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执中与罗马人的折中析》

就我们将要讨论的范畴而言，执中与折中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讲的是有意识地在量的方面保持中位，而后者强调的是在质的方面取各方之优。别小看了这一字之差，就是这二千多年前的“毫厘”之差将今天的一个地球“差”出了“谬以千里”的两个世界。

 

执中，顾名思义就是走中间路线，反映在作为文化中坚的哲学领域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而中庸之道本身则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执中是有标准规范的行为，也就是东方哲学中伦理道德的标准行为。中庸之道据现有的资料看最早是成型于战国时期，可见于汉代的《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之道的核心精神在于“性”、“道”、“教”之论。它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会有各自的个性，它们按着各自的个性去完成各自的生命过程，而人要做的是要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随时地去调整自己的个性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为始终保持在执中的位置上。

 

折中，是折中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境界，它是古希腊哲学中相对于理性知识的怀疑主义的副产品，所以它成型的原理来自于希腊皮浪（公元前365-公元前270）的怀疑主义，而行为方式则表现在了折中主义。怀疑主义者认为，人是不可能认识到事物本质的-----因为根本就无从去确认所谓的理性的存在，所以知识也只能是虚伪的假设，它不可能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按卡尼阿德斯（公元前213-公元前129，古希腊哲学家）的“我们不可能赞同某个观点，我们只可能赞同某个判断，而判断是一种需要标准的思维形式”的论断，没有标准也就无法有判断，所以，人类是不可能对事物有真理性的认识的。在这样的理论之下，推而广之地就派生出了另一种行为方式的指导理论-----折中主义。折中主义者对前者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它认为虽然人们行事不存在标准，也就不存在任何的规范约束，但在实际中事物却还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存在的，所以在怀疑之外，人们还是应该对事物的观念有一个可能的判断，也就是说是基于最大的可能性来做出判断。从原理上讲，折中主义要比皮浪主义者是更现实了一步，但与伊比鸠鲁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真理认识论相比还是有着天差地别的距离的。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这两种理论它们产生在大致相同的年代里，但它们产生的背景却是大不相同的，而内在的意义更是差之千里的。将这两者放在今天以儒家文化需要面对世界其它文化正面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来作一定的对比应该是有意义的。

 

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的国粹，它具体地可以涉及到诸如伦理、心理和认识等诸多的文化范畴。中庸的特点是不走极端，不行过分的事，这样的目的无非就是可以产生因不触及极端而不激怒对象，但同时也还可以达到不落第且无不及的效果，可谓是进退有据、有好处但没有风险的万全之策。既然是不走极端，又要无不及，那就要有明察秋毫的见地，对什么是极端要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中庸”就是建立在看得清全貌、对事物有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只不过由于中庸追求的是安全，避免的是因过极而被侵犯的有目的的选择。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胆怯，从其处世原则来看，“中不偏，庸不易“-----就是要求始终走在中道上，即使是作为相互对立的左端、右端都在向某一特定方倾斜，执中者也要保持着中道和它们一起倾斜。这就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虽然明知却宁愿故犯的无赖和下贱在其中了。这也就是养成奉其为国粹的人们今天投机、麻木和下贱性格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性格当然是由认知能力决定的。折中主义虽然其理论是产自古希腊但却真实地演绎在了罗马人的身上。公元前作为军事战胜者的古罗马人并没有形成出自己的哲学，也就谈不上会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他们当然地也就没有理性的思辨能力。在马其顿治下的希腊随着马其顿一起败亡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后，各种希腊的哲学思想、理论就都因此轻易地成了古罗马土地上的精神占领者。因为古罗马人没有自己的理性辨别和判断能力，出于一直以来的习惯古罗马人对慎密的思考、概念的细究也不感兴趣，所以在急功近利且又羡慕嫉妒的心态驱使下，古罗马人就采用了“择优录取”的拿来主义策略，从来自希腊的不同哲学体系中吸收最符合自己认知、口味的观点来作为自己文化体系中的一个补充，但他们又没能去寻求它们的统一。这样，在理论需要推理的方面他们就无法看清事物本身和认知过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就无从判断知识真理性的原委了。既然不能抽象到“所以然”，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行事的标准，凡事折中也就成了古罗马人必然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罗马人的折中是出于无法肯定，无法证明，看不见标准的情况下按自己观念来作“大概率”选择的结果。说这样的折中是一种概率选择是因为卡尼阿德斯（公元前213-公元前129）明确地表示了这种”最高程度的可能性选择也不可能保证是真理”的选择。这是一种避免走偏锋地采用事物的“最大可能”的、按“已知”的部分-----其实是自然而然的部分，去顺从自然、习惯的选择，没有标准就是它的标准。这样的折中当然只能是盲目地“概率”，它是建立在盲人摸象的现实之上的，所以折中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怀疑主义阴影下的谨慎，它在其借以寄生的各种哲学学派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发挥了它自己的影响力，使各种哲学学派在各自的体系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怀疑折中的烙印，这在后日的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哲学思想对其它思想哲学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的谨慎和“大概率”，为今天的西方文化血脉中留下了独立、冒险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中国人的中庸是在当时中原社会认识能力发展到一个感性阶段的产物，就其前卫的认识地位而言，在当时是代表了所有思想认识的最高阶的部分的，所以它是可以自认对事物是已经有着把握的可能性的。但也就是这样的自信造成了中庸长期以来陷于一般经验而不能自拔的陷阱中，这样的陷阱也就铸成了儒家文化圈中各社会都具有的一个相同的文化特征：保守而无视无耻。在古罗马，也同样地因为由于没有将各种舶来的理念加以论证以求统一，所以各种打上了折中思维的哲学在罗马人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在相对范围内有用但无法继续发展的教条，也就是死物，所以我们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的是希腊哲学没有在世界第一的罗马结成什么硕果来，倒是在排名其后的亚历山大城这种希腊-罗马哲学通过与东方宗教（犹太教）的接触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宗教--------基督教来，而这种新理念则由于其融合而来的血脉使其充满了勃勃的野性，为中世纪的野蛮留下了它的足迹------这是“取其之长”的折中主义的意外收获。但历史总是不在人的主观意志中行进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客观规律了。

 

历史走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为什么两个产生于同样时代的、同样是不成系统的也同样不求极端的经验哲学，在今天却结出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果实来了？其实，这样问问题只是出于形式上的相同性而言，而我们要探究的是它们通过各自的特征反映出来的本质，看出它们带来的对后世的不同影响。从意识的认识论上看，中庸是在有意识地避免触及极端，这就为信奉者定下了不冒险、不犯规禁忌的性格特征，所以儒家文化持有者就往往会是缺乏大胆探险的精神的人；而折中主义则是对标准、知识持不确定的怀疑态度，所以这就为其后人在意识上留下了可以想象、探求和进取的空间，在精神上留下了敢于冒险的特征；其二，从中庸的方法论方面来看，中庸之道所行的是机械地执中，无论相对立的两极在什么位置，它要求的是始终将自己的位置置于不偏不倚的中间，既不想加入某极来加强自己，也不打算跳出争纷另立为王给自己一片天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中国人从来逃不出任人宰割的角色。中庸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感性基础上的对极端的所谓的感知，这就远不如怀疑论者的对理性能力的怀疑了。因为后者还是知道有理性这回事，还知道自己的位置，还知道自己依循的根据。而前者却对此却浑然无知，还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世界就是全世界了，这在认识论上又比西方哲学视野落后了整个一个层次了。其三，哲学观念是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既然中庸之道是中国人奉为瑰宝的儒家文化的最高伦理标准，而千年以来又陷于自封没有什么改进，那么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就很容易地被勾画出来了。而西方哲学则在那个时代以后由于敢于怀疑、敢于纳新就一直反复地处于反思、批判、创新的良性循环中，在不断的文化淘汰过程中严谨地大胆择优、敢于冒险的哲理精神被保留了下来并深深地沁入了其文化血液中，成为现在西方文化中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东西方文明各异的面貌特征就是如此地因当年这样的“毫厘”之差而渐渐地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