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钱钟书，似乎有类于1949年前上海滩上为人称道的手艺大师，诸如培乐蒙的裁缝，老正兴的厨师，王家沙的糕饼师傅。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描写一位鞋匠的小说《品质》，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这类师傅的品味。倘若说，芸芸众生当中，也同样有圣人存在，那么当首推这类默默无闻的匠者。只是比起《品质》中描述的那种天然无饰的朴实，从钱氏著述的字里行间，人们会时不时地读到一股方鸿渐式的自鸣得意。因此，将一位厨师或者裁缝称作巨匠，或许不无夸张。但将这样的名称安放到钱钟书头上，却又有媚俗之嫌。正如手艺的精湛，起初源自谋生的需要。学问也经常会陷入谋生的境地。而且，学者比工匠更容易产生我执。高尔斯华绥笔下的鞋匠，做鞋做到了全然忘我的境地。从钱氏之于《管锥编》的不断增补上，也能看出其精益求精的专注。但是否专注到了不着我相，不同的读者，恐怕会见仁见智。
读完《管锥编》的人们，大抵上都会感觉到，像是爬了一座由无数个字词堆积而成的学问大山。此山并不险峻，却硕大而连绵。爬过此山，才知道古人天圆地方的幻觉，是怎么产生的。爬过此山，才领教了什么叫做管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之际，你可以听见方鸿渐按耐不住的窃笑。管锥两字，不可仅作自谦训解。这就好比练家子比武，说声请指教，那可是要让你吃点苦头的意思。读《管锥编》跟穿培乐蒙的西装、吃王家沙的糕饼，绝对不是一回事。只不过，倘若有人读《管锥编》读到了像著锦衣进美食一般的享受，那就可能轮到方鸿渐吃不消了。管锥真的变成管锥，绝对不是《管锥编》作者的本意。但作者的《谈艺录》却是真正的谈艺，不具备超凡出俗的审美观照。这样的谈艺，北京方言称作，侃大山。
比起钱氏大山，同时代的法国人德里达似乎更加灵动。只消杜撰出一个名词，Difference，便敷衍出一整套后现代学说。人们尽可以对德里达的机会主义不以为然，但人家毕竟也算是一种思想，并且还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校园里，风靡一时。这可能就是思想和学问的区别所在。思想是创造性的，本质上乃是自由的实现。学问乃是凭借记忆累积的功德，在中国，又通常成为逃避自由的生存方式。有清一代的乾嘉学派，是清廷文字狱的产物。与此相应，毛底下，便有了钱钟书的管锥。这样的管锥，早在钱钟书昔日的《谈艺录》里，已经初现端倪。谈论唐宋以降的诗文，钱氏会下意识地回避骆宾王讨武檄文一类的激扬，又同样下意识地略过王勃《滕王阁序》那样的华章。王勃的才华，令钱氏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那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息和浪漫激情，在世事洞明的钱钟书身上，天然无缘。骆宾王则火气太大，不符合圆融谨慎的处世原则。如此的怒气冲冲，放在毛时代，远不啻坐在牢房里听蝉鸣，弄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毛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幽默，致使林昭最后成为烈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对钱钟书的学问，乃是一种成全。钱氏自持聪明才学，博闻强记，倘若没有外在的压力，久而久之，很可能会流于轻浮。然而，外在的高压，致使钱氏不得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管锥编》作为一座学问之山，其重量可能就是如此获得的。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尽可以忽略其间的重荷。但读《管锥编》一点都不联想毛，那么阅读本身就会显得浮光掠影。再反过来说，也不能据此穿凿附会钱氏在著述中暗藏了多少孤愤，就像有人从陈寅恪的诗词中读出对毛的厌恶。钱氏的《管锥编》其实是写得很快乐的，可以说，全然忘情其中。这是一种双重的逃避，既是生存意义上的苟活，也是存在意义上的逍遁。钱氏籍此修筑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小心翼翼地自得其乐。
但也不能据此苛责钱钟书不过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大凡读过钱氏著述者，体味尽可不同，花边一词，却是无从说起的。要求钱钟书像林昭那样成为烈士，就好比责令周作人钻到青纱帐里打游击抗日一样荒唐。就算钱钟书不是国宝级的人物，也得尊重其选择生存的权利。尤其是人权斗士，更应该具备尊重他人之人权的意识。存在，是一种自由。生存，也具有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当年逃到大后方的郭沫若，指责准备在即将沦陷的北平苦住的周作人，谴词造句，腔调口气，既油滑又轻佻。那样的辱没他人，恰好为郭氏自己后来在毛跟前的点头哈腰作了反讽意味极强的铺垫。自由的真正涵义，包含着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丧失对他人的尊重，意味着自己其实并不真的很自由。
相比之下，仔细研读过钱氏著述的胡河清，出语谦卑，彬彬有礼。同样出自书香门弟，胡河清之于钱钟书的处境，心有戚戚焉。以胡河清的学术根底，论说钱氏著述，并不捉襟。胡河清的谦卑在于，向钱氏一执晚辈之礼。这样的谦卑并不意味着回避钱氏的长短，而是以恭敬他人，以持自重。无奈这貌似少年老成的胡河清，骨子里却是达吉娅娜式的贵族少女。既清高，又单纯。尤其是他将《旧约》耶和华式的希伯莱精神、《莫比迪克》中的哈阿船长、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浪漫激情，比附到钱钟书身上时，即便钱钟书本人不哑然失笑，旁观者也会忍俊不禁。好在钱钟书毕竟不是欧根.奥涅金那样的花花公子，在读过胡河清论文之后的回执中，笑吟吟地回了一个“迫寇入巢”的微词。此语回应于胡河清引用杨绛回忆，提及钱氏少年时代以及有关无锡籍贯的评说。胡河清好心好意地以少年钱钟书的痴顽，对比于“刁无锡”一说的刁滑;结果，让人家一句“迫寇入巢”，弄得仿佛是在隔靴掻痒。
评说山峦般的钱氏著述，分寸的把握，至关重要。因为这片山峦说坚固，可谓固若金汤;说脆弱，又如同精致的玻璃器皿。不小心砸碎了，显得很没教养。反之，贸贸然碰了壁，只能说自取其辱。也正是这样的特征，把许多从毛时代一路混迹过来的学人雅士，吓得不轻。经过一个知识空前荒芜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始终锦衣夜行的钱钟书，一下子成为众望所归的泰斗，绝非什么爆得大名，而是理所应当。只是联想到这样的泰斗，曾经躬身为那个长沙师范生写的劳什子作注编选，实在唏嘘。毋庸置疑，这不是躬耕南阳式的潇洒，而是不得不上前俯就的低声下气。然而，人们尽可以哀其不幸，却不必非要怒其不争。陈寅恪能够壁立千仞，乃是以最终玉石俱焚为代价。钱钟书没有被逼入焚书坑儒的火坑，无论仅就他人个、还是就整个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当斯宾格勒把文化比作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时，他无意中道出了两种文化标本。一种是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存在标本，一种是被物化了的文明标本。斯宾格勒以此成功地提示了文化的文明化过程，他不知道的只是，文化景观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被学问化的标本。
将文化变成一种学问，从而使思想按照学问的规范自我泯灭，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方式。这种学问化的方式，在让学问家自得其乐的同时，让思想家成为异类。一部中国文化史，既是把思想做成学问的历史，也是让学问淹没思想的历史。在一个以孔子式的家禽伦理和韩非子开创的流氓哲学为特征的文化封闭时空里，人们只能互相攀比学问做到什么份上，难以展示思想如何锐利。因为把文化做成学问，是被允许的快乐。而把学问变成思想，却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世故代替智慧，在知识人(过去叫做士大夫)当中，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任何对世故的不屑，都会同时成为对学问的冒犯。当年，嵇康不过是很不世故地得罪了一个当红的权势者，结果却以冒犯学问的罪名给杀害。
并不想对钱钟书本人以及钱钟书的学问有什么褒贬，不过是想籍此指出，选择做学问乃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值得标榜的荣耀。在学问中的钱钟书，其思想的自由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就以文学评论为例，同样的评论家，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论著中显然有着远非钱氏可比的自由度。仅以智力相比，钱氏并不逊于布氏。区别在于，钱氏没有思想和自由，所以只好学问了。而布氏没有自由思想的禁忌，因此无论在文化的景深度上，还是在审美的透视力上，都显得挥洒自如。
语言由于其撒谎本性(参见拙著《给大师定位》有关语言学章节)，经常把思想变成学问，一如把活鱼做成鱼干。学问的可疑在于，没有了思想的鲜活。假如孔子孟子还可算是有思想的人，那么到了朱子程子，那些思想全部被做成了道德鱼干。就钱钟书本人而言，显然是个聪明而有活力的学人。至于后来的做成一个学问家，并非全然是自己的选择。相比之下，李渔的《闲情偶寄》，却是乐于为之。倘若钱钟书的榜样不可质疑，那么李渔式的快乐，却会让当今的中国知识人羡慕不已。知识，财富，女人，应有尽有。虽然人人皆知，《闲情偶寄》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但又有多少人会像曹雪芹那样默默无闻地辛勤笔耕?
钱氏说不出陈寅恪坦然道出的那个不字。这除了钱氏的气度不及陈氏，还有在学识上的小家子气。钱氏著述，旁证博引，却很少道出一眼透底的见识。不说别的例子，仅举陈氏有关“东晋王导功业”一文，便是钱氏再博学也无以企及的。这是有思想的学者，和仅止于学问的学者之间的区别。这与”老派学人的自重“，并没有什么关系。真要说自重，得了庄子真谛的施蛰存先生，倒是个自重的范例。能够在一次次政治灾难里，得以自保，那样的功力，很难以自重加誉之。
其次，钱氏在《围城》里的刻薄，是相当放肆的。也可说是汪洋恣肆。相比之下，钱氏做了毛时代的学问家，却是如履薄冰。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形容，并不为过。与钱氏有近距离接触的学人，私底下对我讲述过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在钱氏的著述中是不会述及的，也许仅存于钱氏的处世和为人之中。因此，读书与读人就很难分开了。
记得施蛰存先生说过钱氏的《围城》刻薄。与此相应，胡河清曾在论述钱氏时，特意指出钱氏的无锡籍贯。钱氏读了之后，特意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说胡“迫寇入巢”。彼此虽然都是点到为止，但其间的过招，却也是一目了然的。钱氏的回应，在于胡指出籍贯的潜台词：所谓刁无锡，恶常州，苏空头那三句俗话中的刁无锡也。胡河清私底下对我点破过这个意思。施先生说的刻薄，胡河清暗示的那个刁字，多多少少是切中钱氏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炼达之钱氏特色的。或许正因如此，钱氏才会那么认真地给胡河清写了回信。这就很难形容说，那是自重的钱氏，给不自重的晚辈，表示友好。至于钱氏之刁，施蛰存的回忆也可提供一个佐证。诗人王辛笛请钱氏和施氏吃饭，饭后送给他们一本王氏的诗集。钱、施二位出门之后，钱指着诗集上所印的一只手，对施说，王辛笛一只手在写诗，另一只手在干什么?此话乃暗示王在银行做事的商人身份。且不说经商在如今已经成为光荣，就算是那个时代，王辛笛一边经商，一面写诗，也总比后来的钱氏一面做学问，一面不得不把那个学术顶戴给托得牢牢的，要强一些。由此也可见，钱氏之刁还有另一面的意思：在那个年代里，也正是这样的无锡风格，使其得以在夹缝里求得了生存之地。
以钱氏在学问上的格局和为人处世的无锡风格，即便其“管锥”一词，确实是借用了庄子的意思，但也未必具有庄子的豪气。因为庄子敢于舍弃的，钱氏不敢舍弃。庄子不屑一顾的，钱氏不敢不屑为之。正如钱氏写不出陈寅恪论述东晋王导那么透彻、那么极具洞见力的文章，钱氏也没有庄子的潇洒和庄子的气度。所以，同样的措辞，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此论说，并非将钱氏贬得一钱不值。钱氏在学问上还是很“值钱”的。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就学识而言，仅有学问是不够的。知识有时可以成为力量，有时也会成为累赘，假如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作底的话。至于读书，也不能读到字面为止。且不说文字后面的潜台词是如何的丰富，即使是文字无以抵达的不言之意，也是不能不关注到的。再说，钱氏成为学术偶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个知识贫瘠的年代作前提。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学问越来越变成了生存的手段，而不再是存在的需求。所谓的自重，也就只能是各自保重了。
其实，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有百分之五十是作废的(由此证明了人类是在错误中获得所谓的进步的)。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有争议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左右，是有价值的。中国人的悲哀在于，几千年来，总是在百分之五十的作废知识里打转。而百分之四十的争议性知识，又是不许探讨的。至于百分之十的有价值知识，则是从来不去理会的。由此，也可以想见陈寅恪和钱钟书的区别，他们分别存在于哪个百分比里。学人的自重当然是需要的，但问题在于，重心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