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张文艺的“大众”身份。“延安文艺想表明的不过是一种大众立场。文艺作为大众的表达、启智、普及、和觉解，而不仅仅是作为“上层的文化”对“大众”的迎合。
“底层”的大众成为艺术主体，在整个世界文艺史中绝无仅有，它既不同于传统文化，也独立于西方的任何文艺思潮。“延安文艺”在世界文艺史上的地位，是基于一个实现了的社会现实，这与单纯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质的不同。
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Seghers）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译本写的长篇序言中说，在欧洲文艺理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长期争论中，没有出现任何结果，倒不如都来学学毛泽东，他不是从定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文艺为谁服务（为大众）和如何服务（普及和提高）。这两个基本问题，这也正是文艺发展应循的原则。这也就是“延安文艺”所具有的“当代性”和它的“非历史”生命力。
大众若以“弱势”自居，在既定的秩序中诉求“平等待我”无疑是缘木求鱼。延安文艺事实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延安文艺”的行动性与实践性，社会性与现实性，类似于卢卡奇所说的“整体性”文艺。大众可以不理会精英语言，他们遵循的是自己的方式，大众的叙事是一种自发性的存在，它自己会找到一种表达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