫好，批评了评论界对老百姓喜欢的作品过于冷淡。
冯牧肯定《血色黄昏》，也等于肯定了出版这本书的南云瑞。
老南一上台就把这部在十多家出版社门外流浪多年的手稿付印成书，随之轰动一时。实践证明他这个出版人的业务能力不可小嘘，远在那十多家看不上此书稿的编辑们之上。另外，老南的记忆力超好，过了5年仍能记得这部手稿，否则如果他忘了，世上就不会有《血色黄昏》。所以一个人要达到目标除了靠自己努力，有时候也靠运气。命运让我幸运地碰上了老南。
过去，我们素不相识，我没给过老南一支烟，一瓶酒，请他吃过一顿饭。他却主动拍板决定出版我写的下乡挨整经历，让这部频频被人瞧不上的粗糙作品，像头野猪般冲进1988年的文学大殿，掀起了巨大反响，还上了《纽约时报》的书评，翻译成英文。
自从1995年底从美国回来后，我只见过老南一次，以后20多年失去了联系。前些天终于重新跟老南联系上，赶紧去养老院看望了他。
老南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双手久久紧握，诉说着彼此想说的话。结果大大超过了探视时间，被工作人员几次催促才依依不舍告别，感觉还有很多话要说。
作为作者，千言无语其实只有一个意思：衷心敬祝我的伯乐老南健康、愉快、长寿！
与我的伯乐—— 南云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