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随想“，可是也太随意一些了，有没有历史依据和佐证呢？虽然不是要lz吊书袋

可是，基本的历史阐述得多多少少靠谱一些吧。关于义和团前后的教会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转变。且不说明末清初天主教的真正上层传教路线，即便是清朝后期以来传教（天主教和新教都包括）也是素来是依赖慈善事业为“敲门砖”的，从清朝后期到民国时期，大量的孤幼院、教会医院、教会医疗、教会学校、教会救济都是慈善事业，而比义和团早得多的“天津教案”不就是因为育婴堂的谣言而起的，可见当时教会并不是单纯传教，而不重视慈善。（另外，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教会做慈善事业，就是“走上层路线”。）而一系列的教案倒是从某些侧面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对这些“教会慈善”并不买账。而且，并不能说在庚子事变之前，教会对于中国教众的选择就是低标准的，并不是只要出身底层就会增加入教的希望，不要忘了当年洪秀全就是被教会拒绝的。另外，谈到退还庚子赔款的事情，很难说是（主要）由西方宗教界发起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长都参与了给西奥多·罗斯福提供建议和咨文的事情，特别是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更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接受庚子留学资助的中国学子不被要求入教，根本就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庚子退款是当时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前期是清廷后来是民国政府）之间的行政行为，怎么可能会附加宗教信仰条款，假使加了这样的宗教信仰条款才是不正常的，因为跟不上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顺便说一句，庚子退款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虚报损失帐目导致中国的赔款额度过大，而且即使是从1909年开始退款来说，也并不是中国不再支付赔款而美国直接退款的这种情况，事实是，中国依旧每年按照原订的每年比例支付赔款，美国把每年得到的这部分还给中国搞留学教育。至于美国退还赔款，也是条件多多，一开始就想利用退款为筹码在粤汉铁路条约当中渔利，这才导致了退款延宕到1909年。而后又否决了袁世凯希望将部分赔款用于加强中国东北国防建设的请求。其实，既然多收了中国赔款而且也决心退款，美国原则上根本就没有理由限定中国政府对赔款的使用方式。）再谈到日本是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目标，要看你怎么来谈这个问题，至少当时日本驻华参赞杉山彬就是跟克林德一同被打死的。至于lz最后说到的中共和义和团的相似性和所谓的密切关联，倒还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义和团能够“不完全”依赖官方力量而搞起来，主要的不是什么所谓的“内在的自豪的文化精神”，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的特殊组织形式，中国传统社会官方系统多建构在县一级，村乡一级的基层多是“非政府化”的依赖宗族、乡绅势力而形成的“松散”（这里是是相对于“政府行政体系”而言）结构，这正是清朝后期可以出现曾、李等从团练自保武装起家的汉族势力的原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早期也恰恰是依赖于这种村乡基层社会结构的，至于后来愈演愈烈，则明显跟（地方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有关，山东的义和团早期的兴盛离不开毓贤的扶持，而随后在山东的基本绝迹则不可忽视袁世凯的铁腕，至于随即而来在京、津、河北等地的大行其道，则是中央政府（早期的暧昧一直到最后的利用）和袁世凯在山东对拳民的镇压与驱逐这两方面合力的结果。如果从对于传统社会基层机构的依赖程度来说，义和团倒是跟民国政府更有相似之处。而中共的社会改革目标恰恰就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摧毁这种传统社会基层结构。说实话，中共及其改革本身的“现代性”是诸如义和团运动这类传统社会运动所根本不可比拟的。另外，我比较好奇的是lz经常提起的在义和团运动中体现出的“中国民众有内在的自豪的文化精神”是指什么。拜神、喝药符、扶乩、神鬼上身这类东西算不算令人自豪的文化精神？大多数拳民连字都不识，他们所理解的文化精神又是什么？如果lz要说是中国农民身上的朴实、诚恳、勤劳、怜悯等美德的话，这些似乎都是常态性的存在，有什么在义和团运动当中特别突出的？