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长夜现曙光
这一年，随着大部分高等学校陆续开始“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考试成绩的评判也冠冕堂皇地恢复了百分制。每次数学小测验，教我班数学的杨老师都会将我的答卷现场评分并贴在黑板旁作为标准答案供同学们对照，而且，只要考试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的话，都允许我交完卷就提前放学，回家。
临近期中考试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公演了，学校在附近的工人俱乐部包场组织师生们观了影（这是我在梧州期间唯一的一次观影，免费）。期中考试时，限时30分钟，不超过800字的自由命题作文就是要求写一篇《卖花姑娘》观后感。我结合自己的现实处境，一气呵成了题为“药，或许能治穷人的病，却不能救穷人的命”的短文。三天后，这篇文章在梧州市有线广播站的黄金时间里被全文广播并于次日进行了重播。后来，薛丁凡老师对我说：我从教二十余载，给你的作文判出了93分的史上最高分，如果题目能再短一些就更好了。起初，我向梧州市有线广播站推荐这篇文章时，他们都不相信它居然是出自小学附设初中班的二年级学生之手，播音员在预录这篇文章时，也因感动而几度哽咽。你是如何在短短的30分钟内，完成了它呢？我对薛老师说，您不知道，其实，我的遭遇并不比花妮好：不管多么困苦，她还有乡亲们帮忙，我却是“孤立无援”；她还有双鞋可穿，我的脚已经是四年没沾过鞋了；花妮身为女孩，好歹还有花裙子可穿，我呢，虽是男孩，却只能穿这条母亲转让过来的并不合身的女裤；花妮好歹还有山里的野花可以采来卖，我如果也那样做，肯定要被冠以“投机倒把”罪而抓起来。所以，我要卖，就只能卖血了。
这篇习作，后来被学校编进了《中学生优秀作文集》。
那天，当我挑着做好的火柴盒去火柴厂交货时，立即被负责收发货的阿姨们围住了：“原来这两天被广播的那篇文章也是你写的呀！写得太感人了，看电影，我们哭了一场，听着你的文章，我们又哭了一场。你这个“捞松崽（梧州人如此称呼北方人的小孩）”，真了不起。”
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了，我获得了8门（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总平均98.5分的成绩。这是梧州市前所未有的高分。随后，我又参加了由梧州市教育局主持的全市中学2年级组数学竞赛，取得了95分的成绩。后来，校长对我说，你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那些正规中学的校长以及数学老师们非常嫉妒，难以置信为什么全市第一名会被一个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学生夺走了？！不过，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至今也没收到应该给你的奖状以及说明。但是，鉴于你的出色表现，学校已经向上级推荐你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将于明年春天在南宁召开的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明天，市里的记者还要来学校为你照相。为此，我填写了相应的表格，并第一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转天，市里的记者来了，给我照了许多在学校里的照片，还给我看了题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成长之路》的文稿的清样。
我的成绩也惊动了市教育局的军代表，他特意来到学校要见见这个“捞松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并没有在学校见到我，因为，那天我又被杨老师“特赦”，提前放学回家了。是陈漫峰把军代表领到我家的。军代表是南下干部，虽然到广西多年却不会说当地的方言----白话，他拉着我那沾满糨糊的手说，没想到你居然也是北方人！实在不能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是如何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你实在是北方人的骄傲！当他知道我母亲曾是小学四级教师时，又是大吃一惊：全梧州市也没几个四级教师！当我母亲向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遭遇后，他望着我家门口挂着的“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淡淡地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明天你来教育局找我，咱们再详细地谈吧。
转天，如约与军代表详谈的母亲回来后兴奋地对我说：咱们有救了！军代表说了，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妈妈的问题应该获得平反。但是，梧州市教育局没有妈妈的档案，只能回天津找原工作单位去解决。至此，我们才明白，来到梧州这些年，母亲始终是个没有挡案可查的“黑人”。怪不得当地政府既没有强迫母亲随父亲去昭平，也没有为她安排工作了。
11月末，母亲拿着我们那原来准备买新衣服的四十元“剐枣钱”和当月糊火柴盒的剩余工钱，独自回津，踏上了为自己争取平反的上访之路。然而，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与母亲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的现实问题，使我终于没能通过政审关----既没能去参加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也没能入团。那篇《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成长之路》的报道，最终也没有见报。其实，我并不希望那篇文章能见报，因为只要一见报，人们都将知道我是个“黑五类子女”了。我觉得，在人们的眼中，一个优秀的“捞松崽”远比一个“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要好得多。而且，假如我被批准去参加自治区共青团代表大会，我都不知道我能穿什么去参会，参会的路费又从何而来？不过，没能入团，着实让我伤心了很久。
我们兄弟俩又身无分文了。换装，又变成了未来时。开源，实非易事，为了节流，我只好退订了《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