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十五节 没文化的新文化
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越南历史系的学生都要送到中国接受教育，原因乃越南的古代文献均用中文（主要为文言文）写就，而现代的越南书面语由法国传教士编订的国语字（拉丁字母）组成。今天的越南人只有到中国学会汉字和古汉语后才能阅读自己祖宗的著作。
越南人放弃了汉字，也就意味着越南人放弃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国民不能阅读古代文献，意味着政府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完全的解释权。国民只能从现代人写作的书籍或翻译修饰后的二手资料中了解历史，真实性可想而知。
我记得那篇报道对越南的这种文化现象颇有些感慨，其实中国的情况何其相似！中国文化的根基在正体字写就的文言著作，但在强制学习简体字和白话文的今天，有几人能够欣赏我们祖先的生花妙笔？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完全来自教科书，党说啥就是啥，自己即便想钻研也看不懂。于是所谓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变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汗牛充栋的文言著作堆在博物馆里发霉。一方面我们坐拥全世界最丰富的古代文献，另一方面没人能阅读这些文献，结果“捧着金饭碗讨饭”。今日的中国完全看不出一点文化底蕴，崇洋媚外甚嚣尘上，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文明自卑感，为什么会这样？
一切都要从新文化运动说起。
一、起于洋——丑陋的中国人
满清近三个世纪的统治成功地对中国文化进行阉割，弃精华扬糟粕。清末的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看到的是一个满目苍夷，散发着尸臭的国度。明末的葡萄牙人到中国还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中国的富裕、文明和美丽给红番鬼们留下深刻印象。而清末则完全倒过来，中国的一切都证实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正确。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最高代表，从种族到文化上全面优于东方文明，而中国等亚非国家则是野蛮非理性的民族，需要得到西方文明的教化。
于是旅居满清的西方人开始用一种俯视的姿态研究中国人，刻意强调中国国民性的丑陋不堪，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亚病夫”一说应景而生，洋人们对中国人在极权统治下表现出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苟且偷生感到不可思议。其实，所谓国民性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洋人们从未切身体验过满清的血腥统治，无法理解在满清的存活之难；另外，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很容易形成苟活至上的传统，客观上滋长了极权统治的气焰。而所谓国民性仅仅是恶劣生存环境下一种自保的表象而已。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撬开中国的国门，还彻底打垮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崇洋日益成为主流。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曾这样写道:“见一外国人则崇之拜之，视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上帝。虽一外国流氓，其入中国也，其身价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与交接者，得其一顾盼，登龙门不如也。”而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家家户户，都高挂着顺民旗，口口声声，都高喊着洋大人。因惊生惧，因惧生媚，于是把从前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变成个托庇捧臀的媚外主义，因此人人媚外，举国如狂。”洋文化入侵已成定局。
二、承于留洋——白话文运动
二十世纪初，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满清虽然落幕，但中国很快陷入北洋军阀统治的泥潭。“城头变幻大王旗”，换来换去一个样。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从失望到绝望，不知道出路所在。这个背景下，大批留日的革命志士注意到日本的国民性改造，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导致革命失败。梁启超开始强调新国民性的塑造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明确地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胡适宣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又道：“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所谓国民性其实就是人社会属性的那个部分，具体而言就是民族文化和传统，国民性改造就是拿自己的民族文化开刀。留日愤青们从未想过：中国的国情与日本完全不同。日本从未被异族统治过，日本文化虽源自中国，却犹如万世一系的天皇绵延流传从未中断，日本批判自己的国民性，不过是为学习西方文化造势，而日本在学习过程中并未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经历元清两个断层，已名存实亡，尤其满清近三百年的奴化教育，成功地将满清以贪腐为特征的霉烂文化偷梁换柱为中华文化，以至于清末挺中华就是挺满清。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他率先将中国的考据和西方的考古相结合研究古史，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构建中国哲学体系，为后世的中国哲学研究订出规范。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却视辫子为生命，最终“殉清”自尽。由此可见，博学如王国维，也没有意识到满清不过是华夏文明尸首上的蛆虫，而将其视为正统。
基于“满清=中国”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知识分子们很快将对满清的仇恨转化为对中国文化的激愤，国民性改造演变为全面废除中国文化。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某些人居然认为民国之所以会出“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1917年2月，蔡元培等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1918年，钱玄同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道：“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呼应：“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总之，汉字成为千夫所指，中国一切的野蛮、愚昧都源于汉字。
如今时过百年，我们知道，被新文化闯将们视作终生使命的汉字拼音化纯系无稽之谈，然而汉字改革的第一步“白话文运动”却功成名就。梁实秋指出整个白话文学运动均受“外国的影响”，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胡适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六项原则”的启发，首倡白话；陈独秀积极响应，把“传统文学”定性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1920年1月1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废止文言教科书，白话文取得初步胜利。然而，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成立，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恢复学校的文言教育，与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杨荫榆女师大事件的爆发，章士钊黯然下台还遭到女学生们抄家。白话文运动最终奠定胜局。
三、转于共产——汉字简化
以废除汉字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国走到白话文运动已至尽头。国民党信奉精英治国，虽然政府腐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核心要员却个个学富五车，明白文化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孙中山等国民党元老对新文化运动均持负面意见。废文言扬白话已经是国民党所能做到的极限。然而新文化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字或文学改革，还引进了共产主义并最终将政权交到了共产党的身上。
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主要来自“五四”运动中的留日派，而胡适等欧美留学生大都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意见。然而事与愿违，胡适到头也没有意识到：恰恰因为他不遗余力地根除中国文化，才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共产主义的目标乃世界大同，没有国家和民族之分，自然也不存在民族文化。共产主义社会只允许一种文化，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只允许一种语言，就是俄语，其余都是打击对象。新文化运动如想成功，共产主义是唯一的选择。于是汉字拼音化的重任便落到共产党的身上。
如果说白话文运动是受外国的影响，那么，本朝的汉字拼音化则直接来自苏联的指示。1931年9月26日，“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海参崴举行，中共代表瞿秋白等人与苏联共同草拟“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并发表中苏双方13条共同宣言：“中国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划来拼音或注音。”
1935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部分采用钱玄同的方案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然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听闻后气愤异常，冲入蒋介石的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 此后又多次扬言，不收回简化字，他将不再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任何会议。蒋在戴季陶的“威逼恐吓”下，不得已以行政院的名义颁布训令暂不推行简体字。1952年，蒋在台湾又一次提出汉字简化，但遭到著名学者胡秋原等名流的猛烈阻击，最终不了了之。
汉字改革在国民党一方遭到重重阻力，而在共产党这边却由于苏联的鼓噪而高歌猛进。193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文应协助世界各民族改用俄语。1950年斯大林指示将协助中国废除汉字：“全人类的语言文字都要通过统一的民族语走向区域语，而实现共同的世界语。” 在新文化运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双重动力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该协会的初衷是废除汉字，创立一种新文字。折腾半年后，老毛也看不下去了，指示：“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至此，汉字简化才成为文字改革的方向。1953年3月，第一批700个简体字出炉，但老毛看后很不满意，提出：“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于是再提第二稿，又被退回，原因还是简体字数量太少。文改会这回发狠了，短短两个月之后推出第三稿，收录1600多个简体字，眼看着汉字将面目全非。所幸天不绝人，印刷部门对此方案提出强烈反对，原来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根本无法一下子刻出那么多新子模。此后文改会根据多方意见几易其稿，最终《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不得不说，是中国的印刷业拯救了汉字。
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回汉字简化惹了大马蜂窝，原因在于二简字对汉字进行大手术，笔画减少将近一半，我们今天看到墙面上那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状的字大都出自二简字。二简字比假名和韩文还要惊人，看上去已经不像汉字，丑陋到即使中共元老都无法忍受。半年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最终胡耀邦一锤定音：“规范用字，不准任意简化，拉丁化拼音只作为语音符号使用。”二简字就此作废。
本朝之所以能够推行简化字，主要有两个原因：外因是苏联和“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书同文”，用世界通用语（就是俄语）取代各国文字。内因乃农村包围城市，打江山的那批革命将士文化水平偏低，文盲大把，只想着大干快上，根本意识不到文化对重塑民族魂的重要性。汉字简化在本朝事实上也有反对意见。比如钱钟书至死不认钱“钟”书，只认钱“ 锺”书，他要求自己的《管锥编》一定要用繁体字出版。类似的还有陈寅恪，他在临死前留下遗嘱，他的作品不能用简体字出版，一定要用繁体而且竖排。可惜本朝一方面政治挂帅，紧跟苏联老大哥，另一方面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们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哪里还敢提什么反对意见？因此汉字简化在大陆从未碰到国民党政府遭遇的重重阻挠。
四、合于文革——道德沦丧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代以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老毛将“五四”闯将们梦寐以求却力有未逮的事情都给办了。鲁迅名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于是红小兵们将能见到的线装书全部烧掉。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文化，于是孔庙、宗祠之类与祖宗相关的全部被拆毁。十年动乱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不可计数的文物古迹被摧毁。君不见，南京栖霞山著名的千佛岩，大大小小无数的佛龛里，所有雕像的头都被敲掉。我父母曾亲眼所见红卫兵抄家（对象为资本家），数十件珍稀字画被焚毁，堆满一屋子的木刻雕版（包括全套《本草纲目》）被扔到大街上燃为灰烬。
文化的载体分两部分：物和人。红小兵们不仅肆无忌惮地破坏历史文物，还疯狂地迫害知识分子。他们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知识分子的家中，焚书、羞辱甚至毒打杀害屋主；学校也被占据，教师成为批斗对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夫妻反目、父子相仇，师道尊严荡然无存。文革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伦理扫荡得干干净净。
文革之后，失去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开始无底线的致富之路，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文革并未彻底清算，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藐视打击态度一直延续至今。一方面，各地政府为圈钱大拆大建，无数古建筑被摧毁；另一方面，民间盗墓成风，文物走私猖獗异常。有专家称，破坏文物的程度比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直在想：胡适、鲁迅之流看到今日的盛况究竟该笑还是该哭？
五、利玛窦眼中的汉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源于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而民族自尊心的根基在于民族文化。满清落幕后，汉民族引来久违的民族自治，百废待新。这时候，中国需要的不是什么自宫式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对满清拨乱反正，找回先秦、明朝时的辉煌，以之为民族崛起的动力。然而满清遗毒太深，对朱明的歪曲丑化深入人心，留洋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悲观，转而投入殖民者的怀抱，发动新文化运动，意图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然而一个连自己文字都要废弃的民族哪里能有什么自尊心？又靠什么去与列强抗争？
备受争议的学者摩罗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中国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卖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替欧洲建立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不过是“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
这里先谈一下白话文的问题。我经常跟朋友说：不要低估先人的智慧。现代的官话源于唐，成于宋，最迟从宋朝开始，中国已出现口语与书面语分离的现象。然而直到清末，中国仍坚持文言文的写作，为什么？
首先，文言文绝不像五四洋奴们所宣称的那样难学难会。以利玛窦为例，他到中国传教，很快发现，各地有各地的语言，而书面写作又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然而，与我们所料相反，利玛窦曾如此感慨：“汉语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发音太难了，我觉得通过写文章来表达意思要容易得多。”利玛窦一生著述颇多，光收录入《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目录丛书》的就多达13部，均用标准的文言文写就。利玛窦对汉语熟稔到甚至创造出大量的科技名词：比如阳历、阴历、平面、曲面、面积、体积、锐角、钝角、三角形，南半球等等，这些词如今看来都是地道的不能再地道的汉语。可想而知，文言不仅易学，还有明显的规律性，让老外都能够举一反三。笔者还读过明末传教士之间的一封探讨儒家思想的通信，行文流畅，用词精准，如果不经提醒，我几乎以为是明朝哪位大儒的文笔。洋奴们多抨击汉语缺乏时态，表达意思不如西文精确，可在利玛窦看来，汉语虽然没有冠词、单复数等各种变化，但多用副词补充，意思同样表达的非常清楚。传教士们从未觉得文言在表达语义上有什么障碍。
其次，来华传教士无一例外均认为，汉语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语言，原因在于同音字太多，即使中国人之间交流有时也需要重复几遍甚至写下来才能明白意思。利玛窦认为，汉语模棱两可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关注书面语而非口语，中国人的辩才永远体现在笔头而非嘴上，有时住的很近的朋友之间也是书信往来而非见面交谈。由此可见，文言文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怎样的核心地位！白话文运动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割断了今人与传统的链接。
再次，文言文是上古的语言，既体现了传承，也体现了公平。中国人向来以文会友，不论你出生何地，操何种方言，学习文言的难度是相同的，甚至对洋人也是如此：利玛窦认为学习汉语语法最为轻松，可见文言对他比说话要简单地多。然而，新文化开始推广白话文，就必须先确立一种“标准口语”，可中国只有标准文言，哪里有什么“标准口语”？各地都有方言，凭什么选择其中一种方言作为共同语？而新文化闯将们本着去精华存糟粕的满清路线，将被八旗蹂躏过的南京话——东北北京官话定为中国的标准音，一锤确立了满蒙居住区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此举产生一个语言学上的怪相：世界各国均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语音为标准，唯有中国是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学习语言，造成中国独特的“经济在南，文化在北”的经济文化相分离的奇观。
如今，白话文的推广又朝灭绝各地方言的目标进发。中国文化中，雅文化存身于文言，而俗文化则显现于各地方言之中。文言文的废弃已经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而灭绝方言又推倒了中国文化的根基。爱新觉罗氏大概都没料到，他们制定的以满代汉的文化政策，居然在满清覆灭一百年后开花结果。
最后谈一下被钱玄同、鲁迅等人欲除之而后快的汉字。鲁迅喻汉字为“结核”，可他顶礼膜拜的洋大人似乎有着不同的见解。还是以利玛窦为例，他与其他传教士一样认为汉字非常难学，“给记忆带来沉重的负担”（我认为英文单词需要的记忆量远超汉字），但他同时指出汉字具备许多西文没有的优点：一、通用性。汉字具有不依赖读音的表意性，中国各省，甚至东亚诸国虽然各自语言不同，但都能通过同样的汉字进行交流。二、表达简洁。汉字描画符号式的书写方式本身就蕴含着复杂的语义，可以通过寥寥数语清晰道出各种含义，而西文啰嗦半天也未必讲得清楚。
为何明末传教士对汉语的感受与新文化闯将们迥然相异？这就是明和清的差别。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赞赏：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虽然“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但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利玛窦感叹于中国的文明，因此能够客观地评价汉语，可惜这样的评论不是五四青年们想要的，他们要为中国革命乃至他们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中国文化乃至汉语莫名其妙地成为牺牲品。如今文言文废除了，汉字简化了，汉语拼音普及了，中国因此发达了吗？这个全民腐败、笑贫不笑娼、道德沦丧的国家就是新文化闯将们想要的未来？
六、被淹没的反对声
其实新文化运动从开始就有一些重量级的反对意见。“国父”孙中山曾说：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孙中山已经意识到新文化可能带来民族道德的崩溃，同时他对胡适等人醉心的新诗也提出精辟的批判：“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为验证国父“中国已无诗”的预言，下面贴一段轰动朝野的羊羔体《徐帆》：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墙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
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作者车延高荣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榜单，众多网友怒斥为“鲁迅文学奖”是亵渎鲁迅之名的伪文学奖。其实，这是网友对鲁迅美丽的误解；恰恰相反，这样的口水之作才真正反映了鲁迅废除文言，铲除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成果。
用白话写出的那也叫“诗”？所谓的“新诗”与散文有什么区别？即使经典的古白话小说《西游记》、《红楼梦》等也没有蠢到用白话去写诗。上面的羊羔体精确印证了孙中山的预言：“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
看过孙中山，再看蒋介石对新文化的态度：“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恐怕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 蒋对新文化闯将们心理的剖析透辟入微。
谈完政客，再谈学者，缅怀一下淹没在故纸堆里的学衡派——中国最后一批清醒的知识分子。学衡派的大本营在国立东南大学，1922年1月《学衡》杂志的刊行，标志着该派的诞生。《学衡》杂志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反对新文化，有意思的是，该派的支柱人物几乎均为留美学者，比起新文化小将们留日留欧留美混杂的局面要整齐得多。
《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在哈佛大学执教十年，培养出大批汉学人才，回国后先后于南开大学和东南大学任英文系或洋文系的主任，是罕见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梅光迪在美国留学期间就经常与胡适激烈辩论，胡适回国后开展新文化运动，而梅光迪归国后为抗衡新文化，与被誉为“哈佛三杰”的吴宓等七人创办《学衡》。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从点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阻击，有力的论证至今看来依然振聋发聩。
学衡派首先将中国腐败的根源与儒家思想隔绝开来：“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同时也将满清等毒瘤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出来：“中国近世之病根，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从根基上为儒家思想（中国文化）正名。
学衡派还明确指出文言文相对白话文有两大优势：一、文言文具有跨地域的通用性：“（文言）字形有定而全国如一、（白话）语音常变而各方不同”。二、文言文通达高雅，白话文就文学性而言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白话文一旦成为文学正宗会摧残中国文学的优美形质。
另外，梅光迪等人也对中国文化殖民地的现况进行抨击：“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唯欧西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欧化之威权魔力，深印入国人脑中。故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否，即可‘畅销’”；“国人又经丧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时髦举动，为戈名邀利之捷径。”而学衡派诸将作为对西方文化真正了解的知识精英，知道中西差异过大，中国根本不可能学到西方的精髓：“ 然欧化之真髓，以有文字与国情民性之隔膜，实无能知者，于是作伪者乃易售其术矣。”
西方文化的精神说到底就两个字——自由。而新文化却用搞运动，暴力文字，党同伐异的方式办起“一言堂”，结果离“自由”二字越来越远，现实是对中西文化均弃精华扬糟粕：“言政治经济，则独取俄国与马克思，言哲学则独取实验主义。” 吴宓撰文：“今新文化运动，于中西文化所必当推为精华者，皆排斥而轻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
最终，作为胡适的同乡兼朋友，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对新文化倡导者们作出精辟的论断：“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拟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举改革旗帜，以实行败坏社会之谋”。针对胡适的所谓“活文学”“死文学”，梅光迪认为文学文字从未死活之分。
可惜真理永远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胡适鲁迅之流被捧上神坛罩以各种光环之际，学衡派被选择性地遗忘。不得不说，在多数情况下，野蛮战胜文明永远是历史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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