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第二性
编辑｜弼马
“我们之间的是本质的爱，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
这条举世闻名的“开放式爱情合约”的发起者萨特，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而合约的另一人波伏瓦，却至死被视作一个爱而不得的受害者，被别有用心的媒体称为“萨特的性奴”。
甚至在流传至今的影像和资料中，她都被描述为一个“舔狗”级别的女性。迫于对萨特的深沉爱意，她才不得已成为一个开放式情人。
但事实上，她是因为萨特在床上“太不热情”，才决定以思想伴侣的形式相伴一生。
她的故事，有必要让每一个人知晓。
第一次见萨特时，波伏瓦几乎不曾正眼看过他。
因为那时波伏瓦有一个如胶似漆的恋人，名叫马厄，一个有妇之夫。
在她眼里，马厄高大而有魅力，她喜欢他的一切。
有一天，马厄在自己的本子上，随手用大写字母写下波伏瓦的姓氏，并在后面加上了海狸：“BEAUVOIR=BEAVER（波伏瓦＝海狸）。”
从此，这个爱称伴随波伏瓦一生，就连萨特也这样称呼她。
相比之下，个子1米55的萨特只不过是一个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
她甚至联合马厄一起戏弄萨特，让妹妹埃莱娜假装自己去和萨特约会。
但在竞争激烈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公布之后，一切都变了。
波伏瓦在考试中获得了第二名，排在她前面的那一个人，是萨特。
这让她开始关注这个个子矮矮，其貌不扬的男士。
考试结束，名落孙山的马厄，带着他的妻子离开了巴黎十天。
在马厄离开的日子里，萨特每天都和波伏瓦在一起。
除了一起学习，他们还会一起去河边的书报摊散步，有时候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有时是在酒吧里喝着鸡尾酒听爵士乐。
萨特会给波伏瓦唱《老人河》，并且大谈他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萨特会鼓励波伏瓦，“要保持最珍贵的自我，保持你对自由的热爱、你对生活的激情、你的好奇心，还有你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
在认识萨特的第9天之后，她在日记里写道，
“拉马（马厄爱称）只要爱抚女人的脖子就能让她神魂颠倒，但萨特赢得一个女人的方式是把他的心展示给她看。”
波伏瓦告诉萨特， 很多男人都说她谈论哲学的样子很不可爱。萨特听了，嘲笑那些男人有眼无珠。
恰恰相反，萨特每天都和波伏瓦谈哲学，从莱布尼茨到卢梭，乐此不疲。
认识萨特的第13天，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我完全被他迷住了。
可这一切，又在她见到马厄的时候恢复了原样。
波伏瓦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抵抗马厄对她的吸引力，但同时，她也被萨特的才华所折服。
夹在萨特和马厄中间的波伏瓦，经历了短暂的纠结之后得出结论：自己要用不同的方式同时去爱几个男人。
这一切不是偶然，早在18岁那年，波伏瓦就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
“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从始至终，她想要的爱情都是陪伴，而不是吞噬。
在波伏瓦情窦初开的这段时间，法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
有一位国立高等学校的女老师提出：教育和工作将变成女性的必需品。
“现如今，大多数女孩子……都想要继续接受教育，希望自己能够从事一份专业的工作。虽然所有女性都想要坠入爱河，走入婚姻，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在我们这个金钱主导一切的不公正世界里，并不是每一位女性都能过上这惯常的生活，成为人母。……她们很清楚，教育能够拓宽她们的职业道路，让她们不再依附于男性，自立自强。”
与此同时，波伏瓦也在为了一份好工作而拼命读书考证。
1929年10月的某一天，萨特和波伏瓦在卢森堡公园一起散步。
萨特提出了那份为期两年的爱情合约：两个人可以在拥有彼此之外，拥有别的感情。
这个存在主义的大胆理念，自此彻底颠覆了波伏瓦的婚恋观。
那一年，萨特24岁，波伏瓦21岁。
没过多久，他们又补充了一份合约：
他们所有恋情必须要让彼此知晓，毫无隐瞒。
意味着他们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中，都会互通信件，向彼此袒露自己的情感状况。
一开始，随着萨特的情人不断，他们也曾有过嫉妒和争吵，但是她却在萨特提出婚姻的时候选择了维持现状。
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性，比爱情更重要。
在她看来，女人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强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自由的，因为没有人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
20年后，她在《第二性》中强调了这一点，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
或许，原生家庭带给她的恐惧，从未磨灭。
“波伏瓦有一颗男性的大脑，她能像男人一样思考。”
这是波伏瓦的记忆中，父亲乔治对自己的最高评价。
父亲乔治之所以在波伏瓦的童年时期鼓励她读书，并不是希望她有所建树，而是希望她能在社交圈里钓到金龟婿，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
波伏瓦却把自己完全泡在了书堆里，她读《效仿基督》和《关于禁欲和神学的手册》这样晦涩难懂的宗教书籍，也读各种语言的历史和文学类书籍。
这和父亲的期盼相差甚远，波伏瓦却不以为然。
她在后来的《第二性》中指出：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他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波伏瓦不肯去向那飘渺的极乐。
父亲乔治的律师工作，因为一战爆发而日显颓势。
这让他每天的生活，除了打桥牌，就是买醉和赌博。
白天的时候，母亲忍气吞声，精打细算，努力地把家撑起来，而当她跟父亲开口要一点家用时，他却大发雷霆，并不断因为去妓院、情妇和赌博的事情跟母亲争吵。
后来，波伏瓦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一书里反思了自己的母亲在矛盾欲望中的挣扎：
“没有人可以一边说着‘我在自我牺牲’，一边心里不觉得苦。我母亲的矛盾在于，她完全相信奉献是伟大而高尚的，但是奉献和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厌恶、欲望和各种苦涩已经到了她自己没法承受的地步。我的母亲一面强迫自己不断地奉献和牺牲，一面苦苦对抗自由被剥夺的痛苦。”
那时候的波伏瓦，完全不能体谅这种自我矛盾的奉献模式。
她在父亲“金龟婿“的美梦空档里，一连拿下了文学、哲学和希腊语等6个资格证书，成为了高师的第一个女性哲学老师。
对于波伏瓦来说，通过婚姻获得男性的帮助，并不如靠她自己的能力来的可靠，至少父亲让她明白了这一点。
波伏瓦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一颗男性的大脑。
1947年，“开放式爱情合约”续签的第十八年。
萨特陆续地结识他的新情人，并且鼓励波伏瓦去结识新的情人，以此来激发内心的真实激情和创作的灵感。
就在这时，波伏瓦在只身前往芝加哥参与演讲时认识了一位描写美国底层人的生活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
那段时间，阿尔格伦带波伏瓦去了以“红灯区、廉价劣质酒、下流舞蹈”而闻名的波威里街，还一起去了脱衣舞俱乐部，甚至在那个黑人处处遭受歧视的年代，去黑人俱乐部听爵士乐。
有天晚上，阿尔格伦向波伏瓦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甚至讲到自己曾在得克萨斯州偷了一台打字机，结果坐了4个月牢。
波伏瓦看着这个滔滔不绝敞开心扉的男人，再一次动心了。
5月，当波伏瓦再次登上巴黎飞往芝加哥的飞机时，阿尔格伦送给她一枚廉价的墨西哥戒指。
波伏瓦接受了，并且说她要一辈子都戴着它。
在之后的信件中，阿尔格伦开始向波伏瓦求婚。
虽然波伏瓦热烈地爱着他，但是她回信却说，
“我做不到，我不能把自己生命全部给你。”
并且，她还在信件中表示，自己并非是因为萨特的存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
感到不解的阿尔格伦开始指责波伏瓦只想着自己的生活，而不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而波伏瓦觉得这不公平，“你不能指望我像一台顺从的机器那样做出反应。”
在两年后出版的《第二性》中，波伏瓦指出，“人们认为女人就应当视爱情为生命，并为之牺牲一切。”
对波伏瓦来说，爱情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不是全部。
1952年以后，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之间的书信往来减少了。
他们从每天写信，减少到每周，再到每月才有通信。
这一年，波伏瓦44岁了，
那时，她意识到，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阿尔格伦了。
再次逃离试图吞噬自己的爱情，波伏瓦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
1949年，震惊世界的《第二性》出版。
这本近1000页的书籍，只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
书的第一段，波伏瓦毫不掩饰自己为了论证这个问题的愤怒：
“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出版，他们定论女人是子宫，他们哀悼女性气质的丧失，他们告诉女性必须成为一个女人”。
虽然她在论证中反复强调，女性并不想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只是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欲望的同时，也能得到尊重。
但是这样的言论，却和那条“开放式爱情合约”一样，让她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质疑。
加缪指责波伏瓦，“她败坏了法国男人的名誉”。
《时代杂志》评论：“十年后将没有人会谈论‘这部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
这本书被梵蒂冈列为禁书。
但却在短短几年内就被陆续翻译为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17种语言，挟裹着女性觉醒的浪潮涌向世界各个角落。
这让身处争议中的波伏瓦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
紧接着，波伏瓦的《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她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自1903年成立以来的第三位女性获得者，这让她闻名于世，成为了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新书的发布会那天，波伏瓦并没有到场，而在忙着起草一份被外界媒体称为“343荡妇”的宣言。
1960年，避孕药获准在美国销售。
但直到1967年，避孕药才在法国被合法化，堕胎，仍然是非法的。
为此，波伏瓦联合343位法国知名女性，发布了名为《敢于签署“我曾堕胎”宣言的343位法国女性名单》的宣言：
“法国每年有100万女性在危险的条件下堕胎。虽然这只是个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女性会因此而面临谴责，所以她们都是悄悄做这件事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不得不沉默。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宣布我堕胎了。”
在这一天之前，“堕胎”这个词从未在法国的广播或电视上出现过。
而在这一天之后，女性开始尝试举起武器，捍卫自己身体的权利。
1972年5月，博比尼法庭上的一场审判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6岁的少女玛丽·克莱尔在被强奸后，在母亲等人的帮助下进行堕胎，因此违反了法律。
她们求助于波伏瓦和律师吉赛勒·哈利米等人组织的“choose”女性主义运动协会。
吉赛勒·哈利米利用自己和波伏瓦这样的学术权威作为案例来打这场辩护。她认为，这些女性是在另一个时代受审，1920年的陈旧法律不该成为无数女孩们遭受残害的依据。
最终，审判改变了公众舆论的导向，女孩得以无罪释放。
1974年11月，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经过三天的辩论，促成了《自愿中止妊娠法》的通过，法国女性得以实现堕胎合法化。
波伏瓦送上了她的祝福。同时把问题抛给人们，
“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起草这份被某些人称为‘343荡妇’的宣言，这个法律是否还能被通过？”
安生的日子没过多久。
波伏瓦再次因为一句断章取义的论断“我支持废除家庭”，遭受到保守派和那些热衷于人身攻击的读者们的攻击。
她被评价为：反母性、不女性化、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
对此，波伏瓦顾不上去替自己声辩，而是与安妮·泽林斯基共同创立了法性别歧视的组织“女性权利联盟”。
“我们希望，法律不仅仅禁止种族歧视。如果一个男人公开对一个女人大叫，称她为妓女，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指责女人背叛、愚昧、或歇斯底里。他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她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性别歧视”这个词终于被加入法语词典中。
女性自由的运动，还在继续。
关于那份“开放式爱情合约”的故事，也从未停止。
在萨特70岁生日那天，《新观察家》在采访中发问：您一共有几个情人？
萨特回答，“很多，但在某种意义上，西蒙娜·德·波伏瓦是唯一的一个。”
波伏瓦并不认为这是某种澄清。
她隔空回应，“我们不该被男性视作他者，而是应该成为我们自己。”
1986年4月14日，这位被称为“海狸”的伟大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永远闭上了双眼。
作为终身的思想伴侣，她与萨特合葬在蒙巴纳斯墓地的一座墓穴之中。
那一刻，波伏瓦手上还戴着情人阿尔格伦送她的戒指，享用着21岁时的情人马厄给自己的昵称——海狸。
她以自己的意愿尽兴此生，把那些自以为是的臆想隔绝在厚厚的墓碑之外。
留下的，只有墓碑上鲜红的口红唇印，和石板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火车票。
这些，正是那些曾经或者现在，被她的理念所救赎过的女孩们留下的痕迹，亦是波伏瓦生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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