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来真的搞坏了，最大的责任肯定是当代人
秦晖：所以我就觉得，你的那种主张，因为你建立了一个你的路径依赖的体系，说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局面从他们那个角度讲是讲得通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我们这儿就很难讲通，所以就很难。
因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是从事实出发的，我们可以把事实链条一个一个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以后，我们的确就可以把因果链条给描述得很详细。比如现在西方有民主，我们没有。西方现在为什么有呢?我们可以从最古一直讲到现在，每个环节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现在没有，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最古一直讲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讲的环节中建立因果链条，可是如果把这个因果链条固定化以后你就捏不到一块了，你就没出路了，你就自己把自己给锁死了。你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就彻底亡国，就像刘小波讲的去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你就得承认这个路径并没有什么依赖，我觉得实际情况讲，路径的确是没有那么依赖。
这里我要讲，我解释这个问题的逻辑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认为我们讲的依赖其实是一种因果链，这个因果链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是不能不讲的，因为没有因果链你就没有解释能力了，历史学的价值在于解释，而不在于只是讲故事。如果你只是讲故事，我觉得有意义的历史就缺了一大半。
历史的作用在于解释，解释就是要讲因果，所以你不能把历史的过程仅仅讲成是一系列的偶然，或者讲成是一系列的上帝掷色子，掷到哪儿算哪儿。你肯定是要讲因果的。可是我觉得讲因果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要把因果太绝对化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因果绝对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因果，不是只要有A肯定就有B。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的，哪怕这个选择有概率大小。哪怕两个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它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有了A就必然有B，你只能说因为有A很可能有B。可是假如你承认了这一点你就应该承认下面一个逻辑，就是假定一个因果链条的概率不是1，随着这个因果链条的延长，将历史的逻辑链条拉长，它的总概率就会越来越低甚至趋近于零。
如果从A到B的概率是0.8，从B到C的概率也是0.8，从A到C的概率就是0.64，如果你把这个因果链一直延长下去，它的总概率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倾向于我们如果把整个历史过程描述得很详细、很准确，我们也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了这头肯定会有那头，没有这头肯定没有那一头，对长时段因果尤其要注意。我在一本书中讲，如果要讲我有什么历史观，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因为因果的解释是只有直接的因果，它的概率是最大的。你说为什么有文革，文革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有人就说毛泽东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又和什么什么有关，比如说毛泽东可能和五四有关，然后说文革的罪魁祸首是五四，也有可能有这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的概率就很低了。
你又说五四又是由什么什么产生的，又归到比如秦始皇或者孔子，那就更莫名其妙了，你能说因为有秦始皇，中国就必定要有文革吗?那是胡扯的。如果这样的话，任何当事人的责任都被解脱了，每个人都是路径依赖，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责任可言呢?所以我一定要强调文革有灾难，灾难第一要谴责的就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要谴责别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包括以后我们面对未来也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事情搞坏了，如果真的搞坏了，最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这些人，你也不能说由于我们的祖宗，由于我们两千年以前的祖宗做了什么不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那根本是说不清楚的。
任何一件事情，你开枪了，你就有责任，你说什么历史根源，那是不能成立的。
从我们讲历史的角度讲，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所有人可以把以往的历史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没有一个人敢说一百年以后中国会怎么样，西方会怎么样，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现在面对的因果链已经是一个事实的因果链，我们把所有的可能都已经排除掉了，排除掉了我们就不需要考虑它，我们只要说因为A就是B，因为B就是C，可是你往后延伸就不能排除了。你不能排除了，所以你的预言能力就没有了，讲得简单一点，既然你对后来的历史预言能力是没有的，你就不能说你对以前那个历史的解释是绝对的，这个逻辑上是一样的。
逻辑上是这样的，假如你能够把以前的历史都说成是路径依赖，是能够恒定的，你当然就可以按照逻辑类推，根据现在的初始条件，把现在的情况作为初始条件往后推以后的情况，谁有这个能力呢?谁都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我这里要说，有人就指出过，今人的预言能力并不强于两千年以前的那些人。在这点上科学一点用处都没有，原因就在于因果链一旦延长，预言就没有效力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对你有什么建议，你这个描述是非常精彩的，你在做结论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路径锁得太死，锁得太死以后，你对有些事情解释力就会产生问题，比如说封建的国家是不是就一定容易建立宪政?英国肯定是这样，日本其实都未必，因为日本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明治以后不是走向宪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