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面对别人领先的智慧，许多朋友就是不服气：我们的差异在哪里？这里从一个侧面来看，其答案首先是差在理论的指导水平上。

 

 

我们的特质是精于实践而疏于思想总结，也就是说善于形象事物而疏于抽象理性。这样就在后事证明前因原委的理论总结研究方面就显得尤其的不严格、不严肃。

 

 

从源头上讲起，这样的“误”就是先误在源头的基础部分----在春秋战国之后失去了哲学思考所需要的广泛的基本的科学实践的思维基础----这样的基础可以解释为客观的需要和主观的动机，而在几乎同一个时代里欧洲的哲人们已经在谈论着原子和空间的话题了，但这是因为了历史的原因----是可以原谅的，人的认识过程是个循序发展的过程没什么可后悔的，而真正的误是误在后人对学术研究的盲目及不思进取----这样的懒散思维就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了。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古代智慧与导致西方今天的思维方式的古典智慧之间有何不同的话，我认为最大的差异之处在于我们在审视对可以被称为智慧或真理的衡量标准的时候是缺乏了严格的审查程序的。到了想到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时候已是笨人守株待兔的一步了：一是效率太低，二是真理往往是别人现成的成果了，三是要想自己实践也无自己的真理可以拿来检验，因为我们固有的理论发现不了真理。而关键的一步-----发现真理的手段往往就是思维的方式方法是我们用自己老旧的理论无法发现的。

 

 

没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就会把一些经验误认为了真理----至少是相对真理，缺乏了慎密的论证方式，就连错在哪里都是糊里糊涂的。

 

真理，或者说可以成为知识的东西，我们需要问的是其是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否则所谓的理论或概念就要被淘汰，这样的认识是西方进入科学时代关键的先声-----在十八世纪时被最后确认的标准，它至今仍是理智理性的标准。

 

 

没有这样的思维程序和确认思维程序所需要的思辨方法------这首先反映在对思想的过程缺乏认识，并由此而无法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也就无法反过来对思维过程进行反思考察，那么所谓的理论、知识都只能是浮于感性层次的、不具普遍意义的经验。而这样的认知结果，作为局限于一隅的经验也许是有可能说得通的，但一旦见诸于广泛的实践或对弈，就会漏洞百出，不经一驳，甚至误人误事。

 

 

举个例吧。“人比人气死人”，相信是有人气死过的，如此，就常会有：“啊呀，不要去比啦，算啦算啦，算倒霉吧”这样的劝解。但这只是经验，因为毕竟还是会有没有被气死或根本没有生气的人，这样就失去了借鉴的机会。气死人的结果，前提是在人比人。可是人怎么比呢？他们无意识之中在比的一定是----也只会是事情的结果，如果能将气人的条件也一并考虑在内并独立地细究其中的缘由的话是不会气死人的。

 

 

前者的比较是出于感性认识，后者的劝解也是来自于感性观察。但如果用西方的哲学观来解释呢：这里有客观环境不同的因素、也有各人天赋条件的不同，比如意志的不同、身体条件的不同，独立的灵魂是无法相同的。这些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也就不会有比的可能，还会有气死人的事情吗？

 

 

可以常见的所谓的不同意见、不同的结局，就是在不同的实践经验、不同的天赋先决条件及时间底蕴的决定下所得到的结果。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你怎么后会被气死？理性的你只会聪明地加以判断并作出独立的选择，而不是死拼硬打。

 

 

就是这样的似是而非又经不起推敲的“道理”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中，使得不愿深究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倒在了“冲锋”的途中。

 

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天赋条件，所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就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以己之长克人之短，这样的真理实践，我们随处可见，就不用我来啰嗦了。

 

 

再举一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了。西方的哲理中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说法，杜甫只登了一次岳阳楼就给世人留下了《登岳阳楼》这样的至今无人可与之较短絜长的辉煌历史篇章，李白曾八次登过岳阳楼，却没能留下一篇能与杜甫此篇相比肩的有如此大影响的篇章。

 

 

李白的篇章没有出现超越杜甫此篇的质变，为何？杜甫写出如此的名篇有着怎么样的思想过程？杜李二人的思维模式又有着怎样的不同以至于李白的量变没有出现“理应”的质变？我们没有人去深入地探究过，有过的只不过是从写作的技巧笔法或历史的背景出发的感叹。先来的叹一叹就过去了，后到的叹一叹也就走开了，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个探知思想结构的契机----不见有人从哲学的角度为后人解释出这些辉煌的诗篇的背后需要怎样的思维方式。中国不是举世闻名的诗章大国么？怎么就不见有这方面的研究？要知道，莎士比亚的文学思想从抽象的概念到思维的结构在西方早已被解构得淋漓尽致了。

我们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东西，而不善于思索形象背后抽象的理念,这样的被懒散惯坏了的好恶好恶观到了怎样的程度呢？我记得曾有位网友将苏格拉底称为了游手好闲者，还为赞西佩没有与“未能带回面包来”的苏格拉底离婚而感到遗憾。看看吧，由不能抽象而导致的自知的缺乏已经到了不可能自救的地步了。

厌倦于抽象着思考，更不用说会辩证着审视自己了。这又怎能使自己具有哲思的能力呢？这样的能力又怎样去认识事物的内在理性呢？不具理智就不谙理性当然也就没有去理解的可能。黑格尔说过，具有辩证优越性的人将会是最终的强者。须知即使是画饼充饥那也得下画出其内涵实质的功夫的。


思想的研究工作是极其辛苦的。西方历代的哲学大家能在身后留下在今天能被这么几张纸甚至几句话就可以被概括的哲理是用尽了毕生的心血乃至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研究出来的结晶。

凭什么说东方哲学不如西方？今天甚至还有人在怀疑东方到底有没有哲学？康德说，中国的哲学只是一些从道德伦理出发的格言或谚语。相较于怀疑论者，这还算是康德在比较细致地考察过中国哲学起步阶段与今天的实际状态后所做出的结论。

康德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初朴的哲学只是从生活经验而来的总结，并没有经过逻辑的检验，也就是说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和必然的可能。我们连抽象都做不到又遑论辩证、普遍和必然呢？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用他人的辩证方法去解析，就可以看到它们根基何在了。

但这，怨不得祖宗----哪家的哲学不是从粗犷中走来的？如同我刚才说过的，西方的哲学也是从对诗歌神话的探究起步的。但不同于西方哲学世代间衔接紧凑的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本该负有发扬光大责任的我们后继者却只沉浸于吟诗作乐、贪图身心的酣畅中而不愿作深入的研究，局限在狭隘之中当然看不见整个事物生命的意义，也就不愿、也无法去继续付出了----在所付出的方面我们是相形见绌的。

 

中国哲学在思考的方向上往往侧重于单个的、局部的结论，这与其来自于缺乏抽象的----当然也就是缺乏普遍意义的实践经验并停滞于狭隘僵化的概念阶段上有关系，而西方哲学之所以能领先一步则是得益于不断辩证地将对立的概念融汇于向统一迈进的过程中，他们不再停留和满足于事物的固定的概念上，而是进一步地在思考的方式方法上探寻以求获得最终的破解同一的登顶工具。当然中国古代哲学其实也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给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先人们说到了而后人们没有去做到。

 

我为什么把一个关于智慧的讨论集中在哲学的范畴里来阐发呢？因为最后“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非哲学莫属，而哲学思辨是需要精进的意志来支撑的，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差异也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