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我去了一趟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内的哥伦布塑像，仍然竖立着（上图）。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取消文化运动，即 Cancel Culture Movement，曾经达到过一个非常炽热的高度。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的代表人物罗伯特·李（李将军）的塑像在美国各地的城市公园内，被纷纷推倒移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甚至还扬言，因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家里蓄奴，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屠杀过印第安人，誓将他们的塑像也推倒移走等等。
我对这类“极端”做法曾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虚伪的做法。当你把他们的塑像从公众场所推倒移走，难道他们就会从历史中消失吗？同时，我还曾主张对历史人物要宽容。这所谓的“宽容”，其实是被中共洗脑，残留在我脑中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历史唯物观展开来说就是，看历史人物需要结合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实际环境并从历史局限性出发，如果他们是推动了历史进步，那么他们就是正面人物云云。这种说法，其实充满诡辩。因为，由谁来制定这个进步或倒退的标准呢？更何况，看中共自己的党史，这个标准也是在不断移位的。
但是，我现在改变了对“取消文化运动”的看法。而促使我看法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历史将会怎么看俄罗斯总统普丁这个人物？毫无疑问，他是充满争议的一个人。反对普丁和仇恨普丁的人，因为他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目前为止，这场战争直接造成乌东地区人民生灵涂炭，数百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还有数万或数十万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军人，他们不是战死就是伤残。而热爱普丁的人，因为他有彼得大帝的情怀，他热爱俄罗斯，为俄罗斯的后人们来争这一片原本属于或不属于俄罗斯的土地。
但俄罗斯的后人应当纪念普丁吗？
后人如何看普丁，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怎么看李将军、华盛顿和哥伦布一样。或许后人们也会同问，普丁同时代的人们是怎么看普丁的？那些被普丁驱赶出家园的乌克兰人，那些被战争的火炮炸的粉身碎骨的军人和平民们，是如何看普丁的？这就像我们也应该问，那些在南北战争中，战死和伤残的军人们是怎么看李将军的？那些被屠杀了的印第安人是如何看哥伦布的？那些被华盛顿总统奴役的黑人们是怎么看华盛顿的？
所以如何看历史人物，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看他是行善还是作恶。他是杀人放火还是创造人类幸福和进步。
如果是行善，是创造人类幸福和进步的，这些人物就值得人们纪念。
旧金山金门公园内的 VERDI（朱塞佩·威尔第 Giuseppe Verdi）头像（上图）。他是意大利歌剧的音乐大师。这是我在金门公园内走过时随手拍的。
如此我们应该纪念的是，如英国的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现了抗生素，拯救了数亿、数十亿人的生命；如英国的艾伦·图灵，他发明了计算机，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还有比较不知名的UCSF的John Clement教授（我听过他一个讲座），他发现了肺泡细胞表面的活性物质（Surfactants），因此数百万的早产儿获得了生命，可他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还有如爱迪生，如特斯拉。还有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的文学，巴赫，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的音乐，等等，等等。这些艺术大师们带给我们无限的享受。
如果我们只纪念行善的人，或许人类的许多观念将会改变。也许一些战争可以避免。
普丁在俄乌开战前说，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还是因为深受共产主义思潮和唯物主义史观的遗毒影响，普丁以为俄罗斯的后人会因为他对俄罗斯的“贡献”而原谅他的战争罪恶。普丁将会失望。因为无论如何他无法赢得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终将步希特勒后尘，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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