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首 —— 身体对主权的入侵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战后，令人心灰意冷的战争经验帮助滋生了一种“虚无主义”（nihilism）情绪，很多艺术家都有一种挑战理性，或清晰视觉的冲动。超现实主义（Surrealists）运动精英布勒东（Breton）把这种整体感受形容为“系统的拒绝运动”（campaign of systematic refusal），并定义这种拒绝是为了对抗“整体的智识，道德和社会责任。”因为它们正从四面八方给予人类以不能忍受的重负，并正在压垮他们。” 试图超越头脑或视觉，通过影像的戏仿，以诗性的画面描绘不可能（Painting the impossible）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时尚。
“两个现实之间的关系越是遥远，越是相当，图像的力量就越是强大”。是由勒韦迪（Reverdy）所构想，被布勒东所呼应的“超现实主义”图像律法。正如安德烈·马森（Andre Masson）所创立的“去首”（Acéphale）图像 —— 一个无头的人，他的右手是一颗燃烧的心脏，他的左手，挥动着匕首，而头被放置在了裆部。强调身体，和身体的欲望，它不是梦境，或一个梦境的幻像，它是试图通过“去首”而获得身体的解放。
Andre Masson, Acéphale, 1937
“去首”（Acéphale）来自于希腊语“akephalos”，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创建的哲学术语。《Acéphale》也是巴塔耶主持的一个期刊，和他谋划的一个秘密社团的名称。这个名字也可能与路易十六（Louis XVI）相关，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君主在断头台上被斩首。无头，不仅仅是象征，它也是一个沉重的视觉观念。
在1936年6月发行的《Acéphale》，巴塔耶写道：“无头的人，就像一个无头的社会，“去首”是从控制和理性中的解放”。他进一步推论，“因为它是头，和宇宙的理性，人的生命因此被它挫败了。头意味着对同一，上帝，元首的臣服。头，除了恐惧和奴性，没有任何什么。人只要有了头部和理性，生命就会接受奴役。如果生命不是自由的，生命作为存在就是一种 —— 空无，去势。”
没有主人，没有上帝，没有大写的他者，自由的生命是无头的。因此，也只有死亡才可能是真正的，有活力的生命。是死亡赋予了生命最大的意义。
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头，他会怎样？
对此，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是用凡·德·施特恩（van der Steen）的一幅素描《宙斯与安提俄珀》（Jupiter And Antiope，1620-1630）加以解释，画面中的安提俄珀（Antiope）是无头的：有关安提俄珀的神话是西方绘画的传统主题。神话中的安提俄珀是底比斯国王的女儿，一天，以美貌著称的她在大树下瞌睡，路过的天帝宙斯（Zeus）化作一个长着羊脚的人，强奸了她，并让她怀了他的孩子。
Frans Van Der Steen : Jupiter And Antiope.1620-1630
施特恩的素描模仿的是凡·戴克（Frans Van Dyck）的同名传世名画《宙斯与安提俄珀》（1620）。但是，素描的头部没有完成。当然，它不仅仅是一幅没有完成的画（事实上，这是一件作品的起初状态）。这种未完成的事实本身就在揭示某种意义。如果安提俄珀的脸没有在画中出现，那是因为它在宙斯的眼里可有可无。宙斯的凝视聚焦在身体，他垂涎的是一个赤裸的身子。在这里，裸体是一个猎物，而面孔不属于它，身体只是他精液的容器，而面孔会向他谋求另外的东西。天上的诸神侵犯凡人就是这样：他们亵玩的是身体和子宫。他们想要的只是赤裸的身体，而不关心别的。
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 Jupiter And Antiope. 1620
在画面中，宙斯的手在掀起一块遮布，它只是勉强的掩盖了他所欲望的阴户。而另一块遮布被他自己的阳物撑起。图像中的两块遮布，以及色狼的面孔，就可以想象，施特恩是多么想强调欲望的力量。野蛮的欲望将它的对象还原为一具“无头”的身体，并把这个身体还原在插入的欲望。神和凡人的交媾，始终是一个授精的问题，并总是以孩子作为结局。
那具无头的赤裸身体，对他而言，意味着强占、插入和泄泻。这个身体不是被看的，它是被侵入和泛滥的。它的头已被移除。没有面孔，这种身首分离的裸露是一种形式，它成为了激越的场合：任何的打开，拿捏，抚弄，在每一处，都有一种被激发的张力，一个在指间的唤起。这个裸体不仅仅是一个被剥光的生命。它也是生命的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无头的，它已脱离了主体和管控。
在同时，那个在强占它，让他自己射精的神，也已经不能左右他自己，他已经不是什么神，而只是一个色鬼：也不再有什么支配。他们俩都失去了他们的头。掠夺者在斩获中同样的失去了他自己。安提俄珀的身上已没有了遮布，只有一具勃起的阳物。失去了头的身体，并因此成了赤裸的 —— 身体它本身。
性的结合引起两个对象之间的，瞬间的无可分辨。性，允许自我的瞬间丧失，正是这种丢失，巴塔耶将它等同于神圣的沉浸。色情，在巴塔耶的理解，它最终是关于死亡，而不是性（Sexuality）。情色打开了死亡之途。当人意识到他自己的消失，而正是这种自我的瞬间丢失，它的返回，它带着我们越过了“主权”的门槛。
在巴塔耶，主权（sovereign）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这个主权不是黑格尔或尼采的主权（lordship），后者只运行在主权的传统理解：主权主要是用来定义政治权力，而巴塔耶让它从政治的面前转身。
巴塔耶的主权概念塌陷了西方思想所依据的二元论 —— 主体/客体、善/恶、身体/精神。在巴塔耶，主权所依赖的是 —— 自我的丧失。当我说：“我是主权”时，“我”已不再是任何什么。
这样的观念，被比利时艺术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演绎在他的《自然奇观》（The Wonders of Nature，1953），这是他为十九世纪法国诗人伊西多尔·杜卡斯（Les Chants de Maldoror）的诗集绘制的一幅插图：两个鱼头人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们看起来是石头的，却具有一种惊人的人类品质。人的鱼尾化，是传统的美人鱼形式，而人的鱼头化 —— 头尾的逆转，让它成为了一种“奇观”，一种更具幻想和更不真实的生物出现了。一个奇迹成为一种观念的示范，它是马格利特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使用的主题。这幅画的背景是一条幽灵船，与地平线上海浪融为一体，这条幽灵船曾亮相在他的《诱惑者》（The Seducer，1950年）。
Rene Magritte，The Wonders of Nature，1953
这幅画在命名上的混乱，同样在述说某种失联，在1964年的阿肯色小石城展会上，它的命名是《恋人》（The Lovers），而在现代美术馆（The MCA），是以《情歌》（Song of Love）而闻名。据作品的原初收藏者约瑟夫（Joseph）和乔里·夏皮罗（Jory Shapiro）所言，它的标题是《爱的咏唱》（Le Chant d'amour.）。而在马格利特的作品目录集，根据1953年布鲁塞尔的美人鱼主题展，这个作品的标题是《自然的奇观》。
如果说《自然的奇观》演绎的是人类头部的异化，马格利特在上世纪20年代创建的“恋人”（The Lovers）形象，则是一种“人为的奇观”。这组绘画包括了《中心故事》（The Central Story，1927），《生命的发现》（The Invention of Life，1927），和《恋人》（The Lovers，1928）。现收藏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的《恋人》，是一对头部被白布包裹的神秘恋人，像是一张节日的快照，背景是诺曼底海岸的翠绿和在远处的大海。然而，主题是一个头罩装置，白布覆盖了恋人的头，它们在肩颈的回拽就像绕过的绳索，让亲密变成了一种疏离，窒息，甚至是死亡。装置是如此地荒谬，相对于“鱼头人”所传达的诗意感性，《恋人》在传达的可能是一种更为浓郁的幽默，但也可以是一种非常冷竣的现实。
Rene Magritte，The Lovers，1928
马格利特的这个令人不安的图像，一个来源可能是他母亲自杀的记忆。在马格利特十三岁时，他的母亲淹死在桑布尔（Sambre）河，当她的尸体从河中打捞上来，睡衣裹在她的头上。马格利特也可能是被“范托马斯”（Fantômas）迷住了，“范托马斯”是1913年的一本小说，和路易斯·弗亚德（Louis Feuillade）的系列惊悚电影中的影子英雄，“范托马斯”的身份从未显露，他总是用布裹住他的头。马格利特本人不想对作品的构思作任何解释，但刻意的回避反而扩散了图像之谜。是个人的幻想，神经强迫，或更多的，在表达作为人类身体的 —— “主权”。
在我们的文化中，脸与身体的关系具有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我们的脸总是最大程度地裸露着，而身体则被严严实实地包裹。与这种不对称相应的，是头部的主权，它可以用多种方式加以表达，但在所有的领域，其实没有多少变化：从政治（最高的权力被称作“首脑”）到宗教（基督教的上帝），从艺术（作为肖像的无身体的头，和“裸体”绘画中的没有显露头部的身体）到日常生活，头一直是人类表现的核心。相对于动物身体生动而醒目的符号（在豹皮的斑点，蝴蝶的翅膀，孔雀的翎毛），唯独人的身体没有被显露的特征。
当我们因为赤裸而情不自禁地羞愧得面红耳赤的时候，脸的这种格外的至高，它的弱点也一览无遗了。或许，这便是裸体能够质疑脸部权威的原因。一具美丽的裸体可以让脸黯然失色，甚至让它匿而不见，柏拉图（plato）的有关美的对话《卡尔米德篇》（dialogues charmides）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对话的发起者，卡尔米德，是一个有着英俊面孔的年轻人，正如一个对话者的评述，他的身体是如此之美，以至于“如果他一丝不挂，你会相信他没有面庞”（他会是真正地“无面孔的”）。裸体可以和脸争夺“主权”，当人们质问实施巫术的女人为何在安息日亲吻撒旦的屁股时，她们回答说，那儿也有一张脸。同样，在色情摄影中的模特们她们的表情 —— 作为脸的唯一任务就是表现那种裸体被凝视时的无羞耻。如今，无脸（sfacciataggine）便是无遮掩的裸体的必然配对物。脸 —— 裸体的一个同谋 —— 它注视着镜头，或面对着观众 —— 让目睹成为无秘密；它表达的只是一种“被看”（letting-be-seen），一种纯粹的展现。
柏拉图的话语拥有一个有头的完好身体。因此，我们所有的人，一个好的柏拉图主义者，不知道一种缺少一个头的话语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只知道无头意味着无意义，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构成了这样的“无意义”（non-sens）；我们的目光没有越过意义（sens）的界限。我们总是赞同意义：超出了意义，我们就失去我们的立足之地。
施特恩将头部删除，或是马格利特对头部的异化，这种在意义上的虚无（nothing），针对的仍然是那种唯心的意义表象。在这里，“无意义”并不意味着某种荒谬，颠倒，或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扭曲。它所意味的是：“无意义”是这样的一种意义，它穿越任何“意义”形象的途径都被绝对地否定了。它是一种在意义遭遇其界限的地方拥有了意义的意义。一种沉默的、被封闭的意义：一种没有“自我”（autos）的，属于身体的孤僻症（autisme），身体少了一个“主体”（sujet），身体无限地被抛弃（jeté），但它没有“驯服”（sub-jeté），这个身体和主体一样的坚硬、激烈、独一无二。
这样的图像指向的是人的“主权意识”（sovereign thought），它蕴涵在奴性的对立面。作为内在欲望的外在表现，它是主观的，也是真实的，它与尼采的“主权艺术”（sovereign art）一样，都是在于摆脱客观的事物世界（the world of things），服膺于主观性。然而，当人的欲望趋于占有，这样的“主体性”是不自由的。因此，在巴塔耶，主权，只有拒绝了功利的，有用的目的，才有可能获得自我内在的完整性（inner wholeness）。唯物的思维就在于脱离这种不自由的主体，只有重新获得了客观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如何来理解这种“主权”的欲望邏辑呢？巴塔耶說，人的思考总是针对着某一个对象，如果这个对象因恐惧而回避，我们便无法思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因恐惧而退缩的对象，一个能够探索极限之“可能性”的思考。
这个不会产生恐惧的身体是无头的身体，是鱼头的身体，或是蒙着头的身体，这样的身体也可以链接到当代的束缚游戏，一个被皮革头罩包裹的头，头部的被孤立；而柔顺的身体，可以毫无恐惧地以任何方式，毫无忌惮地由自身来驾驭；肉体的愉悦，欲望，顺从于身体意识，丢失自我 —— 并因此获得解放，或就是巴塔耶所说的主权。巴塔耶写道：“主权，是那种对象，它在逃避我们所有人，没有人能抓住它，我们不能拥有它，但我们注定要寻求它”。
巴塔耶在假定的，是一种“不可能的哲学”（philosophy of impossibility），一种无可分辨的思维，一种没有定义或目标的永恒奋斗。如果我们通过尼采的眼睛看巴塔耶，巴塔耶的哲学就是“一切价值的重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对于巴塔耶来说，获得神圣的可能性，不是在于那些在表现他们自己，并在切实地遵守规范的人；而是在于那些能充分认识那种道德规范的力量，并乐意逾越它们的人。确实，是那些禁忌的东西在体现价值的重估。
所有的这些概念捆绑的是“主体”（头部），当主体陷于风险之中，主体倒下了，“去头”是痛苦的，但它在赋予的是主权。倒下的身体就像那些云彩，自由地充填着天空，它们的成形和离析，是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它是从非形和离散中绘制了一种 —— 主权的入侵。
—— 本文曾刊登在《画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