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土豆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很绝决啊。不知土豆是否读过《灾变论——寻找另一个中国》

刘晓波、任不寐：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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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关于《灾变论》的书评我一直很犹豫，我已经起草大纲了，但又觉得不妥。名子都起好了，叫《冷观灾难的惊悚之书》。这本书的书评不能像给余杰的书写序那样。一来余杰的书是单篇文章的结集，不是系统的理论；二来余杰表达的都是常识性的东西，贯串全书的不是学术性的体系架构，而是一种对自由常识的捍卫，直面对常识性的制度罪恶的勇气，一种拒绝谎言的诚实，也就是不寐所言的“象说的那样去做”的践行。所以，写他的书评，我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发言中坚守诚实言说的意义。

而《灾变论》是学术著作，有它完整的逻辑线索和分析框架，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决不是一种态度式或价值性的评论就能说清的，而是需要一种更深度的阅读和分析。总的感觉，我对中间部分是非常欣赏的，但对此书的逻辑起点和最后一部分有某些不同看法，我一直想和不寐当面交流一下。这本研究中国的书，却不能在国内出版，本身就极不公平。所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也能反映不寐自己的观点，这也比较公正。

尽管这本书中有太多的历史资料，但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它都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从神学自由主义的视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于冷酷的反省，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绝决态度。不寐对中国传统的抨击之激烈和否定之彻底，连我这个曾经被斥为“卖国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的人，也会显得不再那么“卖国”、“虚无”和“激进”了。

另一方面，全书又始终回荡着对摆脱“灾民理性”的未来中国的激情，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可以称之为“激情之思”吧。这“激情之思”所关注的核心，与其说是“祖国”、“民族”和“文化”，不如说是“人本身”，是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度。不寐你是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你运笔的终极动力。

为《灾变论》写书评不容易，因为我对此书的评价有些自相矛盾，这种矛盾也许是“为我所用”的主观取舍所致：我对不寐的预设前提和最终结论，皆持有极大的保留。不寐自许的“发现另一中国”的学术雄心，我并不认为已经化为令我信服的学术论证，我也不认为不寐提供的“神学自由主义”是中国走出前现代的“灾民社会”的救世魔法。然而，“灾民文化”这一概念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力，又确有独特而敏锐的洞见，不寐表现在书中的智慧，有种力透纸背的穿透力，很锋利的理性穿透，从另一个视角揭示出某些被忽略的特质，并对某些已被说滥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一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阅读快感，尽管这种快感又与我的理性判断相冲突。

说一本充满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深沉痛切的批判的书——一种近乎冷酷的批判——给我快感，似乎有点轻浮且不近人情，但是读完它时的心情愉悦是无法自我欺骗的。那种阅读过程中的笑声和震惊，经常与恐怖和沮丧混合在一起，这些情感如此强烈地保持下来，发现它们时的最初激动至今仍然没有逝去。而最近，在SARS病毒借助于制度病毒弥漫于中国乃至世界之时，这样的震撼因有了切近的体验而变得尤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