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的职业地位VS身处的社会地位》

来源: 沙夫 2020-06-27 04:59:0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81217 bytes)
每当人们说起地位时,常常会有人摩登地说“现在大家都平等了地位也没贵贱啦”。当然,如果没了贵贱之别的地位当然也就是没有主要和次要、支配和被制约的差别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是这样这世界上还会有“地位”这个概念吗?由理性驱使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样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的,在行为反映本质的客观世界里的人们一定会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人的本性中所共有的部分尚未泯灭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还有地位落差的分别吗?若有,地位怎么会没贵贱、高低的区分了呢?若没有,那么利益是怎么被分配的呢?
 
所谓的地位应该是人类有了社会关系后才出现的概念,没有社会关系就不会有这样的概念出现。所以先让我们来厘清这样一些概念:
什么是地位?答案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对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位置。
为什么要排地位?答案是因为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有秩序。
为什么人类社会会有地位的不同?答案是因为各人自有价值的不同。
为什么人的价值会有不同?答案是因为社会所需要的不同及各人能发挥的作用的不同。
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排列的或者说是地位的排列取决于什么因素?答案是我们地位的排列是取决于人或事物的相互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关系间所能发挥的决定支配特权的孰重孰轻的因素所决定的。
 
由以上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知道地位的产生是由发生社会关系中的被评估者一方自身可以提供的价值和对接受者一方而言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从历史的经验我们又可以知道在人类社会中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更是容易被身在其中的作为社会元素的人自己所混淆的、处于可以支配其它各种次要角色的主要地位有二种,一是职业地位,一是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带来的是金钱,社会地位带来的是权威,所以这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相互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关系是制约与被制约的。这里不讨论职业地位相互间的轻重,只着打算透过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着重谈谈社会地位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作用。
 
公元前横扫千军的古罗马将已经归属于马其顿的希腊连同马其顿一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当时罗马还是个半开化的国家,所以希腊文化在罗马的土地上是颇有压倒性优势的,罗马人喜欢进希腊人的学校去增长知识,罗马人的孩子也会请希腊人来做家庭教师,可见希腊人的职业地位是不低的。但是,当罗马人在需要决定国家意识形态以保持罗马人绝对的社会地位时,则毫不犹豫地用基督教文化取代了希腊文化。再举个例,在印尼,当地社会的工商经贸的运作基本上都有拜于华人的努力,而本地土人则往往被鼓励从军参政。尽管经济上要依赖华人的贡献,但每当社会情势有排华需要时,居社会上游地位的族群对华人社会的打击排挤却毫不留情也每每得手。土族社会的这种压迫优势就是得益于他们社会地位的优势。
 
大陆刚改革开放时有过不少的爆发户,可是他们在有“正常”职业者的眼里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爆发的自由职业者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赚到的钱先用来送子女上大学以期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现在在海外的华人追求的基本上也是职业地位,当然这里除了传统的文化影响外还有一些无奈的因素在支配。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现代社会中当你的生活经验让你认识到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了,既得利益者们也会意识到保护既得利益的重要性了,给你设置“玻璃天花板”也就成了一种默契的社会行为。而歧视就是一种集中反映社会地位差异的表现。因为保持这样的地位差关系也就是保有了一种社会秩序,这样的秩序就能保证各种利益分配的关系。而这些分配关系所产生的作用则往往是关系到人性根本需要的关键之所在了。所以要成为功能健全的社会人,须要看清主次关系的存在,争取必要的社会地位是最根本的功课。
 
有人说一定的职业地位可以换来相应的社会地位,但应该说这只是在必要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不具必然性。在如今广义的多元社会文化中明显可见的主流社会取优势的背景中,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转换是及其困难的,因为社会地位对以相对占优的族群文化去获取绝对占优的族群利益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样的环境里职业地位必然只能服从于社会特权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还可以通过对比来看看另一个事实。元前一千年左右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叫以佛所(Ephesus)的城市,在古罗马时期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著名的亚蒂米神庙就曾耸立在它的土地上,但为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这所城市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并不是由于它的规模或曾有过的神庙,而是因了源自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文明是在这里萌芽的----当时是以佛所的市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了“我们中间不应该有第一!”----民主的理念由此而蔓延开来。“不应该有第一”的意义在于社会中不能有特权。应该说这是人类理想主义的第一次呼吸,它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还要早了几百年。三千年后的前几天,现代民主典范国家的国务卿彭培奥在2020哥本哈根的民主峰会上说:“依赖威权主义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意思也应该很清楚:民主不应该有威权、更不能依赖威权。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彭培奥自己的主子川普却在大言不惭地以“美国第一”来作为笼络人心的幌子。世界上有了第一就意味着世界政治上有了特权者。川普通过不断地毁约退群来建立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国际秩序就是一种以己有的威权来建立也包括了世界上其它的本该是理念相同、资源共享、利益均沾的民主国家在内的不平等的特权,可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民主的行为了,因为追求特权本身就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这种特权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口中或意识里,而是已经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不过用跨越三千年的历史回声来反证这样追求社会特权地位的自然人性对社会地位存在的必然性还是有说服力的。
 
在人类劣根性中的嫉妒尚未完全除却的今天,希望通过霸权来争取所谓的“公平”---事实上的更大利益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有哲人说过“期望通过嫉妒和霸权来获得的那种公平(利益)自然也会是最糟糕的一种公平(利益)”。川普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逼迫他国重新签订各种的协定用的本来就是威权,但现在却要借民主之名来为自己的威权劣行来作掩护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威权代表的是国际社会中的具有特权的政治地位,使用它高屋建瓴地威逼他国是强势者必然的手段。虽然这种趋利的作为是符合“森林法则”的逻辑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异继续存在的证明,不过川普在孜孜以求“世界第一”的同时却声言说美国将不做世界警察就是不符合人性逻辑的做作了----因为事实让理性的人们可以看到:在价值决定地位的现代社会里平等还只是一种迷惑人的主观想象,而贪得无厌带来的必然性所促成的社会地位差倒是一种严酷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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