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把善良的美称加在一切弱者头上。殊不知有些弱智之所以显得善良，仅仅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做恶的条件”---胡平，《哲思手札》
最近在网上读到有关文革大屠杀的信息，很有几番感触。首先是这些大屠杀的受害者数量之多，迫害手段之残忍，决不次于南京大屠杀；其实，参与者之众，之“普通”，让人不寒而栗；最后，感触更深的，还是这样惨绝人寰的事，居然能在发生之后如此“完美”地在几十年间几乎销声匿迹。
鲁迅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中国人的健忘一特征。不过鲁迅说的好像是古代的事。而在鲁迅死去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连在短短几十年的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这种“咄咄怪事”，不得不使我提笔，对中国人最近的一次集体“遗忘”的作一点反思。
很早以前我在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画家朋友那里听说过文革期间在广西发生的人吃人现象，包括活吃人脑等等惊心动魄而不可思议的事。我当时虽然倾向于相信，但还有几分似信非信。而在读到了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为《血的神话》）一书之后，加上在网上搜索到一些信息，我对这些发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的人间惨剧不再怀疑。
《血的神话》一书记的载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其血腥令人发指。而后笔者又在网上读到广西大屠杀，似乎更为惨烈，被害死的人数更多，也证实了我以前的道听途说。对那些惨绝人寰的细节，我没有作家莫言所具有的兴趣，所以在此我不再重复，而只想指出这些事件中的在我看来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参与者的众多和“普通”，以及手段的野蛮。而这两个特征，我认为是作为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对人性有兴趣思考的人，都无法回避，并且也是不应该回避的。这两个特征对我个人证实了一个这样一个事实：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的缺失，和“恶”的一面的凸显，在中国人中的确是一种普遍存在。
所谓“普遍存在”，在此不是指“大多数”，更不是指“所有中国人”，而是指一种远远大于“个别”的现象。就像儿童虐待一样，虽然不是每家每户都发生，但它的存在远远超出了几家几户，所以在中国这个人口世界第一的土地上，受害者就不是以几个，或几十个来记，而是以成千上万来记。这样的数目，如果仅仅因为不是“大多数”就采取忽略，那在我来看就是一种对他人的灾难漠不关心的麻木心态，也是人性善的缺失现象。
那么，人性善的缺失，或者人性恶的凸现之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在一些暂时的和表面的问题上– 如制度上能找答案是不够的，而只有在文化，甚至更深的因素- 历史和进化规律中去挖掘，似乎才能找到相对圆满的答案。所以，这是个巨大的题材，不是本篇短文和笔者的当前能力所及的。本文想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自称数学那么好，那么聪明的中国人，怎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段中“忘记”如此惊心动魄的发生自己身边的事？
笔者基本上和文革同岁，在大陆生活了三十年，现在还记得的，是一次听说过知青在乡下吃死婴的事，另一次是文革中一个教授的手指被钉过竹签的事。但这些消息传出来，都是非常小心翼翼，并且都似乎是“个别现象”。更不必说，随着时光流逝，这样的“流言蜚语”，都在众人的心中淡化，最后消失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国人害怕残暴和血腥吗？可我看到的是，但在中国民间，对日本人的残暴侃侃而谈刻骨铭心的中国人多了去。那么，是因为政府和媒体的消息封锁吗？很多人会认可这个理由，不加思考地把责任推给政府，但我个人认为，即使政府有意掩盖，民间却不可能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的。比如尽管大陆官方对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残暴有长期的的掩盖，但关于日本人的残暴中国人大都或多或少地知晓。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心态积极，凡事讲究“喜庆”，看问题总是看到积极的一面，而主动把丑陋的一面刻意漏掉？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不能完全解释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总对日本人在二战中的残暴耿耿于怀。总之，以上这几点，虽然都或多或少地是原因之一，但我总觉得，能够让如此大的事件那么迅速地石沉大海，一定还有更隐蔽的原因。
答案，还要去事实中，或者历史中寻找。有些事，单个地看，怎么也看不出什么特点来，而和其他事情对比之后，其特殊的一面就会自然显露出来。我个人认为，文革这样的灾难，在历史上是很有“独树一帜”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和它相似的事件。二战中的纳粹杀犹太人，是有组织的种族灭绝，针对性极强，所以和文革的群众运动是不一样性质的；日本人在二战中杀中国人，也有种族歧视的原因在里面，加上战争的疯狂，和文革运动也有很大的本质差异；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从我个人有限的知识来看，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有组织的迫害，和文革的群众运动还是有很大差别；法国大革命在现象上倒是和文化大革命有一比，其在最疯狂的时候，也是大概也是人人参与，胡杀一气血流成河。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极端冲突，其的后果，除了其极大的破坏性之外，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把平等和自由观念传播到整个欧洲，使欧洲文明在进化史上更上了一个台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史无前例，是因为它是一场无目的性的，无知的群众和群众之间的互相迫害。你整我，我杀你，大家都说不出个明白的理由。
毛泽东深谙群众“力量”，他知道发动群众的力量是一种达到他自己目的的既省力又“效果”最佳的手段。他个人唯一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力量”以爆发的机会。而至于爆发之后如何操作，从来对领导万般体贴的群众们是不会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操心的。也是在这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智慧”比斯大林还要“高”一筹。
不是吗？湖南道县就是“红派”与“毛派”之间的残杀。两派都自以为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挖眼，凌迟，火烧，活埋，摔死儿童等等各种人类文明的“创举”，都在群众运动中此起彼伏地再现了，哪里还需要毛主席的指示？据“血的神话”一书记载，湖南道县短短的三个月间就害死了9千多人，而广西的大屠杀更是配合着吃人的惨剧，害死了更多的无以计数的人。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能统计。据网上的消息，邓小平说过，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网上来源）。
显然，这样的惨剧，把责任简单地推给制度，或者共产党，似乎都是非常牵强附会的。但是，又有谁愿意把这个责任推给自己呢？那些在屠杀中挖了别人眼睛，吃了别人的脑髓心肝的人，不大都在事件之后平平安安成了“受害者”吗？好多都不但不被受惩罚，还得以善终。这，就是“遗忘”的好处。
逃避责任，是集体主义给个体带来的最大好处。因为，无论做了什么事，责任都不在个人身上。一句“大家都是这样”，就可以免掉各种惩罚，甚至良心的惩罚。面对着这种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家似乎都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恶魔俯身，让自己作出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遗忘，自然地变成了群体的最佳选择。
在这种集体遗忘下，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唱一和，在历史的一治一乱的重复中，写下了一部在人性上没有任何进步的华夏文明史。在乱世之中，太多的个人都找到借口宣泄自己，和着“大多数”一起滥杀无辜，而在和平时期，官方封锁信息，民间主动配合，大家又开始“忘记”过去，一心向前，在人性枯竭的脸上强拉出一份欢笑，扮演起一片“盛世”的“繁荣”。
当然，不光是被遗忘了的，还有正在发生的，如法轮功的成批受酷刑折磨，高智晟的被非人地折磨致死，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们的滥用职权，对超生者的非人性处理，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积极思维方式”刻意回避的。
可悲的事，遗忘，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谁也不能担保悲剧会仅仅因为“遗忘”而不再上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就得改写了。回到本文开篇引用的胡平的话：“人们总是把善良的美称家在一切弱者头上。殊不知有些弱智之所以显得善良，仅仅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做恶的条件”，不难看出，往事之所以不堪回首，正是因为这些残忍不是出于，或者完全出于统治者之手，而是出于“你”，“我”，“他/她”，等等，这些所谓的“普通人”之手。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民众中没有善良的无辜的人，而是说民众中的“恶”，是非常隐蔽的，而且是大量存在着的。“大众”，决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各种人为灾难中都是“受害者”。对于像文革，或者“大跃进”等等这些群众运动中所产生的血腥事件，“大众”，“老百姓”，往往比运动的发动者有更直接的责任。所以在此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此文的读者，能否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再来一次大乱，作为中国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信念，使你不会投身于运动中，成为残杀生命的一员？
2012年11月26日， 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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