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文集：亚美利加随想》 - （2）街 门 背 后

 

 

 

 

[作家简介]埃尔马兹·阿比纳迪尔，美国阿拉伯裔作家、诗人、表演艺术家，作品在美国各地和中东出版并被搬上舞台。最新诗集《我梦想的国家与其他》(In the Country of My Dreams...) 获奥克兰市2000年约瑟芬·迈尔斯笔会(2000 Josephine Miles PEN Oakland)多元文化诗歌奖。她的第一部剧作《母国》(Country of Origin)获俄勒冈戏剧协会(Oregon's Drama Circle)颁发的两个"德拉美"奖(Drammies)。她还参加第二部剧作《莱麦丹的月光》(Ramadan Moon)的巡回演出。她出版的第一本书《鲁贾米家的孩子：告别黎巴嫩的家庭之旅》(Children of the Roojme:A Family's Journey from Lebanon)[诺顿出版社(Norton)，1991年；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7年]是一部有关家庭移民生活的回忆录，广受好评。目前阿比纳迪尔在加州奥克兰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执教。

阿比纳迪尔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菲利普·莱文(Philip Levine)，获诗歌创作专业艺术硕士学位(M.F.A)和写作专业博士学位。后获人文学科的博士后奖学金，接受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指导创作《鲁贾米家的孩子》。阿比纳迪尔曾在写作生涯早期获美国诗人文学院奖，近年作为富布赖特(Fulbright)高级学者在埃及讲学。

通过格雷戈里·奥法利(Gregory Orfalea)和谢里夫·埃尔穆萨(Sharif Elmusa)合编的《葡萄叶：百年美国阿拉伯诗集》(Grape Leaves, A Century of Arab-American Peotry)[犹他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8年]，她的诗作第一次被介绍给读者。她还接受稿约创作了几部作品，其中两部纪念朱卜兰·哈利尔·朱卜兰(Gibran Khalil Gibran)诞辰一百周年，另一部为评介音乐家马塞尔·哈利法(Marcel Khalife)作品的著述。阿比纳迪尔的大部份作品已被收入各类作品选集。

阿比纳迪尔多年从事写作专业的教学，十分重视有色人种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通过参加赫斯顿-赖特(Hurston-Wright)"作家周"西岸的活动和国家之声艺术基金提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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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门槛

小时候，我家有一扇神秘的门，门外是伴我成长的宾州小镇。一条大街静卧门前，尽显千篇一律的市镇风貌：这里开了一家银行，那里搭了一个报摊，还有五金铺、汽车零件商店及其他各色零售店。亲朋好友往往三五成群徜徉街头，特别是在周末。他们会在考夫曼商店的大橱窗前驻足，看看里面陈列的各色家俱，路过雷克斯剧院时欣赏玻璃橱窗内张贴的电影海报。还有我伯母开的服装店，橱窗内的模特儿手指残缺，展示着最新潮的时装。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岁月，梅森城(Masontown)这样的市镇有各类小店铺可解决居民衣食家居的日常需求。

大街上也有我们家开的几个店铺：纳德鞋店、纳德百货店，还有"摩登时代"餐馆。从门面看，我们家的店铺与其他店铺相仿。我们热情接待顾客，满足他们的种种需要。住在附近的一名妇女上门替自己的孩子选购上教堂穿的鞋；做父亲的进来挑一支上好的雪茄，再要一张当天的报纸；放学后，孩子们蜂拥而至，在餐馆投币自动唱机旁的地板上手舞足蹈。我父亲和伯父站在店铺进口的走道旁，身着考究的灰色套装，白衬衫，打领带，皮鞋擦得锃亮。

那会儿，我站在店铺的门槛边，有些魂不守舍。我发现我父亲也好，我伯父也好，都与身边走过的这些行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送孩子到杜菲夫人家上钢琴课，也去A&P商店购物，7月4日国庆节那天也在后院烧烤。我父亲许多顾客的孩子与我一块上万圣学校，他们的女儿有漂亮的自行车，车把手上系着的饰带迎风飘扬。有两位很引人注目的女孩，珍妮和雷妮，每天穿玛丽·简牌子的鞋，鞋面总是刚刚擦过油。她们收藏一个又一个芭比娃娃，往往会滔滔不绝炫耀一番。我津津有味地听她们说给芭比娃娃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用什么样的衣柜。珍妮一边讲述芭比娃娃舞会礼服的样式，一边用手指在她那金黄色的马尾辫上绕来绕去。雷妮在给我们看她去弗吉尼亚海滩市照的像片时，拉扯着自己额头的鬈发，揪出字母C的形状。

每当发生这些交往的时候，我想象中与班上女同学已经毫无差别的幻影如飘渺的泡沫随即消逝。尽管我身穿同样的校服，也加入了幼年女童子军，还在合唱队担任女高音，而且擅长拼字，但我与她们的生活已经被一扇神秘的门隔开。我的同学并不知道那扇门的背后有些什么。她们在操场上围着我，指着我那快散开的卷曲发辫，大声地叫喊着'黑仔'，要不然就会指着我浅黄色胳膊上的赤褐色汗毛嚷道：'猴子' 。我觉得一阵眩晕，颇有些孤立无援的感觉，肚子还咕噜咕噜直响。

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踉踉跄跄赶回家。那是大街旁一所覆盖着灰瓦片的房子，街对面一群女孩正在跳绳。我和这群女孩之间的差异也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家的走道外有一扇玻璃门，我抓着门上银白色的铝门把，感觉到大拇指蹭下一些锈斑的碎末。这扇门没有特别值得称道之处，然而每当我推门而入，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

那里散发着我最喜欢闻的气味，催促我匆匆跨过门槛，穿过走道，来到饭厅。每逢星期三，我母亲通常在八人餐桌上铺上报纸，从储藏室搬出两个兰色的大铁罐，然后铺上一块块糕饼垫。下午放学回家，家里弥漫着阿拉伯面包的气味，酥松的小圆饼鳞次栉比排列在桌面上。母亲做了三角菠菜馅饼、桂皮卷饼，还有梨子馅水果攀。梨是我们家屋后的果树上结的。母亲抬起头，跟我打招呼，脸上还沾着面粉。她对我说："有68块面包。你尝一块吧。"

每到这时候，我就和姐妹们坐在桌子的一旁，相互传递苹果酱，在热烘烘的面包上抹上一层。阿拉伯面包出炉时热气腾腾，显得胖乎乎的，一个个如同小枕头；面包冷了以后瘪成扁扁平的一块，美国人称之为"皮塔饼"(pita)。我们家很少吃其他面包；即便我们在烤架上烤热狗吃，面包也被劈成两半，然后再抹上蕃茄酱。

晚上要做回家作业，让我愁眉不展，但面包的香味沁人心脾，驱走了心中的一些烦闷。尝完美食，我们的兴高采烈也很快告一段落。放学后我们六个孩子毫不例外都有课后的活计要干。我的三个兄弟去店铺清理货物；我们三个女孩一起整理房间，打扫院子。夏天，我们在菜地里除草，浇水，摘菜；入秋时分，我们到地下室干活，装罐贮存水果、豆类、果酱和腌菜。夏秋之间，家里有成堆的衣服等着洗，等着熨，还要收拾屋子，料理挤在这所小房子里九口人的生活。芭比娃娃、彩色图画书、课后体育运动，这些都属于其他孩子，和我们根本无缘。

在这扇神秘的门背后，语言也在不断转换。母亲用阿拉伯语吩咐女儿干这干那。做功课、聊天和唱圣诗尽可能用最准确的英文。我们的生活有三件最重要的大事：忠于我主，顺从父母，学业优良。任何一方面的闪失都会立刻招致重罚。我们家的名声靠我们的完美无缺得到支撑，但我的父母并不清楚，他们的女儿们为达到尽善尽美而精疲力竭，却受到同学们令人难堪的嘲讽。

在这扇门内，我们在家门外的交往往往显得无足轻重。每逢周末和夏季来临，我们的聚会圈子与外界截然不同。亲戚们从宾州和俄亥俄州各地的城镇赶来，客厅和餐厅高朋满坐。大家围坐在桌子旁，桌上摆满了我母亲亲手烹制的阿拉伯美味佳肴，有鹰嘴豆泥酱(hummus)、茄泥芝麻糊(baba ghanouj)、葡萄叶馅饼、烤肉串、红烧或生羊肉麦面饼(kibbee)、羊腿、米饭葡萄填火鸡以及一盘又一盘的配菜。餐桌两端，大名鼎鼎的阿拉伯面包搁在盘子里，堆得高高的，像摩天大楼。

担任牧师的伯父主持餐前祈祷。然后，餐桌上阿拉伯语不绝于耳。我的表兄弟们开始蘸着调料吃面包，舀一勺黎巴嫩风味的"tabouleh"色拉，再一小口一小口细细品尝蜜糖果仁酥饼。大餐接近尾声时，我们稍稍往后挪挪椅子，听父亲娓娓道出往事。某一位亲戚或许会拿出一封来自黎巴嫩的家书念给大家听。要不然大家就隔着空空的碗碟争论时政。

我们女孩子开始收拾桌子。阿拉伯音乐从录音机里倾泄而出。有人开始邀请大家跳集体舞，众人挽着臂膀排成一队，顿足踢腿，敲击拍打，震得房子直打颤。我们这些孩子们里里外外忙着干活，要洗盘子，还要听大人们的吩咐，需要什么就给他们拿什么。有些大人还会拧拧我们的脸蛋，把我们高高举在空中，我们只能听凭摆布。

家里的气氛让我愉悦，给我归属感，但是我知道，到了家门之外，这些都无法与人分享，而且校园里羞辱的声音还会显得更刺耳。外表已经够显眼了，何况我还有一位带浓重口音的父亲，使我格外与众不同。大家围成一圈跳舞的时候，我尤其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走上写作之路

在我就读的大学，人数比我家居住的城镇还多一百倍。每每步入校园，什么都让我着迷。穿过一排银杏树，就是匹兹堡大学高耸入云的建筑，求知堂(Cathedral of Learning)，英文系就设在楼内。一间间教室的布置风格各异，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观念。英国式的教室仿照英国下议院，座位是一排排长椅。匈牙利教室的墙面覆盖着红辣椒色的镶板，雕着各色花卉图案。中华教室则以孔子为尊，室内摆着一张张圆桌，学生围坐在桌旁，毫无贵贱之分。我们在这些教室里上过一些课，但那些桌椅显得生硬古板，还得小心翼翼以免损坏设备，往往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有一间教室上了锁，需经许可或在开放参观时才能进入。我仔细看了看门上的标牌，上面写着，叙利亚-黎巴嫩教室。这里又出现一扇门，外部的"美国"世界与我自身的世界被割裂。我想应该看看这间教室，还邀请了一些朋友与我同行。

我们一踏进这间教室，顿时屏息凝神，惊讶不已。室内铺满波斯图案的地毯，玻璃彩灯金碧辉煌，还有一张张铜制的桌子，四面靠墙排放着一个个座垫。眼前这座宫殿般的房间如此雍容华贵，异国情调如此浓郁，竟然还与我有着某种联系，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在大学校园尽力展示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徵，不仅公开讲述我继承的传统，撰文介绍我的祖母，还为朋友做阿拉伯饭菜，在家中举行聚会，演奏乌姆·哈尔索姆(Oum Khalthoum)的音乐作品。

我不久就明白了，表现自己的阿拉伯属性反而突出了我的格格不入。课本里找不到阿拉伯作品的踪迹；电视上唯一与黎巴嫩有关联的人物是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为我所代表的文化写下了脚注。与此同时，中东发生的种种事件使美国国内不同情阿拉伯的情绪更为明显。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人们对阿拉伯人的感觉日趋消极，有时几乎到了不信任的地步，甚至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

我锲而不舍继续写作。我写诗追记母亲离开黎巴嫩来美国定居的往事，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讲述我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同难民的生活。我父亲年轻时在巴西从事橡胶生意的历险生涯也成为我写作的题材。全部历史仿佛都蕴藏在我的内心，这些小说和诗作就成为往事自然而然的迸发。

然而，我的写作仍局限在那扇门之内。在这扇门之外，多年以后我在教室里上本科和研究生课的时候，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对我那与生俱来的感受来说是那么陌生，与我童年时代对芭比娃娃的陌生感如出一辙。可模仿的作家大多为有欧洲背景的男性作家，他们笔墨酣畅，大书美国主流文化。我在写作园地的一隅立足于自己的角落，用自己的笔讲述黎巴嫩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时期我们村的孩子不幸夭亡的故事。我感受到我的诗具有乐感，但对于美国人的耳朵还有些怪异；我笔下的一个个人物接踵而至，形成一组精细的浮雕群像，熠熠生辉，比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作品更光彩夺目。

我在这扇门之外并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然而，我仍锲而不舍。我在这条路上跋涉前行。曾在某处拾起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书名《女战士》(Woman Warrior)首先引起我的注意。作者的名字也别具一格：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打开这本书，跃入眼帘的是一位爱讲故事的老祖母，还有几个女孩子，家里人都认为她们过于美国化，周围的人对这种文化全然感到陌生。正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熟悉生活，了解家门之内的世界，才动笔写下了这一切。这本书不仅使我有幸拜读了美国华裔作家的经典作品，还引导我认识了一些美国非洲裔、拉美裔和印第安土著作家，他们的声音回荡着这样一些共同的主题：归属、特徵、文化孤独、群体、边缘化。

我奏出的旋律穿越板壁上的裂缝渗透而出，经过门下的空隙向外流泄。踢踏的舞步劈劈啪啪，冲开紧闭的大门。我曾听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你是否因为存在着种族主义才写作？" 她答道："我写我的，不论种族主义是否存在。" 作家不仅仅希冀在文苑寻求一席之地，还期盼对认识历史有所建树。

在我看来，热衷参与始终是一名美国公民的重要秉性之一。我过去的生活以投身政治为主，参加游行，请愿上书乃至参与组织各种委员会。如今我开始醒悟，作为一名作家，也可以积极参与。讲述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作一首清丽逸秀的诗，比任何辩驳之词更能震撼读者。

我还发现别人也有同感：美国有色人种作家和艺术家往往和我一样，都走过相同的路径。我们的生活浸润在两种感觉之中。在自身固有的文化与接受的另一种文化相碰撞时，我们试图左右逢源，还希望找寻一块可以称为家园的土地。

美国阿拉伯裔始终面临着艰难的岁月，因为我们的母国时常被卷入冲突和政治旋涡。世事愈艰难，我笔下的动人故事和清丽的诗句就愈能发挥作用，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与事。读者通常相信文学，胜于演讲或一般的文章。我认识到我对写作的热爱已经与我对写作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

我有了一个新的小村镇，并非位于某个特定的地点，或许可能无处不在。在这里，家家户户门户洞开，跨越两个世界的门槛任意穿行，门的一边是至今仍自成一统的有限空间，另一边是有朝一日广纳百川的浩瀚天地。作为一名作家，我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将个人生活编织成文学作品。作为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我对其他有色人种的青年作家充满期待。我希望他们明白，只要用肩膀顶住那扇门，使足力气往外推，街门总有一天会畅通无阻。

 

译注：

哈利尔·朱卜兰(Gibran Khalil Gibran，1883～1931，美国阿拉伯裔诗人、哲学家和艺术家
丹尼·托马斯(Danny Thomas)，1914～1991，美国喜剧演员
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美国华裔作家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13～，美国黑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