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天津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据说是以全天津大学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录取，从而翻开了我生命的新的一页。回首过去的21年，一个没有读过高中，与鲜鱼水菜打了近五年交道的“黑五类的狗崽子”，却一步登天地跨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门槛，怎一个梦字可以形容？
（一） 身世
我的父亲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的一个佃农家庭，在日寇的铁蹄蹂躏神州大地之际，三代单传而且是遗腹子的他，初中毕业后毅然投考了黄埔军校炮科（第15期）。毕业后，他以少尉炮兵排长的军衔加入了牟廷芳的94军与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分别参加了鄂西会战及湘西会战，并因战功而屡获升迁。特别是在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战役）中，父亲所指挥的山炮阵地遭到日军炮火猛烈攻击，通信员为掩护我父亲而牺牲，父亲也受了伤。湘西会战，以国军的完胜结束并标志着日军在中国战场攻势的终结。伤愈后，父亲被调任62军157师（师长：何宝松）炮兵参谋。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父亲随队赴越南海防市受降。10月，父亲随队自越南海防赴台湾受降（2014年9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有94名国民党将领入选。父亲及其战友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流的血，终于得到了认可）。
1946年8月，驻防台湾的157师，被海运至天津，担任津塘地区的守备任务。在驻津守备期间，父亲不愿再战，借口伤病，一直没有再上前线，直到在1949年初随部队于黄村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他正式解甲归田。
我的母亲出生在天津。我姥爷那一辈共有兄妹四人，我姥爷排行第二，姑姥姥则排行老幺。当年，孙中山在南方闹革命，我的大，三姥爷结伴南下参加了革命军，他们在北伐战争中先后战死，遗骸被国民革命政府收容后安葬在了天津北郊的“江苏公墓”。其中，大姥爷在参加丁泗桥战役临终前官至北伐军连长。他的墓碑是纯白大理石制，有一人多高。我姥爷一直在原河北督军家（位于河北区元纬路）当管家，有了点儿积蓄后买下了督军家对面，元纬路元福里六号的一个共有六个房间（其中一个是里外套间）的小院落。1942年我姥爷因病去世，姥姥改嫁后，母亲就和我外曾祖母相依为命了。由于自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全华北，学校也被迫进行奴化教育，因此，我母亲会说一口流利的，略带大阪口音的日本语。五年级，在一次全市小学生日语演讲会上，母亲还闯入了前三名。河北区教育局长在激动之余，当众宣布免除母亲的学杂费并认母亲做她的干女儿。小学毕业后，家里的积蓄殆尽，院里的房子也纷纷出售，只留下自己住的一个里外套间。
为了生活，刚入豆蔻之年的母亲只好休学，谎报年龄后进了日本人经营的纱厂当了一名纺纱工。一天，母亲在班上忽然尿急，在回工作岗位的路上，突然从电话交换室传出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探头一看，电话交换员并不在，母亲不知深浅地进去接通电话后得知是日本大阪方面急需与日籍厂长通话，母亲随即根据电话号码标示版接通了厂长室，厂长却因故没有上班，母亲只好根据秘书的指示接通了厂长家，然而，厂长又没在家，与朋友去了酒吧，母亲又根据厂长夫人（日本人，不会说汉语）的介绍接通了酒吧完成了通话。厂长通完话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交换手的声音怎么这么生疏？转天，厂长召集全体女工，询问，昨日的电话是谁转接的？电话交换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坏了，一再声称自己不知道。母亲只好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无意中转接了电话，并一再声称，自己仅仅是转接，绝没有监听，不知道厂长与大阪方面的通话内容。听到了母亲的陈述（对话过程全部使用了日语），厂长当即将母亲从纺纱车间调进了电话交换室当了电话交换员。那个时候，电话交换员处于信息要道，地下党也因此不时地与母亲接触，要求母亲提供她所知道的经济情报。
我的姑姥姥身为小学教员，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她心高气傲，却最终在1947年初料理完我外曾祖母的丧事之后，给一个姓华（书法大家华世奎的远方亲戚）的毛笔商当了填房。由于157师的军需处长与姑姥爷是同乡，因此，常常到姑姥爷的店里采购文具用品。而我父亲与军需处长是好朋友，所以，他也成了姑姥爷的座上宾。1947年冬天，姑姥爷急需赴关外采购一批狼毫，却手头吃紧，豪爽的父亲当即支援了4根金条帮姑姥爷渡过了难关。然而，随着北方战事吃紧，生意越来越难做，姑姥爷一直没能归还所借的金条。为此，姑姥爷一直很内疚。他在得知父亲尚未成家之后，就与姑姥姥商量将待字闺中的母亲许配给我父亲。能够与年轻有为的师级军官交往，在当时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之事。但是，母亲借口自己年纪尚轻，而且一直盼望着能继续读书，不愿立即成婚。父亲也没有过分勉强，只是拿出自己的积蓄，交给母亲，让她辞去纱厂的工作，考进了位于河北区天纬路的河北师范大学法律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同年6月20日，父亲与将要年满20岁的母亲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证婚人是何宝松师长。成婚后，父亲离开了军队。我父母凭着父亲的“起义解放证”到军管会领取了路过解放区时必需的“路条”，返回了广西梧州。虽然祖奶奶视母亲为飞来的凤凰而倍加呵护，但是，语言，文化背景以及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使婆媳之间很难沟通，终于在我大哥出世后，祖奶奶同意父母携冯家的传代香火返回了天津。
返津后，父亲成了天津市房管局河北区房屋修缮服务队里的一名工人，月工资为62元。母亲起初被姑姥姥介绍到西箭道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后因工作出色，转正后被东窑洼小学的诸葛校长“抢去”，定级为四级教师，月工资为58.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