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读过《白鹿原》，没看完就放下了，在豆瓣上写了篇《名不副实的白鹿原》，说了我对此书的一些看法，很多人都不同意，更有人说是我没看懂。是真的没看懂吗？ 最近得闲睱，又读了一次，这次终于把它看完了，可是我的观点还是没改。
1。人物刻划问题。白嘉轩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作为族长，他是旧式道德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他的腰杆总是挺得很直，意思是他为人堂堂正正，宁折不弯，正气澟然。可是就是这个正人君子，又是白鹿原种鸦片的始作俑者。他种鸦片，熬烟土，借此使家道中兴。当时应当是民国初期，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不可能不知道鸦片的危害，何况他后来还在祠堂里，以族长的身份，深恶痛绝地用喂屎的方式严惩了抽大烟的族人。从这一点上看，他是个唯利是图，没有原则而且表里不一的狡黠农人。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他设圈套骗取鹿子霖的风水宝地这一情节，真是机关算尽，毫无廉恥之心。
如果作者把他当作个伪君子来写他，这还可以接受。但问题是作者的用意显然不是如此。一个主要人物的前后表现反差这么大，而且在作品中根本没有交代过转变过程，这个人物以至这部作品就不能说很成功，至少可以说存在着败笔。
黑三在小说的重要性仅次于白嘉轩，但这个人物的变化过程也没有交代清楚。农协以前的黑三，作者写得很成功，跟小娥的情欲纠缠这几段文字尤为精彩。黑三有了小娥后，本来已经很满足了，虽然他大鹿三不认他，他也不很在意。一心就想扛工赚钱置地，当一个本份的农民。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在他去农讲所之前，他靠一年扛工的钱，已经置下了“九分六厘山坡上的人字号缓坡地”。再用不了多久，他就是个有地有房有老婆孩子的自耕农了。是鹿兆鵬劝他去农讲所，改变了他的命运。砸祠堂、毁乡约碑、捆富户游街、任意铡人。。。。以至最后沦落为土匪。这不仅是宣告了他对旧式农村传统道德的背叛，在作者笔下，也是陷入了恶的泥坑。而后来被招安当了保安团，是他改邪归正开端：整饬军纪，拜朱先生为师，读四书五经，又重回祠堂祭祖，发誓痛改前非。我们推测，如果他一直这样走下去，就会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儒将。作者对他的浪子回头褒扬有加。但又是鹿兆鵬，让他在好人的路上不能走远。（这个情节有点蹊跷，他既然已经痛悔当初追随鹿兆鹏加入农协，怎么鹿兆鹏一来找他起义，他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呢？前面都没有任何伏笔。是否他心底有一颗邪恶的种子，埋藏得很深呢？)他伙同白孝文，杀死了曾跟他歃血为盟的把兄弟团长，率众起义，当了副县长。这似乎是一个恶-->善-->恶的过程，从共=恶？从国民党=善？而最后他的死于非命，会不会就是命运对他反复无常，回归到恶的惩罚呢？
以上的善恶之论很难说是作者的本意，因为这有违小说的主题。但如果小说的情结和人物描写能带出这样的推论，是不是作者在把握主题和人物方面尚有不到之处，或者是作者内心的深刻矛盾在小说中的反映。
说起主题，在小说开头的章节里，通过描写白嘉轩一家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田园牧歌般的和睦农村画面。白家耕读传家，与长工鹿三以及村人们相处无间。作者笔下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以家族为支柱的稳定祥和的农村。人人都很幸福。作为地主典型的白嘉轩对长工鹿三相敬如宾，后来更把他当作家人相待。而黑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买地，有安身立命之本。祠堂办学，族人不论穷富都有书读。作者是以赞美的角度来写这些的。可是当这一田园牧歌般的局面被鹿兆鹏黑三等人组织的农协暴力打破之后，作者又以赞美的角度来写打破这一切的革命和革命者。这种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小说的主题混乱。所以真不知道作者的真实观点是什么。是作者故意不说清楚，还是作者的内心矛盾无法解决？
小说的反面 人物，岳维山和田福贤的性格，也有不合理之处。鹿之霖入狱，鹿的老婆出尽家产，四处行贿救人。岳维山不收她的金条，田收了，可是后来都退还给出了狱的鹿之霖。岳不收可以说得通。但田不收就奇怪了。因为在小说中，田福贤是一个贪财之人。征收官粮时他私自中饱，冷先生为了救女婿鹿兆鹏，用终身积蓄的巨额银元向他行贿，他都笑纳了。这次为什么不收，小说没有任何交代。田不是讲义气之人，与鹿的关系很一般，鹿在狱中两年，田不闻不问，一次也没去探看。虽然退回钱财比不退在情节上会有戏剧性，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但至少要有个原因吧？不然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
说起岳维山的党部书记一职，国民党的党部书记（严格来说应称为书记长）是没有行政实权的，只能管一些党务事项。但在这部小说里，这个书记竟可以废立县长（有岳请鹿兆鹏当县长的情节）。民国时期，党政是完全分离的，这一点相信有点民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陈老在这上出漏洞，真有点让人诧异。
2。 不合理甚至完全自相矛盾的情节：我并不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但已经发现情节上的不少问题了。估计本书这方面的问题会远远不止我列举的这些：
--小说第十章开头：孝文和孝武一人背一捆铺盖卷儿回到白鹿材。因为学生严重流失，纷纷投入城里新兴的学校去念书，（这句的语法有问题），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正式宣告关闭，滋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
而小说第十二章开头：朱先生已不再教学，生员们（书院的学生称"生员“是不是有些不妥？经科举考试，进官学的才能称生员，又称秀才。白鹿书院才是一个私立书院)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镇静地接受那些生员（又是生员）礼仪性的告别，。。。。。。。。及至最后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中坚分子时，他索性关闭了书院。彭县长亲自在招他出马，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
这个很明显的BUG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和编辑都没看出来。
还有一个明显的BUG是讲鹿子霖当乡约时，到处留情， 认了许多“干娃”，白鹿原人人皆知。可是在小说的快结尾时，鹿出狱以后，小说中又提到“鹿子霖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一个重要启示，逐在原上村庄搜寻干娃，把一个个老相好和他生的娃子都认成干娃”。这里的时间又颠倒了。
第二十四章： 鹿兆鹏回到白鹿原南端的大王镇高级小学， 对胡达林交竺了任务：‘党决定在你的学校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这里没有说明白是哪一级的代表大会，按推理会是基层某级，最高不会超过省一级。因为鹿兆鹏只是个基层的干部，到解放战争时才是解放军某师的一个科长，他不可能参与中央级的全国代表大会。可是就是这一章的结尾，鹿兆鹏对白灵说：“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要动员全中国人民抗日。你到学校去组织发动学生促进当局抗日”。 基层党代表大会动员全中国人民？有点非夷所思吧。
上面提到过，鹿兆鹏被国民党抓去后，冷先生为用全部积蓄向田福贤行贿救人，田想尽办法，借口把鹿押回白鹿仓行刑，然后放走了他，让一个乞丐做了替死鬼。但在小说中，鹿兆鹏又很快出现，被枪杀的人又重现人世，逻辑上讲田搞的鬼会因此大白于世。私放共党要犯这在当时应当是一项重罪。可在小说中忽略了这一点。田毫发未伤，照样当他的总乡约。
小说中鹿兆鹏和白灵从假夫妻变成真夫妻后，找弟弟鹿兆海护送白灵出城这一情节也不合情理。鹿兆鹏明知鹿兆海与白灵之间的感情纠葛，难道不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见面，对他们两人都是伤害吗？这种情节完全是为了增加小说的戏剧性而设置的。
3。 作者对他熟悉和不熟悉的生活，描写起来水平差别极大。他在陕西农村长大，熟悉那里的生活。故在他的笔下，白鹿原的人物、农事、风俗、喜丧礼仪等等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大部分有关农村传统的情节也都掌控得很好，收放自如。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描写他熟悉生活的功力。但他写陌生的场景，如国共斗争、地下党活动、战争场面等等，就远为逊色。人物形象平面而且概念化、情节虚假、笔法幼稚，让人产生在看动画片的感觉。常识方面的错误也时常出现，对三十六军的军事活动及其军事斗争的描定就是明显的例子。书中的这类政治人物形象，如鹿兆鹏、白灵、岳维山等等也远不如白嘉轩、鹿三、黑三、鹿子霖那么鲜明、真实。
特别是朱先生率一班老先生去投军这一段，更看起来是一段笑话。幼稚且粗糙。
4。写作风格不统一，小说大部分篇幅是写实的，可是中间突然冒出一段魔幻的文字。就是小娥死后化为鬼魂，用瘟疫报复村民的故事。这部分跟前后的文字无法统一，好像不是同一部小说。
作家的能力总是有局限的。一般作家都更擅长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和文学体裁。让蒲松龄去写《红楼梦》肯定就写不好。作为一个乡村老师，作者熟悉的应该是本土乡村生活，本来可以扬长避短，如其书名《白鹿原》，专写白鹿原的农村场景，这样至少在艺术上会完美多了。但作者可能是立意写一部史诗般的巨著，所以范围大了一些。可惜能力有所不逮。
作为一部小说，整体来说，此书还是成功的。褒誉之辞不需我再来重复。此文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再思考一下，这部小说果真达到外界普遍认为的当代名著的高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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