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西班牙内战爆发。12月底，年轻的英国作家奥威尔作为一名记者来到巴塞罗那。和同时代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他到西班牙后就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所鼓舞，迅速撕下了新闻记者的伪装，投入了武装斗争的怀抱，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岂知世事难料，仅仅半年之后，他就惶惶如丧家之犬般逃回了英国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怀抱，捡回了一条小命，并收获了本书。在西班牙近半年的时间内，他没有获得几次真正和“法西斯”分子正面交锋的机会，只是驻扎在前线。漫长的冬季，战争对战壕中的人们只是无聊和等待，比敌人的子弹更危险的是饥饿和寒冷。
书中真正令我们读起来兴味盎然的，是作者描述的巴塞罗那。特别是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战中的内战，即左派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一个产生了文革的民族是令人鄙视的，不值得尊重的，那么西班牙人其实更不应该得到我们的怜悯和尊重。文革时候各派之间的血腥武斗，到西班牙这里只能算作小儿嬉戏。西班牙内战中的左派居然能搞出一个内战套娃，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从中学教材中了解的西班牙内战，是以合法民选政府为首的左派和以斯弗朗哥将军为首的右派法西斯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叛乱一方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武器输送，而民选政府则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保持中立，但是这些国家的众多“先进”“进步”人士，义愤填膺，斗志高昂，纷纷奔赴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参与西班牙内战。在人类的历史叙事中，左派知识分子从来掌握着话语权，于是他们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传奇，他们的故事在海明威的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中传扬。但实际上他们的手上一样沾满了西班牙人民的鲜血，他们所犯下的罪孽并不比他们的敌人轻。
奥威尔对内战中巴塞罗那的描述，算是为我们撕开了一角，从而能看到革命的荒谬和残酷，揭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先进”“进步”人士的画皮。他在1936年底达到西班牙，看到的是一个在红黑色海洋中沸腾的巴塞罗那。几乎所有的大楼都被工人群众占用了，从楼顶飘下巨大的红色或者红黑双色旗。红色旗是共产主义者的，红黑双色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每一面墙都被涂画上镰刀斧头。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严重破坏，一片断壁残垣，教堂的壁画也被焚毁。每一家商店和饭铺里都贴着醒目的标语，告知本店已经被光荣地“集体化”了。街面上所有的私人汽车都已经被充公，出租车则被统一漆成红黑色。在著名的Ramblas大街上，革命宣传画铺天盖地，大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革命歌曲。仿佛魔术一般，这个城市里衣着光鲜的富人全部消失了，剩下的人都穿着工装裤或者迷彩服，前者属于工人，后者属于战士。
作者看到此情此景，没有一丝担忧和警觉，他的感受反而是：a feeling of having suddenly emerged into an era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就好像那年夏天BLM游行之后的城市火光冲天，但有人从中看到的是人类之光。
奥威尔觉得自己呼吸着人类社会长久稀缺的平等和自由的气息。
他觉得自己正走向一个新时代。
他看到了革命者在墙上张贴劝妓女改行的宣传画，深受感动。这不禁让人想起高尔基的散文《同志！》里妓女第一次被称呼“同志”后的喜悦和激动，其实那是高尔基的感动。像奥威尔这样的进步左派，肯定是读过高尔基同志在30年前的这篇文章吧。作家的感动，都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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